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晚清非典型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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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实力决定地位(2)

这时的袁世凯,不是需要一个或几个谙习西洋兵志、操法的人才,而是正需要一批这样的人才来主持新军训练。因此,当聂士成把冯国璋编的兵书转到袁世凯的手中以后,他很快就浏览了一遍。袁世凯对冯国璋不仅对日本采用西洋兵法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多,而且能下工夫研习日军的典章制度,非常高兴,当下将冯国璋编的兵书称为“鸿宝也”。并立即传见冯国璋,称誉冯“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四,第15页。在征得冯国璋同意后,袁世凯立即委任冯为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步兵学堂监督。让其主持编写兵法、操典、营制、饷章及各项图说。“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页。

以小站练兵为纽带,袁世凯和上述人物结合到了一起,这对袁世凯以后进行权力的角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袁世凯不可能料定自己的前程,更不可能确定他们将来会成为自己的“臣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袁世凯和这些人物在小站时期以练兵为机缘建立起来的联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际关系。他们在以后的复杂艰险的时局变动中,在北洋集团的发达过程中同甘共苦,患难相依,相互信赖,情谊弥深。一旦时局发生动荡,有机可乘,他们就会拥袁进取,发挥集团班子的骨干作用。即使在与对手交争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以袁为旗帜,紧紧抱成一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袁世凯最初的集团班底。

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内部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

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

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李鸿章、荣禄、慈禧太后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有魄力,是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袁到山东去。因此,清廷于12月6日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12月26日,袁世凯率领其新建的军队到达济南,开始实现他发展自己的更大愿望。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在山东起用了大批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对于扩大袁氏的半私人性质的武装和官僚团体,相互调补,关系密切,迅速成为北洋集团努力发展的新动力。正是在山东时期,袁世凯集团由一个单纯的私人军事集团,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为他广泛罗致人才,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

在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网罗的李鸿章旧部主要有:

杨士骧,字莲府,安徽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1900年随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奔走接洽,出力颇大。吴闿生说他“为人器宇深弘,能任大事,宽仁忠恕,智虑绝人”吴闿生:《北江先生集》文卷三,第21页。。李鸿章曾夸奖他说:“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同上,第22页。1900年,由李鸿章保荐,杨士骧补直隶通永道。次年,他又擢升直隶按察使。

袁世凯督直后,杨士骧向袁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18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尽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这原也是袁世凯的梦想,对此自然感到很合心意,从此对杨“深依赖之”。

袁世凯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世昌)、杨莲府(士骧),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矣。”萧一山:《清代通史》(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63页。

杨士骧辅佐袁世凯治理直隶,参与新政,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经袁世凯不断保奏,杨先后蹿升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1907年代袁为直隶总督。

杨士琦,字杏城,杨士骧之弟。1882年中举,后报捐道员,1885年捐直隶试用,后来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1900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痛剿”义和团。翌年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担任李鸿章和奕劻之间的联络人员。由于善于逢迎,得到李鸿章和奕劻的同时赏识。李鸿章死后,他投靠袁世凯,献“运动权贵,掌握政权”的方策,又亲自下工夫把奕劻和袁世凯拉在一起。

杨士琦富于机略权变,“工笔札,诡谲多智”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喜逸恶劳而多消息”,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谘商”陈一:《甘诗文集》卷下。,素有“智囊”之称。仅在1903年一年之中,袁世凯就以“保”、“特保”、“密保”三次向慈禧太后推荐他,认为他“志虑沉毅,操守谨严”,“筹划精密”,“廉正自矢”,奉旨交军机处存记、引见。《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页。

对杨士琦,袁世凯极为信任与倚重。袁世凯吞并盛宣怀控制的招商局与电报局后,派杨士琦驻沪总理招商局并参赞电政,随后又推荐他为商部左、右丞、侍郎并主管沪招商局,1911年年底袁世凯组阁时又委任他为邮传部大臣。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在南方的政治情报主要依靠他经手办理,是推动“洪宪帝制”的重要人物之一。

