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搜索引擎，输入“顾文华”三个关键字，翻阅数页，鲜能找到关于这位故人的蛛丝马迹。补充“儿科医院”四字，跳出的所有网页几乎都指向他“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中医科第一任主任”的名衔。他是1917年出生，又在十一年前的冬天仓促离去。一辈子活在上世纪的他，留给世人一份份沉默的礼物。
“不是想象中的老学究”
“他性格低调，不善和陌生人交流，但兴趣爱好非常广泛。”谈及种种往事，顾文华的女儿顾珏笑出了声。在她记忆中，自己是在古典音乐的熏陶中逐渐长大的。家中常常流淌着斯特劳斯圆舞曲的旋律，走近一看，顾文华教授结婚时的照片旧式留声机里摆着父亲从旧货店淘来的黑胶唱片。
有几个地名让她印象深刻。花园饭店，原来的文化俱乐部，解放前的法国总会。顾文华常带着三个子女前去吃西餐、打现在被称作保龄球的“滚球”，顾珏的交谊舞正是在那里学成的。顾文华喜吃甜食，他最爱的糖——益民太妃糖是家里的“常客”。到了暑天，他抱着个热水瓶、穿越半个上海，到德大西菜社打回了满满一瓶冰镇的巧克力牛奶。
年轻时候的顾文华花很多时间在仪表打扮上，衣橱里挂好了英国上等的全毛花呢西装和定制大衣，穿在身上显得格外挺拔，脚上蹬一双定做的文皮皮鞋。穿西装的习惯一直延续了很久，伴随着他进入儿科医院中医科。
“他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种老学究”，顾珏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老中医的身份、众多西式的爱好在顾文华身上并行不悖，这或许要追溯到他年少时的一段经历。
1933年左右，16岁的顾文华告别父母，南下槟榔屿。他在那里上了高中，同经商的大哥居住在一起。由于“水土不服”，他身体不好，一直咳嗽，人也愈加消瘦。马来西亚流传着一句俗语：“不能生吃榴莲的人便不能在当地生存。”回国后，他闻到榴莲的味道仍会感到不适。吃过几次西药却没起多大效用，大哥又在当地请来中医帮他调理，他的身体竟一天天好了起来。这便成了一次契机。3年后，顾文华回国考取了新中国医学院，立志当上一名中医。
顾文华好学，对语言也有生来的禀赋。留学期间，他能说一些马来语，又学了一些英文，回国后又接着不断自学。“在老一辈人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普通话说得这么流利、清楚。”顾珏感慨道。他善于模仿，又爱看胡蝶、白杨那个时候的电影，普通话自然标准起来。
新中国医学院有很多广东同学，往来久了，顾文华便说得一口漂亮的广东话。被邀请去参加广东同乡会时，他这才辩解，“我是上海人，不是广东人”。
石库门里的厢房诊所
新中国医学院毕业后，顾文华遵循旧时传统，投师于上海第一等的中医儿科徐小圃门下，出门拎包，看病抄方，积攒下些许经验。随着年龄渐长，二十三四岁时，他娶妻生子，为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大连路的自家石库门辟出一间底层厢房，开始接待来看病的孩子和家长，简单地开了业。
这个初出茅庐的儿科医生并未听到太多敲门声。然而，声名被医术一点点撑起，人们认准他看病“又好又快”，厢房渐渐热闹起来，一天到来的八九十个病人还不止。当时甚至流传着“前脚到诊室，后脚孩子就不发烧了”的戏言。
平常的日子，顾文华八九点开门营业，病人们挨个拿号、排队看病，急诊优先，有些早的七点多已候在门外轻叩。一般吃好晚饭、看到天色暗下来了，他便结束一天的诊疗，但晚上被要求外出出诊的次数也并不少。他没有用过助手，诊疗、抄方一人揽下，一开始用毛笔一横一竖写方子，后来换成钢笔，速度始终很快。
他开的处方有一个特点：药味最少，花钱最少，“绝不像现在的中医药方，一开大半锅，水倒下去只看到药不看到水”。依照他的阐述，“君臣佐使，清清楚楚”，各式药味区分明确，绝不会简单地堆砌。这一习惯陪伴他终身。进入儿科医院中医科坐诊后，“外感风寒，气机不舒”，四字四字的文言脱口而出，他用药仍旧精炼，绝少超过十味。
开业前到解放之初的那段日子里，虹口区还有很多穷人，几毛钱的诊费都拿不出来。顾文华免掉了他们给孩子看病时所用的花销，开了方子就能直接拿药。在从小看着他号脉看舌苔、绕着诊台跑来跑去的顾珏眼中，“这种情况并不难得，而是一件惯常之事”。顾文华待人温和，对穷人网开一面，也是将师傅徐小圃的风骨延续下来。
