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日，我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儿科作为第一年助理住院医师上班。那时儿科有30几张病床，3位住院医生，1位总住院医生，主任医生是顾庆祺。听说顾医生是两年前从国外回来的。他原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那里教授很赞赏他的才华，要他留下来，但他心系祖国，抱着一付爱国热忱偕夫人（放射科医生）及儿子回到了上海，我在顾医生教导下工作13年，有些事情使我记忆深刻。
顾医生查房
顾医生每天上午8时半查房，他要求很严格，报告病史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他学识渊博、思维敏锐，检查病人仔细，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分析病例很具启发性，并结合基础知识及诊治方面的新进展讲给我们听。但他很严厉，若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或不完善就会挨骂（严厉的批评），查房时他也常给实习医生或住院医生提问，若回答不出，或答得不好也要挨骂。但他有时也很风趣，结合病人讲一些趣事，引得我们发笑。他也喜欢我们提问题讨论。吴仕孝医师最喜欢提问，有时还捧着Nelson教科书和他辩论。
10时查房结束，他要和总住院医生回去看普通门诊，住院医生也有一人轮流去看。红会医院地处闹市区，病人很多，往往看到12时以后。顾医生下午不来病房，他和彭大恩医生隔日轮看特别门诊（挂号5角，化验费也较贵，全交医院，医生不分成）。有时他去图书馆看书或参加内科学术讨论（我们也参加），晚上留一个电话号码给我们，有事叫他。我在红会医院3年，没有一位医生下午或晚上叫过他，也没出过什么医疗问题，我想这可能是他平日对我们严谨、严厉，培养了我们独立分析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吧！
在实践中培养住院医生临床科研能力
在我进入病房工作后大约二三个月，顾医生对我说：“你现在是第一年住院医生，应该写一篇读书报告，可以先写基础的内容，我想了一个题目——肾功能检查。”我听后开始到图书馆去翻阅参考书，住院医生不分昼夜工作很忙，看书时间很紧，但我还是努力在两个多月里用英语写好了这篇读书报告，并附有参考文献。顾医生看了认为还可以，指出几点要补充的，并说这篇报告在明年中山和红会两院儿科学术讨论时报告，哪知第二年春节刚过，医院派我去参加医疗队到嘉兴东大营去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回来时已是6月初了。因此没有报告，写这第一篇读书报告时我没想到几十年后我的专业竟是肾脏病。
顾庆祺教授在查房
1950年夏天发热原因不明的病人较多，1951年又有发热病人住院，顾医生查房时说这些病例很像高镜朗医生报道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生症”。后来他交给我两本杂志让我阅读，并让我收集这些病人的资料，我给每例患儿一份病史摘要，有肝脾肿大者患儿腹部用紫墨水标记，并测量其大小，再请照相室来照相保存，按时登记实验室检查结果。每一次血液涂片我都亲自检查找“传单”细胞，并请内科血液病吴茂娥医生看过，还有两例做了骨髓涂片检查，同时我利用每周一次下午休息的时间去医学会图书馆，在仓库里找到了高镜朗医生1940年发表的《中华医学杂志》上的原著。又在Accumulative index里查找有关传染性单核细胞增生症的文章20余篇，并作了读书笔记。收集了10多个病例，直到他们体温恢复正常。都没有在血片中找到文献中所表述的，涂片上新显示的“传单”细胞，且他们血液嗜异性凝集试验滴度也没有高医生所报告的那样高。临床上除发热外，其他表现也较少。我把这些资料交给顾医生，我们讨论：这些病人不像传染性单核细胞增生症。1952年5月我们从红会医院搬到儿科医院，那年夏天又有发热病人住院了，陈翠贞院长去气象局查询历年来夏季的气温资料，发现那一年夏季气温高，那一年发热原因不明的病人亦多。发热是否与气温有关？顾医生让我到实验室去找一些可吸水的试纸，剪成边长约2厘米的方块，贴在病人的前胸，并以塑料薄膜覆盖，周围以胶布密封，过一定时间后，取出试纸在天平上称其重量，并找一个年龄相仿的不发热病人对照（后者很不好找），观察两者出汗的情况。我做了近10例，把结果交给他。后来他写了一篇“暑热症”在中华儿科杂志上发表。
通过以上工作，我懂得了如何收集临床科研资料，为何进行科研思维和科学论证，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对儿科医院的发展高瞻远瞩
1961年初，时任教研室主任的顾庆祺教授对我说：“你现在和林慈医生重点钻研呼吸专业，我看她一个人可以了，你做内分泌吧！”接着他很高兴地说：“我院现在有新生儿、心血管、血液、呼吸、传染病、儿保专业，以后还要逐渐建立其他专业，专业医生在普通儿科的基础上，重点学习并诊治专科病人，过一段时间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和诊治经验在医院的学术交流会上报告，这样就提高了大家对该科疾病的认识，从而使整个儿科医院的诊疗水平和学术水平都提高了。”这时他似乎看到了儿科医院发展的远景。我当时对做内分泌尚缺乏自信，一则自己生化基础差，这方面发展很快，内分泌要较好的生化知识，再则也没有上级医生的指导。顾医生鼓励我：“你可以边看病人边看书学习啊。”同意我可以抽时间去上医跟学生听生化课，并安排星期四下午内分泌门诊。住院病人收二病房。我院无化验条件，我去和华山医院内分泌专家钟学礼教授请教，并通过他请内分泌实验室主任同意每月可送5个标本（后来我多送几个也收）。就这样内分泌专业的工作就开展起来，病人逐渐增多，顾医生也很关心并鼓励我。1962年还送给我一本新版的《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ndocrine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ense》。这本书对我从事内分泌工作20年获益匪浅。
此外，我听谭毓锦医生说，在50年代末期顾庆祺教授曾和中医顾文华教授多次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综合征，那时国外儿科已开展了肾穿刺，顾医生也很想开展，并请他的夫人从巴西寄来了肾穿刺针，但因当时条件不成熟而未宣传开展。1979年肾脏组开展肾穿刺就是用的那根针。
回想起来顾庆祺教授在50年前已经期盼并关注着儿科医院的发展了。
石美森，男，生于1919年11月，福建省福州人，曾任儿科医院副院长。于1935年至1944年先后在福州格致中学、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上海医学院求学，1944年调重庆壁山青年军201师任医生，同年回上海在江湾陆军医院工作，并于1947年任上海中山医院儿科医师，1952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儿科医师，并在传染科工作。1957年3月至10月担任儿科医院副院长，1957年10月调离儿科医院至重庆儿童医院工作，任常务副院长（根据重医儿童医院所述）。1966年“文革”中受迫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