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9年的一天，和以往的每一天一样，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过，对于清华学子梁思成来说，这一天却非同寻常，因为这一天不仅决定了他一生的幸福，也将决定他一生事业的方向。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天所发生的一件事，从一定意义上也改变了中国学界的原来格局，或者直接说将为中国学界增添一门新的学科。那么，这是怎样的一天呢？这一天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这就是极其平常的一天，如果说有什么不平常的话，那就是这一天梁思成认识了一个女子，一个在20世纪中国文坛引起一个浪漫而经典的爱情故事、并使之延伸到21世纪依然引起大众都特别关注的女子。这个女子就是曾任北洋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民家的大小姐——林徽因。
公元1904年6月10日出生在浙江杭州的林徽因，按照梁林俩人的一生挚友、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费慰梅女士的说法，她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不过，梁思成与这位“天生的艺术家”林徽因的第一次相识，不仅没有现代人的一点浪漫可言，似乎“年轻的思成看上去还略显拘谨”，并给后人留下了两道谜题。那就是他们到底是何时相识？第一次相识的具体地点在哪？对于这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无论是梁林俩人的亲人朋友，还是诸多书刊资料中，竟然给出了多种答案，让今天的人们颇感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据林洙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中是这样写的：“1920年他初识林徽因是她刚随父从英国回来时，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任公的挚友，两家有意结成儿女亲家。”而费慰梅女士则说：“徽因生命中崭新的、重要的一页，自1919年铺展开来，这年她15岁。梁启超和林长民结为好友。两人有同样在日本待过的背景，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担任高官。两家门当户对，于是他们想以启超的爱子思成和长民的爱女徽因的联姻，使两家结为亲家。这一年，两个年轻人在‘正式介绍’之下认识了……”不过，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却又是另一种说法：“当时妈妈年仅14岁，正在培华女子中学学习，爹爹17岁，是清华学堂的学生……”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梁林俩人初次相识的时间竟有三种说法，分别是公元1920年、公元1919年，以及梁再冰所说的“妈妈14岁”和“爹爹17岁”的公元1918年。这是关于梁林俩人第一次相识所留下的时间谜题。
关于梁林俩人第一次相识的地点问题，梁再冰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们首次相识是在梁启超的书房中。”而如果按照林洙的说法，梁思成初识林徽因也就是他第一次前去拜访林徽因时，那就不可能是在“梁启超的书房中”去拜访，而应该是到林家——北京景山后街雪池的林长民寓所。然而，对于这两个地点，费慰梅女士则没有提及，只是含糊地说：“两个年轻人在‘正式介绍’下相识了。”至于在什么地方相识，她并没有明确告知。
如今，距离梁林俩人的初次相识虽然已近一个世纪，但要想揭开这两个谜题，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首先，林洙所说梁林俩人第一次相识，是在林徽因刚从英国回来的公元1920年，而事实上林徽因是公元1920年夏天才前往英国，回国时已是公元1921年的秋天，很显然公元1920年从美国回来的记忆是错误的。其次，根据梁林俩人及其家人回忆文章中的记述，他们相识后并没有影响各自的原来生活，且不久林徽因就前往英国，由此可知他们相识在林徽因出国的公元1920年夏天之前。那么，梁林俩人初次相识是否像梁再冰所说，“当时妈妈年仅14岁”和“爹爹17岁”呢？如果按照梁再冰的说法，再结合中国人习惯只说周岁的传统，这一年应该是公元1918年，这与林徽因前往英国的时间相距两年之久，很显然并不是梁林俩人“相识不久”。而据梁思成和费慰梅等人关于梁林俩人相识时梁18岁与林15岁的记述，这一年既不是公元1918年，也不是公元1920年，而应该是公元1919年。如果再说得准确一点，应该是在公元1919年的夏天，否则也不会有后来梁思成所说林徽因告辞时那“轻快地将裙子一甩”的情景了。
另外，要解决梁林俩人第一次相识的地点问题，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梁思成曾撰文回忆他与林徽因第一次相识时的情景，他说：“特别令我动心的是，这个小姑娘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翩然转身而去的那种飘洒。”在梁思成的这一回忆中，其中的关键词是“起身告辞时”，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相识时并不在林家，而是在梁家。这就从另一方面验证了梁再冰所说，他们第一次相识是“在梁启超的书房中”的说法，而不是林洙等人所说的是在林家，否则哪来的“小姑娘起身告辞”一说呢？