孙宝琦,字慕韩,浙江杭县人,他长期为李鸿章属吏,前后管理北洋银钱所、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为直隶候补道。次年袁世凯保奏他“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向在北洋供差,历办银钱所、育才馆、武备学堂等事,皆区处精当,条理井然。而于各国政治条约,均能悉心讲求,亦不堕世俗趋末略本习气,堪称干济之才”《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奉旨军机处记名。1902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驻法国大使。日俄战后,又以奏请立宪闻名,调为宪政编查馆提调。1906年袁世凯又保奏他“才识恢宏,志趣正大”,“熟习外交,研求政法”。《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7页。1907年,孙宝琦又出使德国,次年由其姻亲奕劻保荐,授山东巡抚。进入民国后,与袁世凯结为姻亲,历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78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军”,后升为巡检。1889年到直隶,历任新乐典史、东明典史、天津北仓大使及直隶保甲局总办等官差。1901年年初,经“李鸿章委派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因在京畿各州县捕杀义和团首领多人,以“长吁缉捕”名闻官场。

一见到赵秉钧,袁世凯就“奇其才”,认为他“才长心细”,“智略兼优,长于缉捕”。《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3页。先后委任他以保定、天津、直隶巡警总办。1905年又推荐他为巡警部右侍郎。

赵秉钧与杨士琦同称为袁世凯的智囊,是袁世凯得心应手的策划专家、特务头子,在政治上很快就成为袁嫡系中第一流主要人物。袁任责任内阁大臣时,赵为民政大臣。袁任民国总统时,赵又先后任民政大臣、国务总理、直隶都督。袁世凯出山组阁、议和、逼清室退位,刺杀宋教仁,赵都是主要谋士。

在北洋时期,袁世凯还网罗了一批经营实业、懂得金融与理财的能员干将。

周学熙,字缉之,号止庵,又号松云居士。安徽建德人。16岁随父亲往天津,在当时名流李慈铭名下受业。1893年,乡试中举,后入京屡试不第。他在待试期间,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遂决心放弃科举道路,开始投身实业。

1897年,周学熙七弟学渊的岳父张燕谋,当时为开平矿务局会办,派周学熙任驻上海分局监察。1898年8月周学熙报捐候补道,9月由北洋大臣裕禄札委为开平矿务局会办,10月升总办,这是周学熙接触新式工业的开始。

1901年,周学熙又利用姻亲关系(周学熙同父异母的八妹,嫁给袁世凯的八子袁克轸),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被袁委任为山东大学堂督办。不久,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调周学熙为天津候补道,并委其兼办银元局。周学熙在厂房、机器、资金和工匠等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大显身手,“凡七十日而成功开铸”,铸出当时铜元150万枚,袁世凯大为赞赏,“讶其神速,推为当代奇才,谓吾祖(周学熙)可以集事,嗣后以一切工业建设相委”。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页。

从此,凡当时北洋新政的工业建设,几乎均出自周学熙之手。

孙多森,字荫庭,安徽寿州人。其祖父孙家鼐曾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其父孙传樾为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的女婿,曾中进士。

最初,孙多森从事盐务经营。他于1893年由寿州迁居扬州,倚仗祖父孙家鼐、外祖父李瀚章、外叔祖李鸿章的势力,自扬州贩盐至汉口、安庆、芜湖等地销售,从中获取厚利,“家资巨万,富甲一方”《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十五辑,第81页。。

1900年,他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尤其是面粉行业的详细调查研究基础上,建成投产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大型的机器面粉厂——上海阜丰面粉厂,以其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大量赢利。

孙多森的企业家才干,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

1907年,孙多森应袁世凯之召赴天津,开始与周学熙一道共同筹建北洋实业,先后担任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直隶劝业道总办等职。在此期间,孙多森协助周学熙为创建北洋实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北洋实业的实际主持人。《皖系北洋人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1889年考中举人,1894年考中进士,翌年授翰林院编修。梁士诒“思路敏锐,尤具应付之才”张开秀:《梁士诒生平》,《广东文史资料》,第六十二辑,第125页。。1903年应经济特科考试第一名。同年,袁世凯慕梁之名,以津海关道唐绍仪为介,聘至天津,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梁、袁于是结交。袁世凯认为他“心精力果,学识兼优”《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73页。,把当时铁路、交通事宜基本上全交由他负责办理。

