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查完房的刘豫阳穿着红色毛衣、白大褂快步走进会议室。精力充沛、干练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既然答应了，我就要做好。”这是她的为人原则。她一直用行动守护着自己的这条原则。
她答应了患儿要做个好医生，照顾他们，让他们健康成长；她答应了领导要做个好院长，把妇产科医院扶上正轨；她答应了人民做个好代表，为他们着想，反映民意。
工作48年来，她始终努力着。回顾走过的路，她感慨万千。
刘豫阳教授在查房
住院医生的15年
1963年，刘豫阳从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毕业，分配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正式开始了她的医生生涯。那时，上海第一医学院虽有附属的儿科专科医院，但没有儿科系的毕业生，所以每年都会从二医儿科系挑选一些优秀毕业生来补充医院的新鲜血液，刘豫阳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想留在儿科医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刘豫阳来到儿科医院的那年，一个新政策出台了：原本刚毕业的医生分配进医院后就是住院医生，工作五六年后，根据工作情况，可以升为主治医生。那年开始，为了激励新进的医生继续努力学习，医院对新分配来的医生采取了淘汰制。当年新进的医生共有16名，这16个人的职位是“助理住院医生”，他们当时并非儿科医院正式员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刘豫阳和其他15名助理住院医师在医院各个部门轮转工作，进行打磨，两年后再陆陆续续正式分配工作，或分配到外地、外院，或留在儿科医院，都将根据助理住院医师在这两年中的实习表现而定。最终16名助理住院医师中只有刘豫阳以及另外4个人留在了儿科医院。这又是一次竞争。面对这次竞争，刘豫阳虽然感受到了压力，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淘汰制带来的动力，这样一来，她的基础打得更扎实了，更醉心于专业的学习与研究之中。
正式成为儿科医院一员后的不久，刘豫阳面对的是一个更艰难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儿科医院的整个运作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一切都乱套了。一部分造反派整日在外打标语、贴大字报、斗反动学术权威，基本上不上班；另一部分保皇派专门和造反派对着干，你方唱罢我登台，互相辩论、批斗，也鲜少在医院里露面；而刘豫阳是不“反”不“保”，不落两边的那部分人，俗称“逍遥派”。
刘豫阳的父亲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流行的年代里，刘豫阳的“极不好的出身”反倒给她提供静心行医的心境。在这股浪潮开始之初，刘豫阳便在心中认定：绝不参加任何一派，否则即是惹祸上身，只有在医院里踏实安分地工作才是正道。由于人员紧缺，早班晚班无论怎么翻，总是“促生产”的这些人在工作。这段小心翼翼的岁月也使她获益良多。刘豫阳反复强调：“医学是门实践的科学，一定要靠积累！”为1000个病人诊治和为10000个病人诊病的感觉一定是不同的。那是一种对于病人的熟悉与感知，就好比卖油翁能从钱孔中倒油，而油毫不沾湿钱孔一般，一种看诊的“手感”便油然而生。十年动乱中，刘豫阳本分地做着最基层的工作，从日常行医的过程中汲取经验。从1963~1978年，刘豫阳这批住院医生一做就是15年。他们成了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批住院医生。
刘豫阳说：“一个好医生绝不是博士一毕业就是好医生，一定还是要靠实践的积累。”在“文革”结束，刚开始招收医学研究生的那段时期，由于人才匮乏，硕士今天一毕业，明天分到医院里就是主治医生，博士一毕业，3个月后就是副主任医生。靠实践的医学变成了教条主义，这是行不通的。还是那句话：“医生靠的是积累。”
走上心血管专业之路
“文革”结束后，医院领导层渐渐意识到一家专科医院却没有专业
发展肯定行不通。一个主治医生只会看发烧、肺炎显然是不能满足一家专科医院的发展需求。所以每个主治医生都要有专业之长。刘豫阳于是选择了心血管专业。
医生的工作是十分忙碌的，儿科医院的“规矩”是初到医院就讲好的：每天工作9小时，上班是六天制，周日虽说可以休息，但上午还需来医院把病人都巡视过一遍，下午才能回去休息。如果碰到抢救病人，就继续连着干。在儿科医院上有院长做榜样，家里事从不会成为住院医生们请假的理由，刘豫阳也是如此。有一次，一个中毒性菌痢病人在快下班的时间送来急救，刘湘云院长亲自坐镇，时时监护着病人，观察病情变化，研究治疗方案，直到深夜十一点，病人病情稳定后才离开医院。榜样就是无声的命令，下级医生当然会在病人床旁待得更晚。因为病人是每个医生所肩负的责任，一切都应围着病人转，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意味着没有上下班时间。
刘豫阳到儿科医院工作后，在长达20几年的岁月里一直和父母一起住在虹口区的老房子里，离医院比较远，天天早出晚归，而且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为了将工作做好，只能舍弃了小家。刘豫阳的女儿从小学开始便是独自上下学，从不用父母接送。到了小学毕业，刘豫阳一听说上师大附中可以寄宿，就立刻让女儿去考，考取了，女儿的寄宿生活就这么开始了。那时女儿上初中，从虹口鲁迅公园附近的家到学校要倒三班车，几乎横穿了整个上海。刘豫阳却只有在第一次女儿开学时送过她上学，一边走一边要女儿记住具体乘车路线，之后的每一次都是女儿自行往返家与学校之间。女儿常抱怨道：“人家妈妈周三下午的时候都会带了菜来看她的，你怎么不来啊。”刘豫阳笑道：“妈妈知道你乖，你是个坚强的孩子！”虽然嘴上这么轻松地说，但为了做好医生工作她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女儿的住校生活一住就是10年。