那么，关于梁林俩人第一次相识的时间和地点为什么会出现误差呢？记得，梁思成曾在回忆文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那就是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建筑这个专业作为自己终生事业的原因，他说：“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集艺术和工程技术于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欢绘画，所以也选择了这个专业。”在梁思成的这段话中，除了透露他之所以选择建筑作为自己专业的这一重要信息之外，其中“第一次拜访林徽因”这几个字，非常容易给人以误解，导致许多人都把“第一次拜访”当作了“第一次相识”，从而演变出了以上关于他们第一次相识的时间和地点的种种误解。今天在此郑重声明：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第一次相识，是于公元1919年夏天在北京梁启超的书房中，请今后切勿讹传。
其实，人们对于梁林俩人第一次相识的时间与地点之误解，不仅丝毫也不妨碍我们了解梁林俩人之间的爱情往事，也证明了人们对于梁林俩人那段经典爱情的关注，同时还为诸多文学作者留下了更多的揣测余地和想象空间。这岂不是梁林俩人赋予文学的一种魅力？
抛开以上谜题不赘，现在让我们对林徽因的身世作一介绍。林徽因，原名林徽音，祖籍福建闽侯，是林长民与大姨太何雪媛所生三个孩子中唯一存活的。原来，林长民的原配夫人没能生育，进士出身的父亲林孝恂为了接续林家香火，便让儿子林长民迎娶了浙江嘉兴女子何雪媛为“二房”。按照中国的传统礼数，林长民与何雪媛的结合只能算是“纳妾”，根本不存在什么吹吹打打、欢天喜地的“迎娶”。正是因为这样的尴尬身份，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在官宦之家的林家并不受重视和欢迎，再加上她出身于商人家庭，不曾受过官家向来看重的琴棋书画的私塾教育，所以当林长民接着又“纳”了年轻貌美的“三房”程桂林时，她每天就只能是活在孤独、忧闷和怨艾中了。
不过，公公林孝恂和丈夫林长民对于她的女儿林徽因，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一直都充满了关爱。例如，祖父林孝恂得知孙女出生的消息时，默思良久，遂取《诗经·大雅·思齐》中“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之意，为孙女起名“徽音”。后来，因为一男性诗人名叫林微音，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歌时常与林徽音的名字相混淆，于是林徽音便改名林徽因。虽然林徽因一直得到祖父林孝恂和父亲林长民的特别疼爱，但旧式的家庭格局和林家那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对幼年林徽因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敏感、忧郁而又多思一直伴随她终生。
在林徽因8岁和12岁的时候，随着父亲林长民的事业发展和职务变迁，林家先后搬迁到上海和北京居住与生活，特别是对于后来居住了数十年的北京，林徽因与梁思成一样充满了无限的关注和感情。这是后话。公元1916年，林家搬迁到北京之后，林徽因被父亲送进了一家英国教会创办的培华女子学校就读，接受英国贵族式的西式教育。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幼聪颖灵秀的林徽因逐渐出落成了一个姿容秀丽、恰似仙子一般的青春少女，这使父亲林长民更是宠爱有加，视若掌上明珠。公元1919年，林徽因已经15岁了，按照中国旧时婚姻惯例，她已经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她的母亲何雪媛就是14岁时嫁给父亲林长民的，于是林长民开始考虑女儿林徽因的婚姻问题。其实，关于儿女的婚姻问题，林长民与志同道合的挚友梁启超早就私下讨论过，这两位在政坛和学界都鼎鼎有名的名流，因为在政见、为人做事风格、学术文化及兴趣爱好等方面都极为相近，相互之间的合作也非常默契，所以早就希望以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结为秦晋之好，从而巩固和加深两个人之间的友谊。对于林徽因，想来梁启超早就听说并亲自见过，他认为这个像冰雪一样的清纯女子，实在是儿子梁思成最佳的配偶人选。对于梁思成，林长民自然也是十分的中意，那不仅是因为梁思成的家庭背景，更因为那时的梁思成已经在清华学堂和“五四运动”中成了赫赫有名的“青年才俊”，这也是他心目中乘龙快婿的标准。
于是，在梁林两家父亲的有意安排下，终于有了公元1919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那次看似普通实不寻常的相识。对于梁林俩人在相识之前，双方父亲是否分别向他们透露过各自的心愿，以及俩人初次相识时的具体情景，今天的我们已然不能明了了。不过，可以想象得出，风流倜傥的梁家长公子和美若仙子的林家爱女第一次相见，相互给对方一定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特别是梁思成，后来在回忆与林徽因初次相见的情景时，话语里充满了一种美好和甜蜜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伴随了他终生。而林徽因呢？“如此富有朝气，广博扎实的学识，幽默不俗的言谈，毫无富家子弟的轻浮与做作”的梁思成，同样给年少但较为早熟的林徽因留下了一种深刻而心动的记忆。