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1892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1903年由京至津投靠袁世凯。袁先后让他担任总办永七盐务、粮饷局总办、行营营务处总办、禁烟局总办、长芦盐运使、天津道等职。袁世凯认为他能“规划精祥,实心任事”,“沉毅有为,廉能卓著,允为济时之选”。《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4页。把筹集军政用款的重任交给了他,让他担任筹款局总办,从此成为袁的聚敛能臣。

袁世凯不是科举出身,而且小站时期军事骨干力量已成经络,缺的只是文官方面的人才。因此,在他督直后,就大量起用翰林、进士、举人以及留学生来充当他的幕僚与部属,借以在“文”的方面提高他的声望并弥补不足。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外,被袁重任者还有张一麟、杨度、蔡廷干、傅增湘、金邦平、富士英、汪荣宝、黎渊、李士伟、曹汝霖、严修、詹天佑等人。

张一麟,字仲仁,号公绂。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震先生名欲罗致之,始先生分省湖北,世凯与之洞争之力,乃改今省,入幕办文案,为文工且敏,他人数百言不能尽以数十言了之,昏夜世凯索幕客不得,独先生危坐属草,10余稿立就,自是参机密,得署同知”黄炎培:《张仲仁先生传》,《古红梅阁笔记》附录,第62—63页。,“后袁去北洋而入掌军机,更倚重仲仁,批拟多出其手”张一泮:《张一麟生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60号。,袁、张这种融洽的主幕关系直到袁称帝时为止。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县人。早年入国学大师王闿运之门受教,自称在乃师的门墙之中,独得帝王之学。陶菊隐著:《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1902年杨度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已蜚声于学术界,与当时的清朝督抚张之洞、锡良、端方等都有书信往来,并常得其资助”陶菊隐著:《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1904年,杨度被推荐为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清末,五大臣出国的考察报告,基本上都是熊希龄找杨代笔捉刀。五大臣回国之初,曾保杨度精通宪政,才堪大用。

1907年8月13日,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名为“宪政编察馆”,赏给杨度四品京官,任他为宪政编查馆提调。

1907年秋天,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在故乡湘潭逝世,杨度回籍奔丧,似乎无意于北上就职。其实,此时杨度与其友梁和甫、鼎甫兄弟所办的华昌锑矿公司,亏本下不了台。就在这一年,清政府调袁世凯、张之洞为军机大臣。袁、张二人发起向各省督抚招募华昌公司的股本,助杨度渡过了难关,杨才应召入京就职。

其时,袁世凯看到了时局大变,人心向往立宪,为了领导潮流,掌握主动,正需要杨度这样懂宪政的一批人做他的助手,而杨度早年就想物色一个非常之人,辅佐他成就非常之业,自己也赖以取卿相之荣。此时袁世凯正当盛年,又雄心勃勃,正是杨所需要的“非常之人”。这样,杨、袁遇合,二者遂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当然,从小站时期到北洋时期,加入袁氏集团的成员远不止上述这些,这里提及的只是在北洋集团中起着骨干作用、与袁世凯个人关系最为密切、在当时社会中有着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们走到一起,为了个人的利益聚集在“北洋团体”这面旗帜下,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清末政治急剧动荡、社会迅速转型的情况下,其集团成员具备方方面面的特长,占据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部门的重要职位,这是袁世凯政治发达的组织保障。

2振兴经济的措施让袁世凯赢得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拥护和支持。

袁世凯督直之初,恰逢清政府为“起衰弱而救颠危”,开始实施新政。由于长期在国内外政治活动所养成的精明练达,袁世凯一上任,就顺应潮流在直隶省率先推行比较完整的振兴经济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