在“文革”中，儿科医院几乎完全停转，只看一般病人，没有专科。“文革”后，不仅被破坏的一切要尽快恢复，专科更要发展，于是刘豫阳被送到中山医院进修1年。在这一年中她不仅学到了心导管等专科技术，也学到了许多诊治心脏病的最新进展。
一年后，刘豫阳从中山医院进修回来，就在宁寿葆院长领导下，与外科张善通医生以及其他同事们一起合力组建小儿心血管中心。刘豫阳担负起做心导管的工作。那时心脏内科和外科是不分家的，当有病人手术时刘豫阳常常寸步不离地陪护在手术台旁，为主刀医生监护病人的生命体征。手术后的不眠夜，刘豫阳和外科张善通医生也总是守护在病床前。病人出现状况时，没有现成的经验，两个人就一起商量解决。有一次，一个先心病儿在手术后出现了术后感染并发心、肾功能衰竭，情况十分危急，刘豫阳和张善通医生始终坚守在病床旁，五天五夜没有回过家。晚上就在值班室里轮流休息，有情况时立刻振作精神，一起想方设法处理问题。两人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五天后病人终于转危为安。在仪器设备尚不完善的艰苦岁月里，重危病人的呼吸情况、心脏动态只能依靠人工监护，维持病人呼吸只能靠人工捏皮球，直到捏得手酸得不行了，才换一个人继续捏。刘豫阳觉得只要能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怎样的辛苦都值得。
只要有病人动了心脏手术，第一夜的病床旁就一定会有刘豫阳的身影；只有病人的病情稳定了，她才能回家休息。一旦病情有所反复，她定是随叫随到。这样的她怎能顾得了家。
在教学医院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除了要有精湛的医术外，还必须要有科研课题、学术论文及教学成果。于是刘豫阳又对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在她的努力下，她的“影响心肌细胞游离钙浓度的因素及其应用价值的研究”的课题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年后顺利完成课题，并获得了1999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她还先后发表了医学论文30余篇，参与编写医学著作10余本。由她担任副主编的《现代心脏内科学》获得全国第九届优秀图书奖和1995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她还与同事一起获得1983年和1993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并培养了11名博士和硕士。由此，她也获得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殊荣。
刘豫阳教授在图书馆查阅资料
加拿大IWK儿童医院受益匪浅的半年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的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也恢复和扩大了国内外一度中断的医学交流。1988年刘豫阳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加拿大IWK儿童医院，在心脏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交流学习生活。
IWK儿童医院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知名专科医院。它还是著名的Dalhousie大学医学部的主要临床教学基地，其科研水平也在国际儿科领域前列。在IWK医院，令刘豫阳大开眼界的不仅是它先进的医疗设备，还有他们规范化的专业诊断能力。
在加拿大的半年刘豫阳获益良多，尤其是国外先进的心导管技术，可为心脏病人在手术前做更准确的判断和病灶定位，使外科医生手术时胸有成竹。回国后，刘豫阳和同事们一起开展了许多新项目，其中就有国内第一例肺动脉瓣狭窄球囊扩张术。一些原先必须通过手术才能完成的治疗，如今通过内科的心导管介入治疗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大大节省了病人的治疗费用和减少了手术创伤。
妇产科医院“空降兵”的8年
1993年的一天，刘豫阳突然被告知自己将“空降”上医大附属妇产科医院担任院长。她一听，急了。因为这一去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圈子，而且担任妇产科医院的行政领导工作更意味着将放弃自己为之努力了30年的儿童心血管事业。医生就像手术刀，如果不时常磨砺，不经常看诊、查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便会与病人产生隔阂，专业技术生疏。她总是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做医生最重要的就是临床实践。”诊治1000个病人和诊治10000个病人并不只是一个“零”的差别，更是经验积累和专业能力的质的差别。
夹在组织的调令和自己热爱的儿童心血管事业中间的刘豫阳左右为难。经过反复的考虑和权衡，最终，她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
但她提出了两点坚持：第一，组织编制要留在儿科医院，这样方便了她每周回来继续以儿科医院医生的身份为患儿诊病。为了消除在奖金分配问题上领导的顾虑（当时儿科医院职工的奖金远高于妇产科医院），她主动提出基本工资在儿科医院领，奖金与妇产科医院的绩效挂钩，与妇产科医院的全体同事一视同仁。第二，在她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回儿科医院，继续她在儿童心血管方面的工作。