“文革”期间，一个本来经济条件远比他好的师兄弟托人拿来一个相机，作为抵押，想要借几百块钱。顾文华执意把相机退了回去，不犹豫地掏出钱，只是说道这些钱不用还了。
身为一名儿科中医，顾文华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二十张孩子的照片，面孔漂亮但说不出姓名，都是孩子病好后家长寄来权当纪念的。有的孩子长大了，还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大连路看病，他们依稀记得自己年少时的那个医术高明、脾性温和的中医，总是有一份情怀在。
在犹太民族的史书中，上海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二战爆发之后，大量犹太人在虹口寻得庇护，一条街上好多人家都有他们的身影。顾文华家的石库门共有两层，底层供诊所使用、家庭居住，而楼上的厢房，在二战期间租给了一对中年犹太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女作安身之用，女儿最小，刚满18岁。“犹太妈妈对我很好，我们两家相处得非常好。”顾珏回忆道。两家人以礼相待，一户用着传统烧柴火的大灶，一户自己动手安上电灶，生活方式不同，却也其乐融融。抗战胜利后，小女儿Mandy跟着当兵的美国男友前往太平洋的对岸。1947年左右，这户犹太人举家迁走，留下满墙的装饰盘，让人怀念。
从大连路到枫林路
十几年行医路一晃眼过去。1956年初，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院长找上了大连路的顾文华。当时，顾文华在上海市内已小有名气，中医儿科四大名医也是响当当的名号。儿科医院创立不过4年，尚未成立中医科室，顾文华便放弃私人开业，受聘为中医科顾问。医院位于枫林路上，从家到那里，每天都有来回一小时的路程等待着他。
这次身份转换就此成为他事业的拐点。同年8月，顾文华正式成为儿科医院中医科的第一任主任，从此目睹这棵小苗苗在半百年间接受风雨历练、长成大树。此时，顾文华分配到了一套清真路上的房子，免去了来回路途的劳顿。
私人开业时所招待的病患无法与儿科医院的比肩。一上午，病人们络绎不绝地进入他的诊室，百十个不止，待到看完所有的病人，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顾文华这才赶去用餐，回到诊室又面对一下午的病人，到家时天色已趋于昏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久。
1984年12月华山医院科研成果鉴定会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顾文华作为硕士生导师招收了首批研究生，开始将部分精力转移至课堂的讲学上。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现为教授的蔡德培说起自己的恩师：“顾老师严肃、谦虚，很少和人说说笑笑。”顾文华站在讲台上，底下是十几个来自各个附属医院的研究生，一节有关张仲景所撰《伤寒论》的课便开始了。当时没有投影仪，顾文华生怕自己有所遗漏，手里拿着很多提前写好的小纸条，一面对着讲解，一面在黑板上抄下一行行笔记。古时的医学经典艰深晦涩，顾文华也不将其通俗化，严格诠释每一句话的含义、每一味药起什么作用、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
采访期间，蔡德培反复强调老师“功力深厚”，随便给他一张方子，顾文华都能不假思索说出核心的是哪位药，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什么药味。被问道出于何种机缘成为顾文华的第一个研究生，他说起：“我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应国家要求到甘肃从事基层工作，正好遇到麻疹的大流行，研究了赤脚医生的药方后，我发觉中西医并用能够有效地诊疗，两者各有千秋不能相互替代，回来以后写了一篇心得。”读到研究生第二年，顾文华才偶然跟他说起：“之所以挑你就是因为我看了你写的东西。”私人行医兼在榆林区第二联合诊所参加医疗工作时，他恰好对小儿麻疹做了悉心研究，写成《儿童麻疹的诊治》一书。两人相投的热忱和默契促成了一段师生缘。
