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探春不愧为敏探春，她一下想到，自己家的园子不知比赖大家的大多少倍，如果也能包产到户，那人工费、管理费、水费、点灯熬油费（算电费吧）就可全省下来了，只用坐收租金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既开源又节流，那财政收入可就大了。
于是嗅觉灵敏、性格机智、行动果断的探春，利用她当政的机会，顺势推出了这个翻天覆地的改革。
善于聆听，让探春获得情报和灵感，改革的创举由此发端。由此可见，在现代管理艺术当中，沟通和聆听是一门重要学问。
改革触及母亲地盘
《红楼梦》中夸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认为她是大观园中敢作敢当、有谋有略的女中丈夫，有政治家的风范。
而为执行法度，政治家有时候会六亲不认，探春也不例外。
书中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写了赵姨娘、探春母女之间矛盾白热化的故事。当时探春她们正在喝茶聊天，忽然吴新登的媳妇跑来，慌慌张张地告诉她说，你的舅舅赵国基昨日死了，来领丧葬费。
探春先征询了一下李纨的意见。厚道的李纨说：“前日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要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
探春的亲舅舅死了，按照袭人的例子给个四十两银子，这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偏偏探春“大公无私”加“大义灭亲”，说领四十两太多了，因为家里的死了人赏多少跟外头的死了人赏多少，是不一样的。
探春让吴家的取出存档的资料，一一翻看： 家里给的都是二十两，外头的有给过四十两、一百两和六十两的。给六十两的是因某某要跨省把父母的灵柩迁过来，要花路费和人力成本；给四十两的是因要买一块坟地，所以多给了二十两。而探春的亲舅舅死了，一不用买坟地，二不用迁灵柩，自然就无特殊情况，探春于是说：“给他二十两银子”。
这种事情原来弹性是很大的。赏二十两是最低的，高的赏一百两都有。当然那些多给的是有“缘故”的，但只要有心多给，何况探春手握行政和财政大权，没有“缘故”创造“缘故”也可以嘛。然而探春却要按最低标准给赵姨娘发放这笔钱。
很自然就出现了下面这一幕：
赵姨娘打上门来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你们都欺负我，把我头都踩到脚下了。探春忙问谁欺负了她，赵姨娘说，就是我的亲闺女你拿我不当人，我熬到这么一大把年纪，含辛茹苦把你们拉扯大，现在竟连袭人都不如了。你探春是我闺女，打我的脸就是打你自己的脸！
平心而论，赵姨娘说的不无道理。按照现在单位上的考评标准，赵姨娘的“工龄”也要比袭人长多了。用赵姨娘的话说就是“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最后得到的银子不但不比袭人多，反比袭人少一半，赵姨娘心中自然要愤愤不平。
探春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说母亲啊，我是按规章办事，给多少是有标准可寻的，我现在是“代理CEO”，不能带头破坏规定啊，您得支持我啊。探春又说: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太太满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照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呢，姨娘真也没脸了！”（《红楼梦》第五十五回）
说着说着，两串晶莹的泪珠就掉到地上。
赵姨娘正在气头上，才不相信眼泪呢，当下就把话顶回去了：
“……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儿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红楼梦》第五十五回）
后来平儿来了，传达了凤姐的意思，说虽然照旧例是二十两，但再添些也可以，但探春却坚决维持“公道“，一分钱也没加，赵姨娘最终多一两也没领到。
探春虽然得罪了自己的母亲，但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王熙凤、贾探春的改革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而薛宝钗则建议： 应该在物质的基础上推进上层建筑，她认为只有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让改革稳步推进，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局面。下面，让我们来见识一下这位具有超前眼光的改革家薛宝钗。
薛宝钗的管理艺术
宝钗演讲以柔克刚
薛宝钗的管理高明之处体现在哪里呢？
先听听她和王熙凤风格的就职演说吧：
“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儿，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管，分明是叫姨娘操心。你们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便是街坊邻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亲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了小分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博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红楼梦》第五十六回）
事实证明，薛宝钗的这套柔性管理还真的具有很强的感化作用，手下的员工口服心服，连责任心也空前加强了。
利益均衡构建和谐
与王熙凤、贾探春相比，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我们完全可以说，薛宝钗的管理思想是最先进的，她采用了“人治”而不是“治人”的新模式。她提出的利益均衡的价值管理体系，为贾府创造了和睦的人际关系，构建了大观园里的和谐社会。
宝钗对探春的经济改革予以了充分的支持，还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比如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她清醒地意识到，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其余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的。如果改革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是一味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遇到挫折，贫富分化过大会造成严重的族群对立。
因此，薛宝钗提出了非常正确的建议： 承包者年终时要拿出些钱来分给也在园中辛苦工作的老妈妈们，让低收入者收入增加，让她们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这样才能皆大欢喜。
薛宝钗所提出的这些物质层面的改革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承包者和众人的普遍欢迎。正是有了薛宝钗的柔性辅佐，贾探春的这次承包改革获得了空前而巨大的成功。
正如曹雪芹的感叹：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价值观比价值重要
探春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利益，宝钗的建议带来了社会效益。
探春走向了物质主义的极端：“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穷尧舜之辞，背孔孟之道。”
很显然，只注重物质利益的改革会获得短期效益，但也会导致道德滑坡，最后让改革成果受损。
为此，薛宝钗尖锐地批评探春“利欲熏心”，并指出，改革可能“流入世俗去了”。这意思是说，我给你讲的不只是表面的学问，还有管理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社会价值。
毫不夸张地说，薛宝钗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商业利益，而是有了理性的超越。
薛宝钗的这一思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价值观比价值更重要。如果事事利字当头，必然不会有健康的企业文化，最终整个企业将变成一盘散沙。
薛宝钗着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治安管理，她每天晚上差人巡逻，那时也没有警车，巡逻基本上靠走，治安基本上靠狗。
薛宝钗规定的两条红线任谁也不能碰的： 一是不能酗酒闹事；二是不能聚众赌博——查到了除了没收赌资，还得立即解除劳动合同，赶出大观园。这些措施的配套和落实，为改革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宝钗的柔性管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管理的精华和儒家文化的思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义导利。
一百多年后，创立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被誉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提出了和薛宝钗一样的“义利结合”的商业思想。涩泽荣一在考察了工业革命后的西欧，参加完巴黎的万国博览会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家见利思义的思想中找到了日本工业化的精神伦理基础。他的著作《论语和算盘》主张既讲算盘的“利”，也讲《论语》的“义”。这本书重塑了日本的商业价值观。当时《红楼梦》已经传到日本几十年了，薛宝钗的管理思想一定给了涩泽荣一很大的启发。
《红楼梦》包罗万象，贾府通过实行岗位责任制、绩效考核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模式。
然而，贾府派系之间长期内讧，家族政治凌驾于制度之上，管理者贪婪奢侈，这些因素成为贾府衰败的主要原因。
王熙凤的铁腕、贾探春的改革、薛宝钗的物质和文明两手抓的管理方式，都无法挽大厦于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