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履赒住的地方，光线明亮充足，装修和摆放简洁典雅，客厅里的茶几上盆景青翠；正对着电视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副装裱的淡淡水墨画，画中是江南的烟雨。
眼前这位老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并端来茶水。瘦小的身躯、蹒跚的步履、干净爽利的花白短发、清亮有神的眼睛，年逾古稀的她让人心生温暖与敬爱。
“您对您人生的定位是什么？”，她平静而坚定地说道：“做一名医者和师者”。
轰隆战火中的人生选择
郭履赒出生在一个殷实安稳的家庭中。
她的父亲原本是上海海关的工程师。“八·一三”事变时他正在船上指导作业，一颗子弹从他的手边擦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是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受此影响，家庭境况时好时坏。解放后，他应邀请到上海海洋学院当副教授，后因院系调整，调至大连工学院工作，直到退休。
“父亲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履赒说道。她的父亲是位德高望重的人，平日里不苟言笑，令孩子们望而生畏。事实上，他非常关心孩子们，尤其重视教育。在父亲的教导下，郭履赒的哥哥当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
抗战期间，生活动荡清苦。年幼懂事的郭履赒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要去考取学费低廉的中专，然后当一名护士。谁知一向让孩子们心存敬畏的父亲语重心长地找她谈了很久。
“那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跟我讲那么多话。”郭履赒边说边爽朗地笑出声来。父亲力主爱女读高中，然后考取大学，父亲希望郭履赒能成为一名女科学家。同时，他要求，郭履赒不仅要会读书，还要学会做家务，做一个全面发展的有用的人。谈及此事对郭履赒的影响，她直言“感动和鼓舞”，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1947年，年仅15岁的郭履赒怀着忐忑而又期待的心情，挤进重重人流，在上海市务本女中的高中录取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当独特而笔画繁复的名字“郭履赒”在倏然一瞬映入眼帘并定格时，她兴奋极了，因为热爱读书的她终于再次获得了追求梦想的机会。17岁时，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医科大学在招生，同时出于对东北老解放区的向往，郭履赒萌生了学医的念头，并且凭借努力考取了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本科。
其实，郭履赒学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抗战期间，一家人辗转逃亡，因为生活动荡，加之医疗条件匮乏，她的妹妹和弟弟相继罹患麻疹、肺炎去世。
郭履赒从外婆家中回来，找遍整个屋子都找不到自己疼爱的弟弟时，她才得知之前还活蹦乱跳和自己一起嬉闹的弟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娓娓讲述中，郭履赒谈及此事即哽咽落泪。
苦境中的历练、学习和成长
关于小时候的记忆已随着远逝的年代而褪色，大学以及青年时光却在岁月的雕刻下历久弥新。
1950年，年龄还不满17岁的郭履赒来到了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在这里，她度过了难忘而美好的大学时光；青春岁月中，她的生命从此与医学深深结缘。这座大学的前身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深受革命精神的熏陶。搬到沈阳后利用原来曾处在伪满洲国统治下的南满医科大学校舍的缘故，具有明显的日本帝国医学院的建筑风格。在国家的重视和全国的支持下，学校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都较好。作为接受第一期正规地进行大学医科教育的学生，郭履赒饶有兴趣地跟我们谈起了当年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一方面，大学高度重视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第一学期不学业务课全部学政治，要教年轻人建立正确的革命观和人生观”，郭履赒说道。另一方面，大学学习紧张正规。学习解剖时，所有人必须亲自操作。这对于年纪轻的女学生们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因为除了繁重的操作任务，她们还要战胜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医科大学的师生们作为保护的重点被安全地送到“北安”，郭履赒便是其中的一员。这里是黑龙江与苏联的交界地区，气温极低，气候严寒，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为了防止手上的皮被粘掉，他们必须戴着手套端洗脸盆；在用手掬起水洗脸的同时，脸上已经结出了一条条的冰霜。这是一个男女大通铺、没有室内厕所的住宿条件。在躲避战争的同时，医科大学的师生们也承担起照顾受伤志愿军的重任，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师生们带着冻伤病痛，亲自去火车站抬回受伤的志愿军们。他们的伙食以高粱米和玉米做的窝窝头为主，偶尔还会有大白菜和萝卜。艰苦的条件没有磨光师生们的勇气和信心，相反，他们学会了在苦境中历练并快乐着，成长着。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师生们恢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们大学非常重视实习。我当时被分配到哈医大附院儿科实习”，郭履赒说。