“我没想到你父亲竟如此博学”
除却1978年以后所带的研究生，对许多即将或业已退休的长者们来说，顾文华也是他们的老师。五六十年代，应国家要求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儿科医院办起了中西医结合班，顾文华是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医之术高明，却又不止于中医，顾文华对西医也有深刻的体认。在儿女择业的问题上，只有立志学医的顾珏受到了些许干预。“你一定要去考西医。”顾珏还清楚记得父亲对自己所说的话，中医的理论必须由西医、科学来解读，必须先学西医打好基础，然后再回过头来研究中医药。她认同父亲的观点，超越了政治、社会和时代。
她没有去听过父亲的课，但还记得每个中午，父亲端坐在写字台前备课、自学英文的场景。一个分配到山东工作的同学碰巧上过顾文华的课，也曾跟着他去查房，闲聊时这么说起：“我没想到你父亲竟如此博学。”讲到中草药和中医理论时，相关的英文名称顾文华都信手拈来。黄芪叫什么，鹿角又叫什么？当时，没有一本专门的中药英文词典给出解答。只要在杂志或其他地方看到，顾文华都赶紧记到自己的小本子上，留下来慢慢看，“只为充实自己，想着未来可能有用。”
小纸片、小本子在顾文华家中随处可见，还有好几个皮鞋盒子，里头排满了硬卡纸做成的卡片。顾文华平日里一读到自己不熟悉的专业知识，就立刻把杂志名称、期号、作者、内容概要写下来。其中涵盖了很多偏方、草药方，别人起了效用的方子他也记，以期用在自己的方子里。女儿顾珏毕业分配离开上海，他还让她带走一个皮鞋盒子的卡片，再三叮嘱“做卡片不要忘记。”
六七十年代之际，顾文华和中药房的人员合作，针对中药不便携带的问题进行了剂型改革，将中药浓缩成瓶装，一副药60克，种类繁多，适用临床上的各种病症。感冒退热，用羟嗪合剂；治疗咳嗽，换金百合剂。治疗肺炎的射干合剂则由顾文华教授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亲自发明。该药的原型在《伤寒论》中被称为射干麻黄汤，顾文华调换了其中的十几位味药，使其发挥了更好的效用，许多病患都冲着这一剂药才来到医院。
弃其杖，化为邓林
1971年起，每个周五的早上，顾文华频繁出入老医院二楼的西医肾脏病房，在他身边的，则是儿内科研究内分泌肾脏病的教授郭怡清。
在枫林路儿科医院诊室内看门诊
两人合作研究的课题是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改善用于治疗儿童肾病综合征的药方。经检测，罹患这种病的孩子的尿液中含有大量蛋白，体内所含的蛋白质相应减少，血浆的渗透压降低，以致水分无法停留在血管中而是渗入皮下、浑身水肿。当时，西医已有好的缓解方法，即用大剂量的泼尼松（强的松）等肾上腺皮质激素，吃了以后蛋白质很快转移、原来的水肿也会消失。然而，这个药会导致负反馈作用，抑制自身肾上腺激素的产生。孩子一旦停药，就可能发生艾迪森氏症危象，有生命危险。倘若慢慢撤减激素的使用量，肾病又容易复发。
这位中医面对着两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保持好的疗效的同时拮抗不良作用，如何把疗效巩固下来以防复发？针对难题，顾文华制定了一套方子，不同阶段端出不同的中药：大剂量补充激素时，孩子精神亢奋、食欲亢进、称为阴虚火旺，采用药剂“肾病1号”，滋阴泻火；激素撤减到一半后，孩子由于肾上腺功能恢复不全，脸色发黄、胃口也倒下来，此时使用“肾病2号”，抑气温阳，回归健康。
“沥水、健脾、补肾”，这两剂药大大减轻了激素的副作用，蔡德培形容它为“海派中医”，经典著作中从未出现这项发明。
儿科医院的性早熟门诊是上海市认定的中医专科门诊，其创立的原因也要追溯到顾文华所指出的一个治疗原则：滋阴泻火，肾阴虚相火旺。
儿童性早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才逐渐流行起来的病症，中医文献翻阅不到相关的论述。顾文华本来也没有怎么听说过，但一接手就很感兴趣，开始钻研发病的原因和疗法。这些来看病的孩子性发育不正常，有的六七岁时乳房就开始发育，不到十岁来了月经，小时候比别人高，但骨骼提前闭合，待到别人长高时他们却显得后劲不足，相比之下矮小了不少。
