公元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之后，应该说就是梁思成陷入无尽落寞孤寂的开始。虽然说他那时还没有彻底陷入批判的落寞之中，一双令他骄傲的儿女也时常来看望他，但独自一人生活中的孤寂总是难以释怀，遥想林徽因在世时那每天从不间断的“下午茶谈”是那样的热烈而愉快，遥想林徽因在世时诸多朋友学生像走马灯式地进出新林院8号的那份忙碌与热闹，遥想林徽因在世时家中谈笑风生的情景实在让人时常想念，遥想林徽因在世时偶尔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起的争执也是那样的温情脉脉……而如今，徽因已去，思成独守，有谁能够读懂这位学养深厚的建筑学家的深邃思想，又有谁能够从心底欣赏这位风趣幽默的艺术大师的语言神采，还有谁能够领会这位视北京古城如自己生命的守护神的拳拳赤诚呢？
这样的日子梁思成一直坚守了7年，直到公元1962年与林洙结为伴侣之后才有所改变，但有了林洙做伴，梁思成却失去了儿女的亲情，特别是女儿梁再冰还与父亲之间发生了长达3年的“冷战”，虽然后来终于冰释前嫌，但这时病弱的梁思成已经迎来了“文革”前夕更加孤寂的岁月。对此，林洙曾有过这样一段文字回忆：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件事始终梗在我的心中，就是我们与再冰之间的不愉快，这事虽然不是我的过错，但总是因我而起。思成与再冰之间父女情深，他对再冰从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思想和缺点，他们常常谈心。而现在，他们疏远了。因此我更加感到我们的结合，思成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内疚，又无能为力。
1965年，再冰突然来电话说她即将与中干（她爱人）同去英国工作几年，行前要来看我们。我为他们父女关系的缓和感到欣喜与安慰，同时也还有种说不出的复杂心情。
那天再冰、中干带着孩子来看我们，她走到我面前，直视着我伸出手来，紧紧地一攥，我的心随之颤抖了一下。我知道，这深深的一攥，表示她对我的谅解，表示她远行前把父亲和外婆交给我的重托，我几乎掉泪。
两天后我出发到延庆参加“四清”去了，所以没有为她送行。在她行前，思成带着老太太去看她，他们一同照了相。分别时再冰突然搂着思成亲他，哭得十分伤心。她到伦敦后虽然来信，也只能是平安家书。
没想到几年后等再冰回国时，思成已住进北京医院。她永远失去了过去那个乐观、诙谐和朝气蓬勃的父亲，再冰说，“他不爱说笑了，也不像过去那样有信心和开朗了，有时似乎茫然若有所失……我在心里流下了泪。”
后来虽然再冰常到医院看他，在1971年的除夕，她为了让我休息，还来陪思成过了一夜。但她始终没有寻找回来过去的梁思成——他亲爱的爹爹。
不过，从客观上来说无论是梁再冰还是林洙，她们都只能是梁思成部分生活和情感上的慰藉与伴侣，她们谁也不能替代林徽因所给予他的心灵与思想上的慰藉、愉悦和认同，这从公元1963年发生的一件小事便可窥一斑。公元1963年春天的一天，林洙在家等候梁思成回来吃午饭，可是左等不见梁思成回来，右等也没有梁思成的影子，直到下午一点多钟林洙刚开始吃饭时，梁思成才手捧一盆仙客来回到了家。吃完午饭后，梁思成挨着林洙坐下握着她的手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去。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对于梁思成的这番话，林洙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回答了。后来，林洙在文章说：“但我却深深地自责了，为什么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极娇嫩敏感的，它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
是的，正如林洙所说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间的感情应该受到人们最大的尊重，他们这一对“黄金组合”，是任何人也不能替代的。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无论是梁再冰还是林洙，她们对于梁思成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同样不可能像林徽因那样能够予以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有一件事林洙至今对梁思成还怀有愧疚，那就是发生在拆除北京古城西直门时候的事。对此，林洙曾这样回忆说：
1969年冬春之交，北京市民为了执行“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向城墙要砖。他们从四面八方疯狂地扑向城墙，带着扫除封建制残余的一腔仇恨，无情地破坏着，仿佛拆除了城墙也就是铲除了残留在人民心中的封建思想。
当思成听到人们拆城墙时，他简直如坐针毡，他的肺气肿仿佛一下子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气喘。他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极大的兴趣。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