如果再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或者是林长民的心愿，接下来两家就应该是进行定亲和订婚等一系列旧时礼数，然后再选定良辰吉日为梁思成和林徽因俩人举办婚礼了。不过，一生致力于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梁启超，并没有落入俗套，而是希望他们在今后的接触中自然产生感情，“自定婚姻”。即便是俩人真正的情投意合，最起码也要等到他们完成学业之后再举行婚礼等仪式，这是梁家向来看重的。所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相识之后并没有影响各自的原来生活，梁思成依然回到清华学堂继续他的学业，而林徽因在培华女子学校就读不久，便于公元1920年初夏随同父亲前往英国学习，并得以游历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和布鲁塞尔等欧洲诸多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英国伦敦的那段日子里，林徽因因为结识了中国留学生、后来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从而给梁林俩人本该平静而美妙的爱情乐章，增添了一些看似不和谐但又合乎情理的、活跃而跳动的音符。当然，对于梁思成来说还有一份苦涩和挑战。好在在梁林两家父亲那及时而强有力的翼护下，以及敏感冲动而多情的林徽因在面对徐志摩的爱情诱惑时，能够以理智战胜多情和往日的冲动，于公元1921年秋天提前返回北京，从而暂时摆脱了徐志摩的爱情攻势，接续和培植了与梁思成已经中断了一年多的爱情萌芽。
不过，梁林俩人的爱情萌芽依然要接受来自多方面的考验。考验，首先来自于梁家内部，也就是梁思成的母亲李惠仙的反对。前文我们说过梁思成的母亲李惠仙，也就是梁启超中举时主考大人李端棻亲许的堂妹，这位出身官宦之家的闺中小姐，虽然不曾接受过系统教育，但自幼熟读诗书，知书达理，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大家闺秀。不过，这位大家闺秀自从嫁给农家子弟出身的梁启超后，不仅没有半点大家小姐的坏脾气，而且在进入梁家过那种普通的平民生活时，处处体现出尊长爱幼、相夫教子等传统妇人的美德来，这使她深得婆母及梁家人的喜爱和梁启超的敬重。这样一位遵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人，对于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处处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女性林徽因要进入这个家庭，自然从心里看不惯也不愿意接纳。特别是在梁思成出车祸住院期间，已经与梁思成“约定婚姻”的林徽因不仅每天陪伴在病床前，而且还落落大方地为梁思成拧毛巾擦汗，使梁思成愉快地度过了难挨的病房生活。对此，有着浓厚封建伦理思想的梁母李惠仙认为，当时正值天气炎热的夏天，本来就穿着单薄，再加上梁思成还是衣衫不整地卧床养伤，作为待嫁闺中的大家小姐本应该小心回避才是，岂有天天耳鬓厮磨亲热在一起的道理？所以，梁母李惠仙非常不能容忍林徽因这种有悖“妇德”的言行举止，并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她进入梁家。
对于梁母李惠仙的坚决反对，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度非常苦恼，但父亲梁启超则对自己为儿子选择的这门亲事极为满意，多次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提起，并自豪地认为这种由他先选定一人后，再由孩子们自己决定的婚姻方式，实在是天底下“最理想的婚姻制度”了。有了父亲梁启超的大力支持和精心安排，随后不久梁林俩人便携手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从而远离了来自梁母李惠仙的反对。再后来，梁母李惠仙不幸于公元1924年9月13日因病去世，这无疑在不意中避免了梁林俩人婚姻时将会出现的尴尬。
对梁林俩人爱情发起严峻考验的，还有当年在英国强烈追求林徽因的江南才子徐志摩。当年，林长民为了避免徐志摩对女儿林徽因的追求，让林徽因离开伦敦跟随他的英国好友柏烈特医生一家，前往英国南部小城布莱顿度假，随后又提前结束自己的工作带领女儿启程回国，且没有告知也是他自己好友的徐志摩。自从公元1921年10月林长民父女回国后，徐志摩绝情地和几个月前从中国而来与之团聚的、已经怀孕的妻子张幼仪离婚，随后他在英国剑桥激烈而孤独地生活了近一年，于公元1922年8月也返回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志摩之所以回国就是为了林徽因，因为他刚到上海就急切地打听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约定婚姻”的消息，这使他一度大为消沉。不过，即便如此徐志摩依然没有死心，而是尽快赶往北京前去拜会林长民，虽然林家通过朋友委婉地告知徐志摩说梁林俩人已经“约定婚姻”，但徐志摩却从另外渠道得知梁林俩人并没有正式订婚的真实情况。于是，徐志摩又燃起了追求他心中女神林徽因的希望。
