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贞教授（1898~1958），儿科医院首任院长。她是我国儿科学初创阶段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一生从事儿科医学事业，为保障儿童健康献出了毕生精力。她从医学院毕业起30余年一贯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在任何环境下勤奋钻研业务，数十年如一日。她立志要为祖国下一代的健康，培养儿科专门人才，为开拓儿童医疗保健事业奠下基础。
1924年获金钥匙奖
陈翠贞出生于1898年隆冬北平一个宗教职业者家庭，是8个子女中的大姐。她自幼聪慧又刻苦勤学，自小学至医学院毕业，学习成绩几乎一直名列前茅。她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均在天津渡过，1915年改入北平协和女子大学，次年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公费留美，成为清华留美的第一批女生。1920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维斯理安大学，获理学士；并于同年被著名的约翰霍布金医学院录取，1924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其突出优异的成绩，该学院授予她金钥匙，成为学校荣誉学术团体成员。以她的成绩而论，完全可以在美国实习和获得很好的工作机会，但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的祖国正处在苦难深重的军阀混战中，民不聊生，她立志要把自己学到的本领献给华夏子孙，毕业后即毅然放弃在美继续深造，获得开业执照的机会，回到祖国从事儿科医疗、教学工作。
她历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儿科住院医师、助教和讲师。她工作勤劳，对病人认真负责，业务能力超群。她在20世纪20年代书写的病历，由于无论在内容、语句、整洁各方面均属高质量，以至到1960年中国医科大学外语教研组还将它们选为学生外语学习的补充材料。1927年她与同医院的外科医生沈克非结婚，于1929年随夫至芜湖弋矶山医院及南京中央医院任儿科主治医师，30年代又任南京卫生局特约儿科医师及南京中央大学医师。1937年“8.13”事变发生时，她同沈克非院长（该时任南京中央医院院长）正在国外参加会议，听到这一消息她立即启程返回国内投入抗日战争救护工作中。1938年随中央大学医学院迁至内地成都，在该校任教，为儿科副教授。1941年至重庆国立上海医学院任儿科学教
在抗战时期的山城，工作、学习、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讲授课程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参考书又十分稀少，陈翠贞教授在油灯下亲自编写讲稿。学生们常常看到她坐在居住的茅屋前，凭借落日的余晖勤奋阅读参考资料，补充新的授课内容。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医学院迁回上海，她不仅为学生亲自讲授儿科学全部课程，又兼任附属中山医院儿科主任，承担繁忙的门诊病房医疗任务，还关心全国儿科事业的发展。在1947年第二届中华儿科学会选为编辑，着手筹建《中华儿科杂志》的出版。当时不少具有资历和声誉的名医都纷纷开业行医，或远渡重洋另找出路，而陈教授却抱定宗旨，将培养医学人才视为已任，孜孜不倦地钻研业务和教育学生，对教书匠的清苦生活甘之如饴。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亲眼目睹党和人民政府把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满目疮疾的旧中国迅速整顿改造，使之蒸蒸日上。同时她也深受感动，更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工作热情更为高涨，特别在1957年参加全国国务会议，亲自听毛主席的报告，十分兴奋。以后她积极投入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先后任全国和上海市政协委员、市妇女联合会招待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保障儿童健康，更好地培养儿科队伍，1952年组织上决定将上海医学院3所附属医院的儿科合并建成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学院，任命陈翠贞为院长，后改为儿科医院。她感到这是党和上级交给她的重任，毅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这项工作，使儿科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初具规模的儿科医、教、研基地。1955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内第一个儿科系，任系主任。在50年代末期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急需的儿科专业人才，而今他们都已成为国内不少医学院校的儿科栋梁。
