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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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官场栽花学(2)

与促成阎敬铭出山相先后,张之洞又保奖“循良之吏”知府马丕瑶等6人。

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上《胪举贤才折》,“举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张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必当代人才第一”。其他被推荐者如吴大澂、陈宝琛等14名京官,也多为张之洞在北京当翰林清流时的同列。此外他还推荐外官29人,八旗大臣6人,武职10人。一份疏稿荐举近60人,为前所未有,所以“疏入,枢垣惊诧”。张之洞虽然声称,他一秉于公,毫无私情,“素无通识者居其什之七”,即与十分之七的被推荐者他原来并不熟识,但他大加推崇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同党,又举荐妻兄唐炯“堪军事”,难免也让人看出了他的“栽花”意图,从而招致物议。

在张之洞担任封疆大吏时,他深知在官场中要想屹立不倒,除了要有稳固的靠山之外,还应该及时掌握朝中政要的想法与动向,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因此,他认为很有必要在朝廷身边为自己安排一个“内线”,于是他将目标瞄准了自己的得意门生杨锐。

杨锐,字叔峤,出身四川绵竹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代即崭露头角。参加院试时,张之洞将杨锐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及长,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敬重,成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15年中,凡是张之洞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侵犯凉山和滇桂边境,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张之洞起用退职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关外军务帮办,率军打败法军三路进攻,重饬法军司令尼格里,并攻占凉山。

此时,杨锐还只不过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举人,如果按照清朝的科举入仕制度,最多只能在地方衙门担任一介小吏,要想进入中央政府,若无得力之人援引,显然是万难之事。张之洞这时任湖广总督,在权力和重要性上仅次于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此,他授意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皇帝密保杨锐。由于张之洞的有力推荐,杨锐不仅进了中央政府的机要机关,而且当上了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是内阁中的官职,虽然官位并不高,但位置却很重要,因为在内阁负责拟制敕书、诏书、诰命、册表、题奏等机密文书,而且可以接触上至大学士,中至各省督抚,下至京师各衙门小吏的各色人等,容易联系他人,获得别人难以得到的信息。因此,杨锐得张之洞举荐担任中书舍人后,对这位恩师感恩戴德,视为己父。

杨锐进朝之后,也确实不负张之洞所托,凡是他所知晓的一切事情,不论宫闱秘事、朝廷动态,还是官吏升降等,巨细靡遗地及时向张之洞写信禀告,每月书信一至二封,绝无疏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召见杨锐,加赐四品衔,充军机章京,参与由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这对杨锐来说,既是一次重大机遇,又是一场冒险的赌博,因为变法一旦成功,他将与康有为等成为首功之臣,必将得到进一步重用;而变法一旦失败,等待他的很有可能就是杀身之祸。是福还是祸?杨锐一时还不能确定,但当他将这一消息告知张之洞时,张之洞大惊,根据多年来的官场经验,他要杨锐立即抽身引退,不要卷入到这场政潮之中去。

杨锐对张之洞的政治预测当然不会怀疑,而且当他进入中枢以后,也立即发现自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当他想退出时,已经无能为力了。变法三个月之后,因为帝、后矛盾激化,在慈禧太后的一手策划之下,维新运动被扼杀,刚进入军机处不及一个月的杨锐便遭逮捕,与谭嗣同等其他五人一同被处死在京师菜市口。

对于杨锐之死,张之洞痛惜不已。在杨锐被捕时,他曾急电盛宣怀,让盛宣怀转请顺天府尹陈夔龙及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文韶等人设法营救。张之洞甚至还致电天津荣禄,“愿以百口保杨锐”。但是张之洞的奔走努力终因慈禧太后的严厉态度而没有成功。杨锐被杀的噩耗传来,张之洞悲痛不已,“数日泪未干也”。1902年,当张之洞再任两江总督时,常去过去与杨锐昼夜饮酒畅谈的鸡鸣寺哀思不已,于是捐资修建“豁蒙楼”,以之纪念杨锐。