妇产科医院建院于1893年，是一家历史悠久、享誉全国的专科医院。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科室间的互相批斗致使同事之间结下了千回百绕的心结，虽已时过境迁，但科室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管理体制不顺、职工人心涣散、医院经济效益上不去，医院的沉疴千头万绪。刘豫阳明白肩负的责任与重担，前路是荆棘重重，后面是悬崖峭壁，没有退路，只能冲锋。
单枪匹马来到妇产科医院的刘豫阳的工作宗旨首先就是多听。每天刘豫阳的办公室就像人大代表接待处一般门庭若市，东家说西家短，西家说东家短，而刘豫阳始终面带微笑地倾听着他们的诉说。她知道耳听八方才能深入全面地了解医院的现状以及每个职工的状况。
刘豫阳办事最讲民主。她对人事安排、奖金分配等院务大事，都力求通过院务会的集体讨论和协商得到思想的统一、行动的一致。因为只有行政工作的高度透明，才能使职工间少一分猜疑和妒忌，多一分努力与认真。但在原则问题上，她却犟得很，绝不让步。由于当时妇产科医院内部管理混乱，一些江湖郎中就乘虚而入了。指甲看病、面相看诊各种旁门左道都通过与基层科室签订合同，大张旗鼓地在医院里给病人看起病来。刘豫阳来到妇产科医院后看到这种情况，二话不说，将这些歪门邪道全都清了出去。如此一来，损害了一些人的经济利益，便闹到了刘豫阳面前，争辩道：“这都是和医院签过合同的，这样做是违反合同法！”刘豫阳寸步不让：“那是以前订的合同，现在我来了，就照我说的办，如果真有什么纠葛，我们宁可陪他钱！医生需要对自己的患者负责，这是不能改变的原则。”在刘豫阳到妇产科医院之前还有个怪现象：抽血是有提成的，因此每个科室都有自己独立的抽血处。一个病人若是要检查三个项目，那么她就必须到不同科室抽三次血。刘豫阳听闻后觉得这种做法简直就是荒谬，如此一来病人怎么会没意见？病人不满意，妇产科医院的业绩怎么会上得去？她立刻将这些抽血处合并为专门的抽血组，谁也不准有异议，不论谁来劝说，刘豫阳一律不给面子。因为一切为病人是我们的工作原则。
经过几年的努力，妇产科医院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1996年医院一举通过了妇幼系统三级甲等医院评审；1998年又获得了上海市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在上医大文明医院评比名次排列中也由末位上升为第二位；病人满意率达95％以上。学术方面，妇产科医院被评为上医大重点学科单位。同时，医院的经济效益也大幅度增加，职工福利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作为院长，刘豫阳也在1996年被评为“上海医科大学三八红旗手”、1998年“上海医科大学优秀管理奖”和2004年“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在刘豫阳担任妇产科医院院长期间还和美国遗传与不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上海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不仅引进了美国先进的试管婴儿技术，使不孕不育的诊治水平与国际接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妇产科医院开始走上了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道路。
2001年60岁的刘豫阳终于完成了她在妇产科医院的使命，从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回到了儿科医院，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热爱的儿童心血管专业工作。从1993年到2001年，在这8年中刘豫阳在妇产科医院和儿科医院两边跑，两边忙，既把妇产科医院的业绩搞了上去，也没把儿童心血管专业落下。回顾这段日子虽然艰难，但她觉得苦得值得。
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20年
“如果答应要做一件事情，我肯定是要把它做好的。这是我为人的原则。”当提起担任人大代表时刘豫阳这么说道。在上海，平均40万人选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这一答应就意味着答应了40万老百姓，刘豫阳深感责任重大。1988~2008年，她先后担任了第九、十届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个承诺她履行了20年。
说起刘豫阳与这些社会工作的渊源，还得从1972年的一篇文章说起。1972年，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刘豫阳接到了一项任务，为父亲主笔写一篇关于自己的家庭在解放后的幸福生活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介绍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学历、工作情况和生活现状，但在当时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各大报刊转载，由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甚至还作为宣传品被放在空炮中打到金门。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庭解放后在大陆的生活状况。告诉了外面一个声音：中国的现实与你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统一战线是非常人性化和深得人心的。