热爱儿科艰苦创业
陈翠贞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抱定要为祖国儿童保健事业奉献毕生精力。在国外学成后立即返回祖国。在旧社会艰苦动乱的日子里，她坚守自己医治病孩、教育后代的岗位。新中国的到来给予她舒展宏图的机会，然而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条件还十分困难，但在党的信任和支持下，在群众的拥护下，她不畏艰难勇挑重任。
创办儿科医院在1951年上海医学院计划将附属医院按科分院时，陈教授提出儿科是以年龄划分的，服务对象具有生理病理上各种特点，应成立专门为儿童服务的医院，这一正确倡议得到上级同意与支持。1952年春任命陈教授为院长，着手筹建儿科医院。建院之初人员来自红十字会、中山医院和西门妇孺医院，力量薄弱、操作制度与工作常规均不一致，物质条件又很差，她本人一向从事学术业务，缺乏行政工作经验，建院过程中遭受很多困难，但她鼓足信心和勇气去完成任务，这种精神也鼓舞了大家。在她的领导下，儿科医院业务迅速发展，从30张床位一年内增至120张床位。1953年为了适应医疗、教学的需要，卫生部决定拨款兴建一座新型的儿科医院。她见到儿科事业受到重视，前途远大，非常兴奋，亲自到各地选择基地，研究设计图样，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听取群众意见。基建过程中经常督促检查，并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如新医院床位扩增后，所需被服缝制后无处存放，陈院长就主动腾出家中房屋来存放。1954年迁入新院址后，儿科医院的床位很快从150张增至250张，门诊从每日200人次增至800人次，临床科室也从单纯的儿内科扩大到具有儿外、传染、中医、口腔等科室的综合性儿科医院；设备仪器也逐步添置，使它成为建国初期较早建立的一所供医、教、研基地的正规化儿科医院。
建立儿科系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培养大量儿科医疗保健人员的形势，卫生部于1955年决定要上海第一医学院建立儿科系，由陈翠贞任系主任。当时国内尚无建立儿科系的成熟经验可以借鉴，一切要从头开始，要从一个儿科教研组扩大为具有儿科基础、系统儿科、临床儿科、儿科传染病及儿外科等教研组的儿科系，人力也深感缺乏，教授人数太少，教材、讲义都要现编现用，确实是困难重重。但陈院长事业性十分强，她始终认为培养儿科人才的儿科系正是她梦寐以求的，天大的困难也要去克服，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她积极支持和鼓励大家建立信心，启用青中年教师担任各教研组负责人，并给予重点进修培养。亲自带领同志们学习俄语，学习苏联建儿科系的经验，且征求全国各地儿科专家们意见，使儿科系在很短时间中奠定了基础，开展教学活动，把于1958、1959、1960年毕业的三届学生，顺利输送全国各地，增强了儿科战线上的新生力量。
筹划支援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并从全国大局出发决定将儿科系迁渝正当儿科医院、儿科系处于从建立、奠基走向发展的时期，卫生部又交下刻不容缓的支援重庆医学院建院的任务。陈院长为了祖国的需要、为了内地儿科事业发展，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此光荣任务。虽然该时我院医、教、研工作十分繁重，却仍积极抽调得力的业务和行政骨干近30名支援重庆医学院儿科医院的筹建和儿科系的搬迁，她还兼任该院院长，并亲自去重庆指导。她树立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只想到国家需要、别人的困难，而不考虑自己面临的艰辛。
一贯重视儿童保健事业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年代，儿童遭受的折磨更甚于成人，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以上。陈翠贞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儿科医生，为促进国民党当局对儿童健康的重视，她参加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任成都分会主席。她在1941年离开成都时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虽然国民党政府对儿童保健漠不关心，但她始终认为开展儿保工作是儿科医生责无旁贷的任务。