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舰队的惨重损失，使美国的西海岸失去了海上屏障，保卫这一地区安全的责任完全落在了陆军的肩上。史迪威指挥的第3军，负责从克雷森特城到墨西哥边境，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沿海的防务。在指挥系统上，属于第4集团军司令德威特中将领导的西部防御司令部之下的南部战区。这里离珍珠港最近，史迪威感到一种崇高的责任和巨大的压力。他立即派副官多恩少校去奥德堡要塞，通知部队取消训练进入警戒状态。随后，又打电话给军参谋长托马斯·赫恩上校，要他把休假和外出人员召回营地，并派出侦察部队，严密监视海面上的动静。
在以后的2周时间里，史迪威处在极度紧张和繁忙之中。尽管他十分肯定地相信，日军到不了加利福尼亚，但是整个美国西海岸门户洞开，使他不能不保持警觉，认真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当时的加州，集中了全国80％的航空工业，其他军火工业也占了很大份额，这是美国保存和挖掘战争潜力的重要基础。此外，还有广播电台、发电厂、造船厂、水库、堤坝、桥梁、隧道、油井、医院等等，这些重点目标都必须严加防守。史迪威抽调34个团的部队，一个个地安排好有关目标的警戒，并组建起完备的警报系统。
如此一来，南部战区本来就不多的兵力，更加不敷分配。几天以后，第4集团军调来了一些增援部队，他开始调整和加强海岸防御。史迪威从来就看不惯海军的那股傲慢劲，这时海军也神气不起来了。圣迭戈的海军基地，只有几艘执行护卫任务的驱逐舰，万般无奈之中，只好请墨西哥派来5艘驱逐舰，帮助完成加利福尼亚海湾的巡逻任务。
陆军的武器基本上是充足的，但弹药十分缺乏。如果万一发生战斗，轻武器弹药只够用几个小时，而炮弹则更少的可怜。史迪威打电话向陆军部报告，要求尽快给以补充。接电话的军官支支吾吾，没作肯定的答复，只是说：“我们将尽力而为。”史迪威对这种敷衍塞责的答复气愤至极，他对着电话吼道：“你们尽力而为，老天爷！那他妈的我该怎么办？难道让我用棒球赶走日本人吗？”几天后，弹药运来了，情况稍稍有所改善。
更让人恼火的是由于过度紧张而造成的慌乱。大战爆发以前，许多人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掉以轻心，不以为然；而战争一爆发，他们又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直闹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耸人听闻的谣言不时地到处传播，一会儿是日本舰队逼近美国海岸了，一会儿是某处海域发现潜艇的潜望镜了，一会儿是日本飞机进入美国领空了……史迪威本来已经十分繁忙的工作，让这些捕风捉影的“警报”闹得更加难以应付。
12月9日，史迪威接到报告，说在旧金山至洛杉矾之间的海面上，发现一支由34艘舰船组成的“日本舰队”。事后查明，所谓“日本舰队”原来是蒙特雷市出海返回的14艘拖网渔船。
12月11日，史迪威接到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紧急电话，称“日本主力舰队距旧金山164英里。所有部队进入全面警戒”。史迪威急忙赶往埃利奥特营地的海军部队，找到沃格尔将军。海军派出一艘巡逻艇在海面上搜寻了一大圈，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12月13日，西部防御司令部发来敌情通报，说洛杉矾将遭到空袭，正在考虑发布“空袭警报”。史迪威认为盲目发布“空袭警报”造成的恐慌和损失，不会小于一次真正的空袭。“司令部的高级人员，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因此，他决定不理睬所谓的“空袭警报”。
正当史迪威为部署西线防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然在12月22日接到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陆军部情报处的布拉顿上校在电话里说，陆军总部要史迪威立刻动身赶到华盛顿，为准备出动的美国远征军部队制定作战计划。不一会儿，刚刚晋升少将并准备出任第82师师长的布莱德雷又打来电话，向史迪威透露说，可能会让他出任这支远征军部队的司令官。
史迪威向陆军部报到后，来到陆军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遇到了曾和他一起在利文沃思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现在是作战计划处的副处长，不久前刚刚晋升为准将。他告诉史迪威，阿卡迪亚会议已根据去年美、英两国商定的原则，确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战胜德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日军暂取守势。美国根据这一战略正在拟定一项“黑色作战计划”，准备派遣远征军横渡大西洋，在法属西非登陆，作战目标初步定在达喀尔。陆军总部已决定由史迪威来指挥这次进攻战役。
马歇尔挑选史迪威来担负这一任务，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次行动是美军在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必须由一名最出色的军官来指挥，以确保首战必胜。马歇尔让他的助手马克·克拉克准将对全军的将级军官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史迪威在所受教育、部队训练、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军事经验和应变能力等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特别是他坚定、自信、刚毅、果敢的典型的美国军人性格，更使得这一重要使命非他莫属。