深知理论与实践的不同，郭履赒在实习中加强观察、态度认真并且勤奋思考。因为产妇大多于夜间临盆，经常值夜班的郭履赒尤其保持警惕、不敢有丝毫马虎和怠慢。起初，身为实习生的郭履赒没有过硬的接生技术，她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安慰和照顾产妇上，同时仔细观察和学习。医院的实习超出想象的劳累，以至于在沉沉入睡中从床上滚落都浑然不觉。谈及这件趣事，郭老开怀一笑。大学毕业后，郭履赒被分配到上海医科大学儿科医院工作，直到1998年7月退休。
在儿科医院工作期间，郭履赒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早上5点半起床锻炼身体，6点读英语，6点半吃早餐，7点准时到病房上班。
工作任务很繁重，天天要查房，其中每个病房有1名医生， 免疫室郭履赒教授在搞科研天天连值夜班，一月一轮，只有在星期天才能休息。因为这样对于认真细心观察病人身体变化很有帮助，也有利于建立和病人的感情，更好地促进疾病的治疗。“病人们对我们医生都很信任、很尊敬，他们见面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关心我们，出院时也会专程找我们来道谢”，郭履赒说。
工作中的郭履赒依然非常重视看书学习，经常在值班和查房的间歇读书。她认为研究理论和实践一样重要，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会很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文体活动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据郭履赒说，大学校园里就时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节日里全体师生召开联欢会，载歌载舞，人心欢快。工作后，郭履赒参加了儿科医院的篮球队，是球队的中锋。她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曾经奋力拼搏，在篮球比赛中为儿科医院赢得了徐汇区的冠军。
中西文化视阈中的反思与探索
20世纪70年代，儿童临床免疫学在知识大爆炸的背景下诞生。然而，当时此学科在国内的发展仍相当滞后。这时期，为了主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赶上现代化的进程，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和政府开始公费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这时她正好从江西巡回医疗返院，仓促应试，最后以合格成绩通过了教育部的英语统考并且安排好家中事务后，郭履赒开始去加拿大进修临床免疫学，也第一次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在花了大力气学习英语尤其是练习听力后，郭履赒很快适应了国外的生活和学习。
对于留学期间最深的感受，郭履赒坦言是中国与外国巨大的差距更加激励了自己一定要在临床免疫领域做出成绩，使中国的临床免疫事业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初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亮闪闪的自动红绿灯、繁复的高架桥让郭履赒看花了眼睛。
然而这才仅仅是差距的一方面。当时国内的医学界对于免疫球蛋白、免疫细胞这些基本的概念都不甚清楚，更谈不上免疫缺陷的诊断和治疗。郭履赒记得这样一个病例：在加拿大，有一位孕妇，以往曾生过一个患有联合免疫缺陷的儿子，这就提示尚在她腹中的孩子具有免疫功能不全的可能。出生后一检查，这个孩子的免疫系统果真有问题。于是他被飞机紧急地送到当时郭履赒所在的多伦多儿童医院。
“我们国内还不知道什么是免疫缺陷，人家国外就已经能早早确诊联合免疫细胞缺陷病，并且尽快采取治疗措施，又是配型、又是骨髓移植，为了避免移植反应及稍后的移植抗宿主反应，还进行了移植前、后的化疗，此后孩子的免疫功能渐渐恢复，直到痊愈。”
指导研究生科研实践
1981年，郭履赒回国。她很心急，希望能尽快缩小与外国的差距。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投入相当大的费用派遣人员出国学习，他们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必须要做出成就。另一方面，当来访的外国医生问中国医生：“你们免疫缺陷发病率是多少？”，中国医生难为情地回答，我们的临床免疫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进行统计。“与国外的巨大差距刺激了我们，也激励着我们必须好好搞科研，为国人争口气！”郭履赒激动地说道。
慈爱之心，医者本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在国外进修两年的郭履赒回国后立马开始着手于建立专科门诊的工作。首先必须完善诊断手段，为此必须开展实验室工作。但由于院内房屋紧张，最后不得已在厕所边上、走廊端头改造成能做实验的地方。与此同时，他们在临床上遇到一个棘手的病例：一个5岁半的孩子只有9千克重，严重营养不良，伤口经常感染。根据在国外的经验和实际诊断，郭履赒认为这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变异性免疫缺陷病。然而其他的主治大夫却坚持这个孩子的病因是严重的营养不良。郭履赒从病例学的角度和临床治疗的结果说服了大家。在为这个身患重症的孩子补充免疫蛋白后，孩子的情况慢慢好转，出院时的他不仅长高了，也变聪明了。