对于徐志摩曾在英国狂热追求林徽因的往事，以及他离婚回国后依然对林徽因紧追不舍的现状，老师梁启超对自己昔日的这个得意弟子徐志摩不能不提出严厉警告，虽然警告的由头是针对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一事，但作为父亲那种对儿子婚姻的良苦用心还是不难明了的。公元1923年新年的第二天，梁启超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齐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对于梁启超的这番规劝，一生追求完美、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追求浪漫而又坚持己见的徐志摩，似乎并没有听从老师梁启超的规劝，而是在满含感情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懈追求。徐志摩在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家信中表露无余，他说：“思成和徽因已互定终身，……我告诉他们，订了婚要赶快结婚……”很显然，梁启超对梁林俩人的爱情并不放心，他是否对固执的徐志摩还有所顾忌，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梁启超毕竟非寻常之人，他虽然希望梁林俩人订婚后尽快结婚，但又要求他们在订婚之前一定要完成学业。所以，梁林俩人真正订婚是在公元1927年从美国毕业之后，之前他们只是“互定终身”。
正如梁启超所顾忌的那样，徐志摩始终没有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特别是在公元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华期间，不仅使他有机会频繁地接触到林徽因，也使他在对林徽因追求而不得中受尽了情感的煎熬。当然，受情感煎熬的还有梁思成，因为林徽因与徐志摩在担任泰戈尔在华活动的英语翻译期间，社会舆论频传林徽因与徐志摩之风采，这岂能让正处在热恋中的梁思成安心？记得吴泳当时在《天坛诗话》中有这样一句经典描写：“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而最让梁思成不堪煎熬的是5月8日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诗人泰戈尔的64岁寿辰，北京文化界为了庆祝这位贵宾的寿辰，专门由徐志摩主持的“新月社”同仁演出了一出取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故事《奇特拉》短剧。在这出短剧中，林徽因应邀扮演公主奇特拉，而徐志摩则扮演爱神玛达那，因为剧情讲述的是充满了浪漫色调的爱情故事，所以演出人员都十分投入，情感表露得淋漓尽致，观众也反响强烈。对于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担任舞台布景设计的梁思成作何感想，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了。不过，正是因为这一出短剧所引起的轰动，再加上徐志摩曾请求贵宾诗人泰戈尔代为向林徽因表示爱意，使林徽因与徐志摩之间的传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林徽因这时已经心属梁思成，并明确拒绝了诗人泰戈尔代传的徐志摩的爱意，但这还是引起了梁林两家人的特别重视。于是，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梁思成与林徽因于一个月后便前往美国留学去了。
那么，林徽因对于徐志摩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
首先，梁从诫先生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徐志摩以西方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个人。”
其次，费慰梅在多年后听林徽因谈起徐志摩时，说：“她对徐的回忆，总是离不开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雪莱、济慈、拜伦、曼殊斐儿、伍尔芙。我猜想，徐在对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领她进入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的世界，新美感、新观念、新感觉，同时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觉得徽因和志摩的关系，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还是文学关系。”对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和父亲林长民一样天生具有诗人气质、当时年仅16岁的林徽因，虽然很容易受到浑身充溢着浪漫气味而又狂恋她的诗人徐志摩的迷惑，但“她不过是父亲身边的一个女学生而已”，她不可能对徐志摩的热烈追求有对等的反应，因为她还只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子，“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世故”。