这一系列症状虽不攸关性命，却着实给家长们带去了忧虑和困扰。针对这一病症，顾文华按照中医“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的原则进行诊治，认为孩子们“肾阴虚相火旺”，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必须采取“滋肾阴、泻相火”的对策，抑制性激素的产生。他写下的方子后来就蜕变为早熟1号、早熟2号等药剂。到了该发育的年龄时，转而使用疗效相反的方子，起“益肾填精”之用，激素水平全部上调，从而使个体正常成熟，用中药实现了符合自然规律的成长。
在顾文华研究的基础上，后继者们在临床上验证了药方的科学内涵，进一步改善了疗效。性早熟门诊在80年代后期建立，从简陋到完善，走过了20年时光。由于诊断有效和病家的好评，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华人都蜂拥而至。10年前，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悄然而至；就在去年，医生们捧回一大本有着烫金字体的奖状，是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如今，儿科医院的网站中西医结合门诊每晚十二点以后放出的专家病号，常有家长反映挂号时被“秒杀”，能带孩子去看一回病实为不易。
50年代他获得卫生部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北京和毛主席握了手，回来后兴奋得像个孩子，四处要和别人握手。
医院里、工作上的事他很少和家里人讲，多年在外的女儿也是偶然看到一封政协的来信，才得知他已连任多届人大代表、还当过政协委员。
有些事他确实经常提起，“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要去谋取名衔”，“写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除非你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春去秋来，孩子们把他最常叮咛的话镌刻在了他的墓碑上：不为良相，只为良医。
“他掏心掏肺、毫无保留地热爱这个职业，跟思想境界毫无关系，只是出于天生的执着。”
徐迪三，男，教授，1927年9月10日出生于三代中医世家，祖籍江苏吴县。1941年2月至1944年7月在上海中医学院学习的同时又师从多位名师学习，毕业后在上海山西南路开设诊所。1952年~1953年又参加上海市第一中医师进修班学习，1953年起参加黄浦联合诊所。1956年7月，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来到儿科医院参加中医科的创建工作。他擅长瘟病学术，在小儿温热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先后出版了《徐迪三医案》，在多本中医杂志发表了《中医制剂改革》（上感方退热作用的前后对比）、《婴幼儿泄泻的诊治体会》、《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的辨证施治》、《应用微型电子计算机进行婴幼儿腹泻的辨证施治》等论文20多篇，为临床解决了疑难杂症，并为治疗婴幼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等方面大胆地进行了剂型改革，先后研制了消化1~6号等一批有效的方剂，成为医院的协定处方，几十年来一直被临床延用至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为研究生导师，他积极带领研究生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合作，初步研制了中医专家诊疗小儿腹泻病的软件，为指导临床的规范治疗起到促进作用。“应用微型电子计算机进行婴幼儿腹泻的辨证施治”的研究和《汤剂剂型改革》课题分获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