这件事使郭履赒清醒深刻地认识到免疫基础和临床基础必须要普及，医疗水平才能上升。为此，她向上级建议，并获得医院领导和研究生院大力支持，并在国内首先开设“临床免疫课”，因为这是全国首创，郭履赒必须自己编写教材，组织教学队伍，负责该课程全过程。随后在郭履赒和其他人的努力下，全国的学习班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并且先后开展了好几期，很多人来上这门课，临床免疫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作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也是一名优秀的教师。郭履赒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认真备课和讲课不在话下。郭履赒还在对待学生的考核方式有所创新，除了答题外，60%的分数取决于学生们自己准备的课题：神经系统与免疫。郭履赒认为，这样更能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和创新的精神。
此外，郭履赒坦诚自己是一名严师。“学生们做实验时，例如我要求微量吸液时，一微升的误差都不能有，有了就不算过关，必须重做，直到合格为止。关于论文，我对他们论文质量的考核很严格，绝对不能滥竽充数。还有，我还注重他们的论文思路和表述，没有清晰的思路和好的表述能力也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有一个细节让人感动，在谈到临床免疫学在中国的发展，郭履赒一直强调这是政府支持和众人合作的成果，自己只不过是一名讲师而已。她谦虚的品格令人肃然起敬。
有着医者和师者双重身份的郭履赒，当问及她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么时，她睿智地回答：“我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老师。但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哪一方面更需要我，我就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那方面，这要因时而异”。
桑榆晚年：感恩的心，乐观的精神
郭履赒有着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她育有两子：大儿子学工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小儿子继承衣钵，在上海医学院学医。现今，两个儿子都在国外工作。郭履赒偶尔和丈夫一起出国去看望儿子及家人。
年逾古稀的郭履赒仍然念念不忘曾在自己家干保姆工作30年的“婆婆”——这是他们全家亲切的称呼。“这位婆婆性格好、人品好，她把我的两个儿子从小照顾到大，在我们两人都出国期间，还帮我们料理全部家务，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她，喜欢她。”从言语中流露出的敬爱之情看得出来，郭履赒和家人已经和这位保姆亲如家人了。
提及郭履赒退休之后的生活，依旧忙如从前。退休后的郭履赒被医院返聘，经常参加会诊，与往常一样去医院上班。在一次体检中，郭履赒被意外地查出患了结肠癌。在上级的安排下，她立即住进了高干病房并且开始接受治疗。出院后，每3~6个月做全面的身体检查成了郭履赒生活的一部分。谈到“结肠癌”，郭履赒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担忧和恐惧之情，相反，她自始至终都很平静，波澜不惊地好似自己只是患了普通如感冒一样的病症。“我很感谢国家，感谢党和政府，我治疗结肠癌的费用都是国家付的，亦非常感谢我院领导和同事，从诊断到治疗各个环节的细心照料，所以我真的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都特别感激”，郭履赒真诚地说。她那颗率朴、真挚和感恩的心着实令人感动。
郭履赒的故事，有欢笑有泪水，有喜有悲，在这跌宕起伏中映出的是一颗勇敢而强大的内心。这位瘦小的老太太，她的身上真的有无比强大的能量：逆境中的努力，从敢为人先的探索，对人对事的感恩，对绝症的顽强抗争，她瘦弱的身躯总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去承受一切风风雨雨，面对一切命运的挑战。究其原因，带着一颗勇敢的心启程，人生的路上永远是光明的。
吴玥，女，教授，1934年12月生，上海人，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毕业后在本校附属儿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从事医、教、研工作。专业擅长血液肿瘤、遗传病的诊断和治疗。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血液学组副组长，上海医学会儿科血液学组组长，全国药典委员会委员，抗癌协会血液肿瘤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培养博士研究生4名，硕士研究生4名，1961年在国内率先开展微量外周血染色体检查。1979年建立血液研究室。同年因PKU快速试纸的研究及应用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86年因全国11省市新生儿PKU筛查，获北京市科技三等奖。积累了我国新生儿、学龄儿童、孕妇及其新生儿数千例铁缺乏及血清维生素B12、叶酸含量流行病学资料，并提出营养性缺铁性贫血具体防治措施，分别获1986、1992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二等奖。曾参加《麻疹》、《乙型脑炎》、《实用内科学》、《实用临床儿科学》、《现代实用儿科学》等医学书籍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