“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吗？”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我马上改变语气，轻松地说：“告诉你，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那亲爱的丈夫的健康。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我俯下身，在他的头上吻了一下。但是晚了，他像一个挨了呲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也许没有人能理解这件事留给我的悔恨与痛苦会如此之甚。因为没有人看见他那一刹那痛苦的痉挛。在那一刹那我以为我更加理解了思成的胸怀，但是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感到那时对他的理解还很不够。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会勇敢地跑到西直门去，一定会的。
也算是对梁思成的一种慰藉吧。对此，罗哲文先生后来回忆说：
1969年夏，西直门的厄运临头了。为了修地铁，西直门瓮城必须拆除。西直门本来已经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只是由于拆除非常费力，所以在“文革”初期还没有人来顾及它。文化部门已经瘫痪，无人来管，就只好任它去了。我当时已无班可上，但也还在以个人的力量，有时和其他同志一起，关注着文物保护的事情，并尽一点力所能及的绵薄之力，如北京古观象台的保护、甘肃炳灵寺的保护等等。有一天我从西直门经过时，看见城楼和箭楼都搭上了脚手架，看起来不是维修，向在场的工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要拆。我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因为它不像古天文台那样，具有科学的价值，能向周总理反映。于是我只好用自己买的国产相机和国产胶片拍摄一些照片留作纪念。先是拍了城楼搭上架子的照片，过些日子，又去拍了拆到一半只余立柱的照片，又过了一些日子，再去拍了拆除闸楼、闸门的照片，最后还拍了拆除出元代和义门城楼遗址的好些照片。
罗哲文先生在回忆中所提到的元代和义门，就是梁思成所说的元代小城门。那么，这个元代小城门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值得梁思成如此关注呢？
原来，西直门最初是元大都时期西城墙中间的“和义门”，到了明朝永乐年间修缮时被包裹其中并更名为西直门。之所以更名为西直门，据新华社记者王军解释说：“‘和义’与‘西直’之义相通。古以西方属‘义’，又有‘师直为壮，壮则胜’之说。直，有理，理直，即为‘义’。故将‘和义’改为‘西直’。”其实，西直门并未充当什么“师直为壮，壮则胜”的作用，在明清时则是夜晚由北京西郊玉泉山向皇宫大内运送泉水的通道而已。公元1969年拆除西直门箭楼时，这个被包裹其中的和义门才得以重见天日，并从其粗劣建造中获悉当年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建筑构造特点，这也许就是梁思成较为关注的原因。然而，和义门重见天日不久由于当时“文革”风雨正浓，文物考古部门陷于瘫痪，无力顾及，只好任由拆除工人毁坏无余，好在当年罗哲文先生有先见之明拍摄了几张照片，否则今天的人们也许将永远无从知道当年西直门的原来风姿了。
罗哲文先生当时保护文物古建筑的努力也许不为梁思成所知，但罗哲文先生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授业恩师，只是因为政治原因不希望给恩师再增添“罪行”罢了。好在到了公元1972年春节时，在“文化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罗哲文先生得到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保荐”回到了北京，并立即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恩师梁思成，这不仅极为难得地暂时缓解了梁思成的落寞之情，也使罗哲文先生最后一次得到了恩师的教诲。对此，罗哲文先生后来在回忆恩师梁思成十件事的“临别赠言”中这样写道：
在十年浩劫中，听说先生受到了各种难以忍受的批斗，但又听说他能理解，处之泰然。只是对一些古物、书刊被毁而伤心。
我想他会相信这样的日子长不了，党和人民终会胜利的，所以我很放心。但我不敢去看他，怕增加了他的“罪行”，因为我的罪名也是很多的。
公元1972年的春节，文化部干校突然开恩让我回京探亲了。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批准恢复《文物》、《考古》两个刊物。经王冶秋同志推荐，国务院已下调令要我到《文物》月刊去工作，干校阻拦不住，才让我探亲的。我回到北京之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听到先生已住在北京医院的消息。我找到病房，这时他正输完液，看到我来了，他非常高兴。这时只有林洙同志守在他身边，她见了我高兴得几乎流泪。她说：“他可想念你们了。这几年没有人敢来看他的，你今天怎么敢来了？”我说我的罪名虽多，但都不能成立，帽子虽多都快一风吹了，我不会连累先生的，也不怕连累我。先生此时精神顿然好了起来，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特别是营造学社、清华建筑系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熟人情况。我像竹筒倒豆子般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保护古建筑工作及向周总理写报告保护古观象台以及如何保“黑帮”、“黑线”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并向他透露我可能要调回再搞文物工作的事。他更高兴了，说：“文物工作有了你这个‘保’字派，我就放心了。”临行时，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能很快从干校回来搞文物工作就太好了。文物、古建筑是全民的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的。在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改朝换代，各种战争，不知破坏了多少文物和古建筑。这次‘扫四旧’也破坏了许多文物和古建筑。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望你多多努力。”