当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任中山医院儿科主任时，就在困难条件下开辟儿童保健业务，要求科内医生轮流担任，为儿童进行健康检查、打预防针。建国后儿保工作得到了发展，陈教授非常高兴，委派下级医生脱产参加上海市妇幼卫生展览会筹备，使妇幼卫生知识能普及到广大群众，又定期派医生到托儿所幼儿园给予指导和培训。1954年底又亲自领导建立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首先在医院附近开展地段保健，建立儿保门诊，并深入儿童集体机构。她在夏日炎炎之下，亲自到里委了解情况，选择地段，逐步制订各种儿保工作规范，建立了国内较早的一个儿童保健实施和教学基地，坚决贯彻儿科医疗和预防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卫生方针。
她不仅重视学龄前儿童保健，对学龄儿童健康也十分关心。她在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曾就“加强学龄儿童的保健工作”作了发言，促使有关部门把学龄儿童保健纳入事业规划。
创办和主编《中华儿科杂志》陈教授在建国前夕就和一些儿科同道一起积极筹备发行《中华儿科杂志》，经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本杂志在1950年7月创刊。她担任杂志总编辑3年，后因杂志发行由沪迁京而易人。创办杂志的目的，正如她在创刊号的编者言中所述：为了“弘扬科学医学，鼓励学术研究，推广保健知识，促进儿童健康”、“藉刊物交流意见心得，互通消息，促进儿科发展”，并特别提出：“儿科医师素以预防与治疗并重，甚或预防重于医治。本刊对儿科预防尤以注重”。那时，除了《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生理学杂志》及《中华医史杂志》已刊出外，医学临床专科杂志尚缺，故《中华儿科杂志》的编印发行属较早者，对全国儿科专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陈教授高瞻远瞩，很早就把提高全国儿科学术水平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她还从1948年起一直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编委。
爱护病孩救死扶伤
陈院长除担负繁重的院务、教学、研究工作外，更热爱病儿，经常亲自参加医疗工作，坚持查病房、看门诊、参加会诊，星期日也常来医院检查工作。巡视病房时见到重危病儿，亲切地给予诊治，提出自己的意见。她十分重视儿科护理工作，并主张护士长应参加查房，认为护理人员不仅能提供许多宝贵的病儿情况供医生参考，而且通过共同巡查病儿，使护理同志也能进一步了解和熟悉医生的诊治要求，这样就能使医护质量共同提高，有利于病儿早日康复。在寒冬腊月，当她检查病人之前一定要把双手和听诊器弄暖和了再去接触病儿，以防孩子受惊；当病儿睡着时，她从不去把孩子弄醒，宁愿待其醒后再来补做检查……这些虽非惊人的大事，但从这些日常细枝末节之处却闪烁着陈院长时时为病儿着想的作风，也潜移默化地把这种精神教导了她的学生。
勤奋好学持之以恒
陈翠贞院长的勤奋好学是人所共知的，同事们、学生们也都常以她坚持学习的精神来勉励自己。虽然她工作极忙，社会活动很多，但每天仍挤出三四个小时来学习。她工作很有计划，又能抓住重点，办事效率颇高，开会、查房从不迟到。余下时间很少与人闲聊，总是抓紧阅读文献、书籍或伏案整理资料。建国时她已年过半百，为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她坚持每天半小时俄文广播自学，长达4年之久，成绩斐然，能带讲师、助教翻译小儿传染病教本。至今，她的家人还从她的藏书中找出她几大厚本的俄文自学笔记。除精通英语，自学俄语外，她还精通德、法二文，这对她博览群书颇有助益。在她从事医学的数十年中，经常翻阅国内外有关论著和资料，并曾于1947年和1956年分别代表中华儿科学会参加在美国和在丹麦召开的第五届与第八届国际儿科会议。她抱着虚心诚恳、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人的经验，并将自己所学心得教授于人，且能结合中国儿科具体情况应用于医疗、教学的实践。她对祖国医学遗产的学习也是十分认真的，医院举办的儿科中医讲座她从未缺席过一次。她还在第八届国际儿科会议上作了“中药治疗儿童肠道寄生虫病”的经验介绍，可见她对祖国医学的重视。政治学习也一贯抓紧，在阅读书籍时作读书笔记和发言提纲。
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陈教授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和下级医生的培养提高。她备课认真，讲课内容丰富，善于联系实际，常以具体实例作为示范，使学生获得极其深刻的印象。
她喜欢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先简述病史，
