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到儿科医院行政楼下的时候，我接到了负责老师的电话，她对我说，孙教授已经到了。此时，离我们采访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当我匆匆赶到会议室，孙教授已坐好了。一杯铁观音，一副方形眼镜，一身白大褂——这个年纪的医师最普通的样子。然而，孙教授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年轻得多，让人很难相信这个爱说笑、爱尝试新事物的教授已经年过七旬了。
我在准备的时候，他问我们：“什么时候结束？”负责的医师告诉他需要一到两个小时。这让我颇有些担心——这个采访是否占用了教授太多时间？然而，直到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我对他说好了之前，他都没有打断我，而是时时报以微笑，点头示意。
我想，或许孙教授为人处世本就谦和，处处为他人着想，又或许对于与医学相关的事物，他始终乐于奉献时间吧。
孙道开教授在门诊工作
“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我这一辈子都很勤奋”
1938年农历的5月6日，在福建省连江县的一户农家中，有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是这个家庭的第4个孩子，对于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希望，却也意味着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小儿子从小就很懂事，干起活来绝不含糊。这个小乡村三面环山，一面对着海，遥望过去就是妈祖岛。此时正值抗战，所幸的是，战争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这片安宁的土地上。因为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小道开常跟着哥哥跑到山上去种山芋。山上呆久了，便转战海边，脚踩在柔软的沙子上，他们捕鱼、捉虾。几个赤着脚的男孩，在蔚蓝的天空下，奔着，跑着，挥舞着手中的大贝壳，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场景啊。也只有这样的海，才能将一个人哺育得如此心胸开阔、乐观向上、敢于冒险、知进取而恨不争吧。
年幼的小道开最喜欢种蛏子的过程。这种可供食用的贝类，年幼时只是圆圆的一小粒，洒在翻动过的松软的沙滩上，过上两年再翻出来，便可以拿去卖，卖来的钱就可以拿去买书。这一切孙道开都记在心里，他知道，不想过苦日子，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一年、两年……每年学校的学费减免名单上总有他的名字。这是小道开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对父母的交代。这个读起书来一声不吭，干起活来挥汗如雨的男孩，就像埋在沙滩里的蛏子那样，在日复一日的海水的冲刷下逐渐成长，变得饱满起来。
然而，他的努力没能改变这个家庭穷苦的事实。在孙道开读初三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病。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县城里，大多数人得了病都无法医治，父亲的病也一直没有被诊断出病因。即使全家人倾力照顾父亲，不久后父亲还是走了。泪水没有改变父亲过世这个事实，父亲走后，孙道开极受触动，因此，在拿到志愿表格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写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农村少医生的情况，同时也缓和这些年丧失亲人的痛苦。
1959年9月，孙道开站在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大门跟前，开始了他6年的大学生涯。在这里，他感受到了更为浓厚的学习氛围。直到今天，他还能想起当时自习教室、图书馆整日地被学生们挤得满满当当的“盛况”，“对我来说，没有礼拜天，因为礼拜天的上海我都要继续学习，唯有剩下的时间才能稍微运动、娱乐一下。”在医学院这个培养医生的摇篮里，他养成了定期看医学书、外文期刊的习惯。这一切，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孙教授对待医学研究的态度——该钻研，就绝不含糊。
提起这些早年的事，孙教授感慨道：“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我这一辈子都很勤奋”。
尝试不同的医学领域
孙道开毕业后，没有立即被分到儿科，而是去了卫生部。当时是1965年，卫生部有个出国预备队，要选拔20名学生出国培养，但事先要在上海的各大医院委培2~3年，孙道开也在其列。然而第2年，“文革”的号角就在全国各地吹响了，出国预备队的方案也不得不在此中断，于是孙道开也留在了当时的医院。也是因为“文革”的影响，孙道开并没有如期在5年后升任主治医生，而是做了13年的住院医生。然而，这段经历对孙教授的医学生涯也是弥足珍贵的。
在入医院的第一年，孙道开便遇到了毕业后的第一个人生导师。每个月，他都要检查孙道开是否保持着阅读量，阅读的书目质量如何，甚至要求他做好每本书的笔记——他会仔细过目。实际上，之后孙教授遇到的每一个不同科室的主治医生，都会对他严格要求，这一切都充分扩展了他的医学知识。
这13年里，孙道开先后换了好几个科室。夏天，感染多发的时段，他就战斗在传染科室，在那里，总是会有病人被送来抢救，工作强度极大。到了冬天，他又会被调配到新生儿病房。有一年大年夜，孙医生正在新生儿病房值班，有3个呼吸道衰竭的婴儿都要加压呼吸。这一整个晚上，他都穿梭在3个小病人的病房之间，用当时最原始的“捏皮球”的方式代替呼吸机，关照好一个后就把他交给其他医生，然后又不停歇地跑去另一个病房。一个晚上下来，3个孩子的病都基本稳定了，而孙医生的衣服却从内到外全部湿透了。