他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时间已晚了，只好依依而别。我回干校后，果然接到了调回北京的通知。可是当我踏上归途的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为先生举行追悼会的消息，我心中不胜悲痛。我心中默祷：“尊敬的老师，你的临别赠言我当永记，一定为了保护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尽我力所能及的力量。”
确如上文所述，已经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罗哲文先生，不仅始终遵循恩师梁思成“临别赠言”的教诲，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文物保护的新规则，这也许更应该成为远在天堂的梁思成的最好慰藉。
当然，除了罗哲文先生之外，还有“胆大”者敢于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梁思成，这就是当年提出“梁陈方案”的另一位——陈占祥。对此，陈占祥在梁思成诞辰85周年时撰文回忆说：“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遗憾的是最后我连参加梁先生的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最后，陈占祥还说：“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是的，在那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下，林洙不离不弃地照顾着梁思成，使他在人生最后旅途中获得了难得的慰藉。
与罗哲文、陈占祥和林洙等人给予梁思成慰藉所不同的，还有一些极为普通的人民群众。对此，林洙曾见证了当时感人的情景：
……常常有些普通的群众见面向我打听思成的情况，其中就有几个清华的邮递员，他们总是乐观地安慰我说：“您放心，没事，早晚问题能搞清楚。”一天，邮递员老赵在安慰了我之后又叹了口气说：“我当了30年的邮差，就数梁先生关心、信任我们，他的收发章就放在门口的小茶几上，让我们自己盖，夏天准有一壶凉开水。是个好人哪！好人哪！您放心吧！”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清华经验”在全国、全市传达以后，一天一个青年木工找到我家，一定要见思成，向他请教《清式营造则例》中的问题，他急切地说：“再不学就要失传了。”
又有一天，一位白胡子老头，捧着一个大西瓜到北京医院去看思成，原来是抗日战争前给思成拉包月车的老王，老头哈哈笑着说：“早就听说您回北京了，就是打听不到您在哪，现在听了文件（指传达‘清华经验’的中央文件）知道您在这儿，这才来看您。”他还特意跑到清河镇去为思成要了些瓜篓子种在我们的院子里，说是它能治肺气肿……
这就是人民对于他们心目中的“好人”梁思成的敬重，然而这能够化解郁积在梁思成心中多年的落寞与孤寂吗？
公元1969年10月7日，住在北京医院里的梁思成接受了一项“光荣而重大”的政治任务——接受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访问。据说，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的，所以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特别是清华大学军宣队的刘主任还一再地向梁思成交代说：“你可以随便地和她谈谈体会，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千万不要像检讨似的谈话，千万不要认罪检查。她是国际友人，可不是红卫兵。”然而，正如刘主任所担心的那样，梁思成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往日诙谐幽默风趣的学者梁思成已经失去了奕奕神采，他接受采访时的谈话完全是当时最为空洞的政治语言和口号，没有半点昔日学术演讲时的口若悬河。当然，这也许正是当时梁思成所能想到的话，他正是按照刘主任所交代“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去“完成任务”的。然而，这不是作家韩素音所了解和想了解的梁思成，但这却是当时最真实的梁思成。
是的，视建筑如自己生命一样的往日梁思成已经不复存在，今日的梁思成只想迫切地找到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的答案，以及“建筑的民族形式”和“建筑的社会主义内容”到底应该如何诠释。应该说，这时的梁思成是一个被抽去了灵魂的人，或者说是被包裹在政治铁甲里的“套中人”，但他却没有完全失去思想，他一直想解开上述的“学术”之谜，也想紧紧跟上政治形势好早日恢复他极为看重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荣誉——中国共产党员称号。虽然两年后梁思成真的如愿以偿，被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但这时他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弥留之际，并将困惑与落寞一同带着“请教”马克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