杨锐死后,张之洞不久又在朝中找到了另一个内线袁昶。

袁昶,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办理外交事务,后任江宁布政使,迁光禄寺卿,官至太常寺卿。

杨锐之后,袁昶不断给张之洞提示朝廷的动向,使张之洞在戊戌至庚子年期间能够及时得到朝中重要信息,得以游刃有余地调整应变策略,始终能够与上峰保持一致,一次又一次在固权之路上占据了有利的先机。

事实上,固权并不是简单的人际关系的固结,更是方方面面的智慧与心眼的较量。在形势日益复杂、官场动荡不定的晚清社会,如果不掌握兵权,固权就是一句空谈。因此,老谋深算的张之洞除了在朝中不停地寻找权力靠山,在朝廷身边安置耳目之外,还利用自己督抚一方、大权在握的有利条件,积极编练新军,创办洋务实业,从而成为清末除了袁世凯之外的又一个实力派人物。

对于编练新军,张之洞晚年曾对密友说:练兵一事,是鄙人身心性命之学。竟将练兵与自己的身家性命联系在一起,可见张之洞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可以说,编练新军是张之洞固权以求自保的又一种聪明的手段。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张之洞于1895年冬开始编练“自强军”,成为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创始人之一。对于这支军队,梁启超在《记自强军》一文中描述道:

自强军全军操练仅八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而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人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

这样,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袁世凯在天津组建的新建陆军南北相应,成为庚子事变前夕中国两支最为新式、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张之洞还创办军事学堂来解决军事人才的不足,以减少对外国军官严重依赖的问题。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江宁陆军学堂和湖北武备学堂先后创立。这两所军事学堂开设的课程仿照德国标准,学限为三年,培养出了一批年轻军官,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这大概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

自强军的编练成功,使张之洞成为清政府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实权派人物,这使得他的权力更加稳固。

张之洞不仅在朝中培养靠山与内线,同时也极精于权变,善于转圜。对于官场倾轧之种种机关,真正做到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可谓尽得其中奥妙。

戊戌变法时,张之洞本来支持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他却和维新派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作《劝学篇》一部,为自己预留后路。结果真的正如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缉捕康、梁。面对形势突变,张之洞又马上摆出一副与维新派势不两立的姿态。事后,其他与维新派有瓜葛者均获咎,而独言新派的张之洞却因为《劝学篇》中老到的观点而安然无恙。

庚子年间,张之洞看准慈禧太后虽然对列强“宣战”,但骨子里根本不敢与各国对抗到底的情况,所以才敢于出面策划“东南互保”,拒绝出兵“勤王”,并对英国挑动长江流域“独立”的企图不予公开抵制,静观事态发展。一旦他发现列强并不急于抛弃慈禧集团另立傀儡时,立即改变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派员向逃亡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恭请圣安,进献财物,又调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毛瑟快枪3000支,大炮16尊等大批军火,解赴陕西,以供“勤王”之需。对于唐才常的“自立军”,在各方力量对比不明时,张之洞表面听之任之,不作干预,而当北方局势趋于缓和,英国方面对自立军不再感兴趣之时,他立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自立军”全部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迅即处决,以此取悦朝廷。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禨因与庆亲王奕劻争斗失败,被慈禧太后遣放归里。两日后,张之洞补任协办大学士。瞿鸿禨“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与张之洞私谊甚笃。瞿鸿禨既获遣,返归故里湖南善化,途经夏口,想渡江拜访张之洞。张之洞没有同意,只是将瞿鸿禨约到隐秘的地方叙旧,以免引起朝廷怀疑,对自己不利。凡此种种,无不显现出张之洞干练老辣的保官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直到1908年去世前夕,张之洞都能够在官场上进退裕如,左右逢源,在高位上始终稳坐不跌。参见朱元璋等原典,华文渊解译文:《权经:通权治世的领导学智慧》,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