当时医院实行住院医师轮换制，孙道开自己也喜欢尝试新事物，自己科室任务不重的时候，他就到别人科室去学习，几乎所有的主要科室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曾经蹲在口腔科学习，几个月后便能够自己帮病人拔牙、补牙。在中医科室帮忙时，他还整理了中医科医生开的处方，编写了一小本《中医常见处方》。
孙教授最终选择了儿科，当时他想，儿科诊断的大多是寻常感染病，并没有那么多生离死别，生病的孩子们痊愈后便又活蹦乱跳了，实在是少了很多人生无常的悲痛。同时，小孩子们往往不懂得很好地说出自己的病情，这就需要医生细致地观察，不断地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这对孙教授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柬埔寨，重新认识自己
1975年，孙道开作为赴柬埔寨医疗队的成员，去了金边儿童医院做顾问。在那个红色的年代，所有人都满怀豪迈之情，争着响应国家的号召，孙道开也不例外。大学毕业填分配意向时，他在3个去向志愿里都写了一样的一句话：“服从祖国需要！”，这一次离开熟悉的国土，他也怀着同样的热情。
然而现实是触动人心的。柬埔寨的医疗环境还十分恶劣，医疗资源也极为短缺。真正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医生大多都下乡了，留下了一批只懂得基础医疗的部队卫生员。
因为战争影响，柬埔寨的很多民众都缺乏营养、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因为缺乏维生素所引起的干眼病、粗皮病都是在当地十分常见的疾病。同时流行的还有许多传染病，如疟疾、登革热等。这些病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常见，需要孙道开一一查询过去的医学书，细致研究。
当时仍是住院医师的孙道开一个人需要管理金边医院的500多张床位。每天早晨，他需要在各个病房中巡视、查房；下午，他又要为金边医院的卫生员讲课。因为医疗资源的缺乏，他还要一个人担任多个医生的工作。从拍片子到检查、治疗都是一个人完成。每天10个多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对医生身体素质的要求极高。在这样的疲劳工作下，虽然服用了抗传染病的药物，孙教授还是感染了登革热，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
在柬埔寨，与家人通讯十分困难。他们一行18人的信件、物资都需要每隔几个月用飞机运送。因此，孙教授虽然思乡情切，但也没有办法。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电视上报道柬埔寨吴哥遭炸弹袭击，让家人担心许久，最后，孙道开争取到打电话的机会，才算了却安抚家人的心愿。
孙道开在这里接待过不计其数的病人，治好了当地很多难以解决的疾病。然而，他却没有对那些病人留下太多的印象，因为当时的政府政策限制当地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很多病人都是匆匆见一面就不知不觉地被转走了。再加上语言沟通的困难，在柬埔寨的两年，他几乎没有听到过一句谢谢。然而孙道开并未因此感觉不平，对他来说，治好病人就是医生的天职，其他的都不重要。
癫是常见病，但学无止境
众所周知，癫是多发病常见病，也是严重影响病人和家属的疾病，不仅给他们带来身体影响，同时也对他们造成明显的心理障碍。但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新的仪器、新的诊断方法和新型抗癫药物的应用对癫概念的理解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癫经过正确的诊断和合理的治疗，可使癫发作的控制率达到80%以上，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的努力方面。孙医生一入门，就向严师——华山神经科瞿治平教授认真学习。英国的神经病理学者杰克逊说过“癫是研究脑的最好课题”，孙医生理解要深入研究癫这个课题，不仅对脑的解剖和功能要有深入学习，对中枢神经系统各种病理也应很好掌握，而癫是脑电一临床综合征。此时孙道开就潜心学习脑电图的基本电生理现象，经过数年勤奋努力，成为了上海市华东以及全国小儿脑电图方面的著名专家。他在国内先后发表论文“睡眠脑电图对小儿颞叶癫的诊断意义”，用睡眠方法诊断小儿癫阳性率从50%提高到80%～90%。总结了婴儿癫症65例，提出了婴儿痉挛发作有伸直型、屈曲型、混合型等，同时指出其发作类型还与患儿体位有关。国内首次提出小儿癫中的脑电ESES现象，以及非惊厥性癫状态的综述和临床病例报告，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传统与新的抗癫药物的经验。多年来孙教授经常在国内外省市巡讲，在丰富自己的临床经验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小儿神经专业发展。曾有一个某公司老总的儿子，得了癫频繁发作住某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29天，天天发作，家人也无法安睡，无法正常工作，经人介绍找到孙道开医生，当天就做脑电图检查，明确了诊断，给了针对性抗癫药物治疗后，次日就不发作，已5～6年，现已停药，并进入大学学习，那老总讲“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救命恩人”。孙教授还定期参加科内的视频脑电图读片讨论，提高对小儿癫的诊断水平，特别是婴幼儿癫、获得性癫失语、非惊厥性癫状态诊疗水平，提高控制率，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深受病儿和各级医生的欢迎。
“那些孩子叫我爷爷、外公”