并亲自指导学生检查病儿，然后让学生开动脑筋，思考诊断及处理，作好准备，再逐一询问学生意见与作深入的提问和集体讨论，最后总结。这样能锻炼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并可及时发现错误和问题，一一加以纠正。学生一致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他们帮助很大。同时她也非常关心下级医生的学习和成长，为了督促他们参阅文献，自20世纪40年代起她就在科里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及临床病理讨论会，1957年12月与丈夫沈克非教授（中国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在家中过59岁生日
各级医生轮流承担，低年资者作文献摘要报告，高年资者则作专题综述，这样逐步提高大家阅读、综合、发表、讲述的能力。每周一次的主任查房，她不仅亲自诊治疑难重危病儿，还随时检查各级医生工作，发现问题或错误，总是详加分析以理服人，从不高声训斥。她临床经验丰富，诊治作风稳健，提出的意见忠肯而又可行，每使下级医生得益匪浅。如某一病儿长期发热，肝、脾大疑为黑热病，但骨髓穿刺屡为阴性，试用各种药物无效。陈教授查房时提出可作脾脏穿刺，因而查获黑热病体，投以特效药而痊愈。她对应用药物考虑周到，严格掌握治疗原则，权衡利弊，有根有据，实事求是，首先从病人利益出发，也不忽略家属经济负担，经常以此原则教导下级医生，寓医德教育于日常诊疗工作之中，使后辈们终生铭记不忘。她在指导讲师、助教进行科研时循循善诱，细致入微，并能发扬学术民主经常征求大家意见。审改论文时，必字斟句酌，十分认真，从不匆忙从事。她认为论著不在乎多，而在于精，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经验。她在工作时一向认真严肃，但平时对下级却十分亲切关怀，平易近人，深得同志们爱戴。
1958年4月正当她满怀壮志欲为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继续前进发挥更大作用之际，不幸恶性肺癌夺走了她刚达花甲的生命。她在遭受病魔侵袭的时候，仍不顾疾病折磨，加倍努力完成国家交给她主编的《小儿传染病学》的任务，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时刻惦记着初建的重庆医学院儿科系的工作，嘱咐将自己多年的儿科藏书赠送该系。更使人感动不已的是当她卧床不起时还想着要制订自己的红专规划，并鼓励来探望的年轻医务人员一定要又红又专。她热爱祖国儿童，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同志们心中，今将她一生中突出的贡献和优良品德重点记述于上，以勉儿童保健事业的接班人。
刘湘云，女，1920年12月21日生于上海，1945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曾任上海医科大学(现改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儿科学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附属儿科医院院长、儿科研究所所长、儿科学教研室主任。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华儿科学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发明奖特邀审查员、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妇幼卫生专家委员会委员，以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专家委员会专家等。此外尚担任《国际妇幼保健研究杂志》、《中国儿童保健杂志》、《临床儿科杂志》编委、顾问等职务。刘湘云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感染性疾病的防治和儿童保健服务，精心钻研麻疹等病的防治和抢救方法，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表彰及成果奖，协助中国自制麻疹及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取得成功。对危害儿童较广的秋季腹泻病原轮状病毒流行病学规律、快速诊断及疫苗预防也进行了研究，使此病防治水平与国外接近。在国内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70余篇，主编儿科专业教材和高级参考书8本，参编10余部国内名著，并主编儿科科普书籍6本。曾先后荣获“上海市卫生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福利会第二届宋庆龄妇幼工作“樟树奖”、卫生部中加儿童健康基金会第三届“诸福棠奖”等10多项全国、部级、市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