第二天，史迪威开始阅读各种文件，研究非洲战场情况，准备“黑色作战计划”的各项具体方案。但是，由于美、英两国在战役决心和作战目标等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战场形势的急剧动荡，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双方不断发生争论，使得各项作战计划一直变化不定。根据丘吉尔的意见，美军的作战目标由达喀尔改到了离欧洲更近的卡萨布兰卡，“黑色作战计划”也被代号为“体育家”的新计划所取代。史迪威和一些参谋人员，随着首脑们战役决心的更改，起草了一份又一份的作战方案，包括“灰色计划”、“紫色计划”、“鸟计划”、“酒计划”，但一切都没有最后决定。
史迪威为“体育家”计划整整忙碌了20天，还没有来得及松弛一下，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如同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又落到了他的肩上。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陆军正在物色一名最合适的人选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命运之神正在向你招手。”
史迪威深深感到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明白，使命的最紧迫问题，是关于缅甸的防御。当时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路运输，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保持这一运输通道畅通，才能支援和推动中国积极对日作战，从而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但是，缅甸战局正处于危险之中。1月20日，已占领泰国的日本第15军以第33、第55师团越过泰缅边境，攻入缅甸南部。驻缅英军兵力薄弱，斗志涣散，无力抵挡日军攻势。中英两国虽签订有“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但在协防缅甸问题上却是困难重重。
早在一个月前的中英美三国重庆会议上，蒋介石就提出要派遣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但是，傲慢的韦威尔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当着蒋介石的面，用轻蔑的口气说：“要中国人来保卫缅甸，实在是大英帝国的耻辱。”蒋介石只好命令已经开始动员的中国军队“暂勿入缅”。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人慌了手脚，急忙向中国求援，但却坚持要把中国入缅部队交给英国人指挥。蒋介石虽然保卫缅甸心切，但决不愿受制于英国人。他之所以接受史迪威指挥中国入缅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借用美国人对付英国人。史迪威的面前不仅有严重的敌情和战争，而且面临着同盟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勾心斗角。
1月29日，史汀生和宋子文以换文的形式，就史迪威的任务和职权达成了正式协议。同一天，美国公开宣布了史迪威的赴华使命。像是为史迪威壮行和撑腰，美国国会于2月初通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对华巨额贷款。陆军部还准备通过海运，向中国派去400名教官和技术人员，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教会他们使用美国的武器装备，并向他们传播美国的战术和技术。
史迪威进入了最后的准备。他以原第3军军官为主，组织了随行的参谋班子。第3军参谋长赫恩准将和步兵主任赛伯特准将，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原在步兵第15团工作过的军官怀曼上校和博特纳上校，也调到了他的身边。军事情报处的中国科科长罗伯茨上校，担任了参谋班子的情报处长。出生于四川，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过的戴维斯，被借调来担任政治军官。多恩上校继续做他的副官，另外，还调来了一位年轻的夏威夷华人迪克·扬上尉。这个由35人组成的参谋班子，成为史迪威率领赴华的全部美国军队。
两天以后，即1942年2月11日，史迪威乘坐的飞机离开华盛顿，开始了飞向中国的航程。两年半以前，他乘船横渡太平洋，从中国回到美国，那时太平洋还保持着宁静，现在即使是飞机也不敢从太平洋上空飞过了。欧洲和北非的上空也不安全，他只有绕道南美飞越南大西洋，穿过非洲再转向东方。
