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执行枪决
1946年6月3日，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清晨，囚犯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出门放风。
原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被关押在此。两个月前，陈公博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罪名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6月1日，国民政府核准了死刑判决；6月2日，陈公博与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汪伪政府广东省省长褚民谊一同由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被移送至苏州狮子口监狱。
6月3日一早，陈公博正在书写一幅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看守来通知陈公博提审时，看门外已经站着一排法警。陈公博心中也许明白了怎么回事，对法警说：“劳驾再等几分钟。”说完拾笔写完了最后三字。
接着，陈公博取出毛料西裤、尖头皮鞋穿好，再罩上了一件蓝绸长褂。踌躇良久，他挑出了一把小茶壶，出门直向对面陈璧君囚房。陈公博向陈璧君深鞠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说完双手递上茶壶，“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作个纪念吧。”陈璧君用粤语大叫：“想不到你竟死在蒋介石手里，叫人死不甘心。”
江苏高检首席检察官韩焘问陈有何遗言。陈公博要来纸笔，坐下开始写信，一封写给亲属，一封竟是写给蒋介石。信写得很长，给蒋的信只写到一半，时间已近中午，陈遂搁笔不写。
最后，陈公博要求，“我有茶杯一只，系汪先生（指汪精卫）所赠；旭日绶章一枚，系日本天皇所赠，要求随葬”。
此时，伪政权始作俑者汪精卫死去已近两年；伪立法院副院长廖斌已于半月前成为第一个被枪毙的汉奸；其后数月，伪广东省省长褚民谊，伪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伪组织部长梅思平等巨奸被处枪毙；而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于两年后病死南京狱中。
此时，面临处决的陈公博，回忆他自己的生命，不晓得该是怎样的感慨。
2.从共产党到国民党
1892年10月19日，陈公博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各方名师汇集，各种思想广泛传播。陈公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承受着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吮吸着蜂拥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想。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一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1920年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3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着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的支持者。
1927年蒋、汪重新勾结，驱逐了在广东的李济深。“驱李”之后，粤、桂方军队在梧州一带相持，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乘广州防卫空虚，举行了着名的广州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驱李”和广州起义这两件事情成为国民党内攻击汪、陈的口实，指责汪、陈为“准共产党”。蒋介石乘机东山再起，将汪精卫和陈公博赶下台，1927年12月，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不久，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陈公博来到上海，利用社会上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提出“重新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准备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1928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全面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国民党内和社会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1928年冬，陈公博等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改组派”组织成立后，陈公博多方活动，与蒋介石形成尖锐对抗，掀起了“护党救国运动”。汪精卫、陈公博联络各种势力反蒋，造成军阀大混战和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倾轧。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陈公博领导的“改组派”败下阵来，被迫解散。
“9·18”事变后，各政治派别又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开始了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蒋、汪虽实现了合作，但两人的关系却极其微妙。汪虽任行政院长，但陈公博认为，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军事、财政、外交等项大权，行政院无权过问。特别令陈公博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是主谋，而汪由于主持签订条约成为全国众矢之的。陈公博本人就任实业部长几个月，却无法履行职务，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静观国内形势的变化。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被囚禁，陈公博又活跃起来，主张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置蒋于死地，并且要迎汪回国。1937年1月，汪从巴黎回到香港，陈公博等将他从香港迎回上海。但是令汪、陈感到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从中共一大代表到国民党要员的陈公博。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他“不管闲事，专管读书”。陈公博自述其年轻时“也是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心性颇高，少有人入他法眼。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陈公博多是旁观，“其后虽参加过几次会议，但那是我的职责，不是我的兴趣。那时我是哲学系的班长，出席虽然不能不去，但依然很少发言”。
1921年，陈公博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并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6月，陈公博因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军阀陈炯明，党中央因此要求陈公博前往上海接受组织质疑，陈遂宣布脱离共产党。11月，陈公博赴美学习经济。
1925年，取得硕士学位的陈公博回国，并应廖仲恺诚邀，加入国民党。廖遇刺身亡后，陈公博投于汪精卫门下，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地位急剧上升，于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实为当时的党内“新星”。此后，汪精卫被迫出国，陈公博仍被蒋介石重用，但已“对蒋渐生不满”，而对汪的追随之心不改。1927年开始，汪精卫派别和蒋介石多次发生矛盾，陈公博则成为汪精卫的“死忠”。
此后，陈公博针对国民党派系丛生、组织糜烂的现状，抛出“改组国民党”，并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和顾孟余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蒋介石对改组派厉行整肃，手段严酷。尽管改组派中的上层在晚些时候加入了南京政府，但不可避免地带有与蒋氏集团严重的疏离倾向，作为徘徊在政治核心边缘的群体，背负来自权力主体的猜忌与冷漠，这也许是改组派成员日后大规模投向汪伪政权的原因之一。
3.摇摆犹豫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陈公博还主张一打，他认为，“这次上海战争，不是军事战争，而是政治战争”，其间，陈公博还为十九路军募捐了1万枚手榴弹。但“一·二八”淞沪战役以《淞沪停战协定》结束。
1933年2月，日军进犯热河，陈公博奉命北上犒军。陈公博刚到北平，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不奉命令，擅自撤退”。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大为恐慌，他判断，“这次战争，实在说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这是陈公博第一次流露出对日本的恐惧和对抗战的失望，而“外交途径”，则成为之后陈公博抱定的解决宗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国民政府也上诉国联，请求调解中日争端。最终日本接受德国或意大利出面“调停”。蒋介石表示了抗战的意向，但也企图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冲突，“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10月下旬，德国开始调停。
当年11月5日，日本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正式转交了日本的“议和条件”。蒋介石于12月2日下午在南京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参加者有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白崇禧说：“如果只是这些条件，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
然而，随着日军攻占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日本政府与军方气焰更嚣张，胃口更大，国际调停毫无结果。
淞沪会战之后，在南京，出现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俱乐部的成员包括：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等一批文武高级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