从柬埔寨回来，孙道开选择去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小儿神经科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科室，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至少8年的临床实践。因此，他特地赴华山医院去进修了小儿神经与脑电图。
孙教授在查房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他决定从发作性病变入手（如多发性抽动和癫）开始进行他的医疗研究。多发性抽动的治疗药物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药物都带有较大的不良反应。当时有一个患病的孩子，在连续吃了4片药物后，企图从医院的6楼往下跳。因为这件事，孙教授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开始寻找另一种替代性的治疗方式。通过查阅，他在国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发现了一种药物，它可以调节多巴胺的功能。而多巴胺功能是否正常则是多发性抽动的关键所在。当时，这种药物虽然已经在中国投入生产，但却没有被应用到多发性抽动的治疗上。经过分析，孙教授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将这种药投入临床治疗（当时用新药还是不需要经过实验的）。事实证明，这种药的治疗效果极好，并且几乎没有伴随的不良反应。
患抽动症的孩子的面部乃至全身都会间歇性抽动，有时会伴有“嗯”的声音，有的甚至会从1楼传到3楼去。这种状况有的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就自己恢复了，有的却仍伴随着他们终身。
曾经有一个军官带着他患病的女儿到医院来，求着孙教授为女儿治病。这个父亲常年在部队好几个月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远远地听到女儿发病时的叫声，这个铁血男人当时就流泪了。
这些孩子的病往往会影响他们的性格。因为旁人的不理解，同学、老师乃至用人单位都可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患者。常常会有孩子受到不明情况的老师的无端指责，也常常会有毕业的学生几经奔走都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发生。久而久之，形成了他们自卑、低落、甚至具有攻击性的性格。
“一个人除了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孙道开教授一直秉承着这样的治疗理念，他对孩子们的精神状况也很是关注，常常会关切地问这问那。
孩子们很可爱，他们走的时候，都会挥着手对孙道开说“爷爷再见”，“外公再见”。“他们就像我的孙子、孙女一样”，孙教授笑道。
医学是生活的一部分
孙教授和他妻子都是医生，平时工作较为繁忙，然而对于家里的一双女儿，他们一直很关心。两个女儿出于自己的兴趣，先后读过医学，虽然最后没有从事医学，却也令孙道开教授很欣慰了。但看得出，他仍然希望女儿们继续进行医学事业，可见他对医学的喜爱。
退休后的孙道开教授仍在医院看病、开讲座介绍经验，每礼拜还要来几次医院——因为很多病人仍然愿意让“孙教授”来看病。也有其他的医院关照他来自家的医院做，孙教授都拒绝了。他说：“儿科医院需要我。”
他一天出诊的并不多，只要出诊就必定多加关照，看病的时间是别的医生看病时间的2、3倍之长。让病人一次就诊，同时做好脑电图和其他检查，并开出处方，减少了病人家属的多次往返。因为担心病人忘记如何吃药，他特定用工整的字迹在病单上写上每顿需要吃的药。对于他来说，“看病是一种享受”。他也想过休息，想过外出游玩，然而想到那些从外地赶来排号的病人，他就不得不放弃游玩的想法。
对于孙道开教授来说，医学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医学生涯上，时有坎坷，时有挑战，但在现在的他看来，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事情。在和孙教授的沟通中，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尽管困难，但还是对我自己帮助良多”。这样乐观的一句话中，传达出的是对医学抱有的一颗平常心，而这样的平常心，是几十年来心血倾注、直至医学融于生活这个基础上的。
沈水仙，女，1944年4月14日生，复旦大学儿科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临安人。197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至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内科工作。1987年5月～1988年5月赴英国伦敦进修学习小儿内分泌学。曾任上海市儿科遗传、内分泌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青少年糖尿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遗传、内分泌学组委员、国际青少年糖尿病学会理事、亚太儿科内分泌学会委员等职务。擅长小儿内分泌疾病如小儿糖尿病、矮小症、肥胖症、青春发育障碍、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重点科研为小儿糖尿病的防治研究，从1991年起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美国匹兹堡糖尿病研究中心合作率先在国内开展小儿糖尿病发病率的调查，小儿糖尿病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40多篇。参与编著《儿科学教材》、《儿科临床手册》、《近代儿科内分泌学》等6部专著和教材的编写。其研究成果“儿童青少年糖尿病防治研究”获2004年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