3.兵困缅甸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飞抵滇湎的重要枢纽地腊戍，与蒋介石进行礼节性会面之后，经昆明飞往重庆。蒋介石也随即赶回重庆。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会蒋介石。他向蒋介石申明了美国方面赋予他的来华使命和职权，并谈了他对缅甸作战的初步想法。他最关心的指挥权问题，得到了蒋介石比较明确的回答。蒋介石允诺，将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史迪威感到：“这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不用每天早晨在惶恐不安中醒来，发愁到底能做些什么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了。那种日子实在令人难以承受。”
同时，史迪威发现，蒋介石所关心的主要还是美国人将向中国提供哪些支持和援助。史迪威知道，这些与他所希望得到的指挥权有重要关系。他向蒋介石保证说，美国的租借物资将会不断地运到中国。即使缅甸的通道受阻，美国设在印度的转运站，也会向中国空运物资。以印度为基地的美军第10航空队，也将在他的指挥下，接受蒋介石的统辖。
蒋介石对与史迪威的第一次谈话，显然十分满意。两天以后，他正式任命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并负责指挥中国的入缅部队。但是，就在同一天，仰光失守，日本人切断了滇缅路的出海口。而且英国人在放弃仰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通知中国的联络官。蒋介石又一次被英国人激怒了，这大大损害了他对入缅作战的情绪。
3月9日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他们的黄山别墅举行宴会，招待已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黄山位于重庆以南十几公里处，蒋介石的住所建在向阳的山坡上，绿树掩映之中，显得十分幽雅。从这里可以眺望参差错落的重庆山城和在城中交汇的长江和嘉陵江。宴会之后，蒋介石夫妇把史迪威留下来，又同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尽管史迪威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作战思想，但他意识到，能让一个外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这对蒋介石来说已经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把蒋介石指示的要点，十分认真地一一归纳、复述了一遍，以表明他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在他离开重庆的那天，蒋介石告诉他：“今天早上，我已命令在缅的第5军和第6军归你指挥，并命令杜聿明、甘丽初两位军长和驻滇参谋团林蔚团长绝对服从你的命令。”3月11日下午，史迪威从重庆飞往腊戍。
史迪威重回腊戍之时，中英两国军队正在调整部署。中国第5军的先头部队第200师，已于3月8日南进至东吁一线组织防御，准备迎击日军，掩护军主力展开。英军弃守仰光之后，沿伊洛瓦底江北撤，转移到东吁以西的卑谬地区占领阵地。两国军队在仰光以北250多公里处，形成了一条平行的防线。
但是，两国军队的指挥和协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蒋介石为抵制英国人要求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企图，于3月12日宣布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部，以卫立煌上将任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未到任，其职务由杜聿明代理。远征军长官部负责直接统辖入缅的中国军队。英国人也在采取对应的措施，他们在3月8日任命因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为英缅军总司令，以取代在他们看来对中国人过于软弱，并且缺乏威望的哈丁·赫顿中将。
3月12日，史迪威率领随行人员从腊戍驱车赶往眉苗。眉苗位于缅北交通要冲曼德勒以东，是一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被称作缅甸的“夏都”。城里的街道和房屋都是按照英国式样建造的，仿佛是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当时，英国在缅甸的总督府和英军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史迪威也在这儿选了一座美国人的浸礼会教堂，建立了他的指挥部。
3月20日下午，史迪威在重庆举行了来华之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自从他一到重庆，就成了新闻记者们注意和追踪的对象，但他一直谨慎地避开他们，因为他对一切还心里没数。经过两个星期紧张和忙碌的工作，他觉得开始有了点头绪：中国入缅部队的指挥权已经交给他，同英国人也已作了接洽和交涉，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已经得到批准……。他向记者们说：“我对中国军队充满了信心。我要用事实向人们证明，中国军队不亚于任何同盟国的军队，而且一定能超过他们。我相信会有一天，中美两国军队将共同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3月21日，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赶往腊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