其实，对于梁林俩人爱情的最大考验来自于他们自己，也就是来自于他们强烈而截然不同的性格。例如，林徽因性格外向，为人热情，善于交流，容易激动，个性鲜明而强烈，脾气稍显急躁；而梁思成则性格内向，待人沉稳，感情含蓄，做事认真，虽幽默但不够活泼。对此，熟悉和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几乎一生都在争吵，这似乎也验证了中国一句古老而带有哲理性的俗语——“不是冤家不聚头”。不过，梁林俩人是一对“欢喜冤家”，争吵一生也恩爱一生。他们的这种爱情范例，并不是个别现象，在中国传统爱情婚姻模式里几乎比比皆是，只不过他们属于比较典型的一对罢了。
当然，按照中国人恋爱的普遍心理习惯，两个人最初的相识与交往，展现给对方的几乎都是性格阳光的一面，所以恋爱之初相互之间或人们见到的都是俩人的恩恩爱爱，因为这是他们都被爱情的美妙蒙住了眼睛，根本不可能发现对方的缺点，或者根本就不想发现什么不和谐的爱情因素。而当恋爱双方真正进入中国人称之为“围城”的婚姻现实中之后，彼此性情中曾经隐藏的那些缺陷就开始逐渐暴露出来，爱情的阴雨天也就该多了起来。于是，埋怨、挑剔、指责、争吵，乃至于相互之间的讥讽和谩骂，几乎凡是能想到的伤害方式都不惜使用在对方身上，直至最后破裂无补拆毁“围城”，各自再去重新寻找自认为完美的爱情，但最终结果还是要回到最初的来路上。
不过，这是中国大众婚姻的一般轨迹，对于梁林俩人而言并不适用，但争吵几乎是所有家庭生活中必不缺少的“佐料”，梁林俩人也不例外。之所以将相爱俩人之间的争吵比喻为“佐料”，一是因为它鲜少忽缺，二是因为它还是增进彼此了解和感情的一种方式。例如，梁林俩人在北平时期可以说是恩爱有加，让人艳羡，而到美国留学之初虽然俩人并没有结婚，但他们毕竟已是“自定婚姻”，属于中国那个时代的“准夫妻”了。于是，在他们随后长期而频繁的接触中，相互性格中不和谐的因素逐渐浮现，特别是传统家庭观念较深的男人梁思成总认为，自己有责任处处关心和爱护自己的未婚妻，而迅速接受西方文明并融入其中享受其中的林徽因，很显然对爱情的理解是相互之间的平等、尊重和自由，她将梁思成对她的呵护看作是一种干涉或限制，因此争吵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过，梁林俩人毕竟有着很深的感情基础，且都接受过国学教养和西学熏陶，他们能够及时发现对方表示爱的不同方式，相互之间开始学习宽容和理解，逐渐减少非理性的争吵次数，并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如此看来，争吵确实是恋人和夫妻间情感交流的一种催化剂、黏合剂。
对于梁林俩人之间因性格差异而引起的争吵，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早已知晓。例如，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年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待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为了使梁林俩人顺利地闯过“刀山剑林”，享受人间“天堂”的美好生活，父亲梁启超在他们婚后不久便写信提醒说：“你们结婚后，我有两件新希望：头一件你们俩体质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为了实现父亲对他们从“地狱”到“天堂”的希望，梁林俩人不仅逐渐学会了相互宽容和理解，还懂得并极好地运用了性格互补的优势，这也是他们一生恩爱无比的不可动摇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点，费慰梅女士曾有这样一段关于梁林俩人在美国求学过程中，能够很好地体现他们之间性格互补的生动记述：“在大学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限期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与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作品。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确实，正是梁林俩人这种性格迥异而带来的优势互补，使他们在共同钟爱的建筑事业中默契配合，从而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
对于他们的这种“黄金组合”，一位作家曾用建筑术语这样来形容：“梁思成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另外，梁林俩人这种无可替代的“黄金组合”，不仅体现在性格互补上，还体现在对共同事业的追求和兴趣爱好上。关于梁林俩人共同的事业追求，我们留待后叙，在此只想引录作为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一段野外勘测笔记，来体味一下梁思成精妙的文采，也感受一下他是否与林徽因一样充满了诗人情怀。记得梁思成在一则野外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桥是那么伟大，但也能娇小妩媚。秦少游为‘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的绚丽景色所动，李健吾爱看‘直下小桥流水，门前一树桃花’，欧阳修更痛快，他偏喜欢‘独立小桥风满袖’，多么潇洒！”如此看来，谁又能说梁思成不也是一位满怀生活情趣的出色的诗人呢？
“出色的诗人”梁思成与“天生的艺术家”林徽因在北京接受一番严峻的爱情考验和磨难之后，于公元1924年6月结伴前往美国，从而开始了他们生命中短暂而漫长的真正的“黄金组合”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