2002年全国人代会上向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汇报工作
因为那篇文章，在1980年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吸收新委员时，市委组织部想到了当时在医务界干得不错的刘豫阳。青联常被外界称为“小政协”，青联委员都是各行各业中的中青年优秀骨干，都经单位推荐、市委组织部审核确定。作为青联委员，刘豫阳主要代表两个界别：医务界和爱国人士子女界。而爱国人士子女界的活动主要是由刘豫阳负责的。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医院工作的刘豫阳在青联学会了如何做社会工作，如何组织活动，如何让自己和医院以外的世界紧密地相连。这也为后来做好人大代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参政议政时能提出有分量的建议，一定是在自己最熟悉的这个领域，医生的身份给了刘豫阳在医疗卫生领域一个独特的视角。但要提出一份高质量的提案，事先必须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使提案内容具有代表性、普遍性，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关乎到社会民生，这样才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廉价经典药”，这个如今耳熟能详的名词就是从刘豫阳的提案里来的。而这个提案正是源自于她在医疗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曾经有一段时间，刘豫阳在诊治病人中发现以前用着觉得效果好、价格便宜的一些药突然缺货了。经过对相关部门的调查研究，才知道原来因为生产这些药的大多是老药厂，老厂的包袱重，老职工多，设备落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材料又不断涨价，而药品价格却由国家严格控制，再则从出厂到销售还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每个中间环节都要“雁过拔毛”，所以药厂总是亏损，老百姓却得不到实惠，最终药厂就不得不停产或换个包装，改个药名，提高价格后再销售。于是在2005年和2006年刘豫阳连续两年在全国政协会上提交了“关于提倡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的建议”和“再论设法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的提案，这个提案，被评为政协优秀提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也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值得庆幸的是，之后政府就开始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推进廉价经典药的生产。
鉴于刘豫阳在参政议政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表现，她被评为2010年民革全国优秀女党员。20年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经历，刘豫阳体会到能成为政府与老百姓之间沟通的桥梁，真实反映人民的呼声，帮助政府改进工作，是多么有意义和难忘的经历。
如今，刘豫阳依然坚守在临床、教学、议政的平台上，努力履行着自己“既然答应了，我就要做好”的那个诺言。
邵肖梅，女，教授，1941年3月生，籍贯浙江杭州，1963年8月参加工作，“九三”学社社员，1963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1986年曾赴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进修半年。曾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内科主任，兼新生儿病室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卫生部“三育人”先进个人，现任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儿童发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中华儿科杂志》、《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等多家杂志编委。已发表相关论文100余篇。主编《实用新生儿学》（第四版）、《胎儿和新生儿脑损伤》等专著6部；主译《新生儿振幅整合脑电图图谱》1部；参编《实用儿科学》、《实用内科学》、《新生儿急救学》等专著20部。共培养博士生16名、硕士生4名。承担国家“九五”攻关项目、教育部“985”和“211”学科建设项目，主攻“新生儿脑损伤的防治策略研究”和“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已获实用新型专利2项和发明专利1项。“围产期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早期诊断和防治研究”获2003年首届上海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上海市科技成果三等奖、全国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技术的创建、应用与推广”获2012年上海医学科技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