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复杂而残酷的皇位争夺中取得胜利，可看得出雍正的务实的能力，玩虚的那就是找死！
雍正聪明好学，处理政务自然明察秋毫，他性格刚毅，处理政务更是以一贯之，不容一丝折扣。
康熙和乾隆二人性格都是天马行空，爱好出行，四出巡游不绝。
雍正极少离开京城，他于元年先后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枢去遵化东陵，以后也还去过东陵祭祀，除了这个地方外，雍正即位后哪儿都没有去过。
所以在民间的印象，康熙、乾隆都是很有风趣的皇帝，并为他们的四出巡游编出了许多丰富精彩的传说，而雍正就始终给人一种深不可测、冰冷坚硬的印象。
雍正固守京城，可能是经历了残酷的储位斗争后，长期心有余悸，担心一离开都城，就会发生意外。雍正是中国历史上公认处理政事最积极的皇帝，所以他实在无暇出行。
雍正常把他同父亲作比较，自认为比康熙更洞悉下情。雍正有自知之明的一方面，办事有主见，不易受到各方的影响，他相信自己政治上成熟，意志坚定，实施既定的方针。
雍正五年（1727），他说：“我已经是过50的人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加上我自己日夜不息，努力处理政事。所以，对于不同事情的种种判断都胸有成竹，不会被各种意见所迷惑。”
雍正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远在群臣之上，非一般人可比。他懂得做皇帝的种种难处，他不只一次地讲“为君难”，他说：“如果对弊政不加改革，众人会说皇帝懈于政务，如果真的竭力整顿，又会被人视为执政苛刻扰民太甚。对于百官的意见若不采纳，人们会说我不能受谏，如果因为其言荒谬加以处分的话，人们又会说堵塞言路，真让我左右为难，怎样做才好呢？”
因此雍正还铸造了“为君难”的玉玺，以此存念于心。
雍正还知道身在君主宝位上，要保证自己政策正确无误，就要真正充分吸取臣下意见，反对他们的一味揣摩圣意的心理。
雍正说：“你们办事都得除去私心杂念，只要一心为公，朕自然会满意，不能说违心话。”
雍正适时地要求臣下“改正施政作风”，以跟上他的思维。因为雍正对政情、民愤极为熟悉，既了解历史，又具有“振数百年颓风”的抱负，才能够提出“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奋斗目标，从而进行了一番改革。
雍正元年，京口将军位置缺人，雍正命令李林署理，大学士票拟时不小心将张天植拟用为副都统署理京口将军。事后发觉，大学士们不敢公开承认失误。雍正借机教导他们要认真办事，并说自己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
雍正二年，雍正向朝臣讲：“朕为政以来，深感责任重大，夜以继日，操持国事，深怕辜负了皇祖期望，误了江山社稷。”
雍正自感责任重大，加上刚刚即位对臣僚不熟悉，更需要勤政治理。
雍正五年，雍正把他比较欣赏的云南巡抚叫到宫里，同他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雍正说，我刚刚登基的时候，各位大臣大多没有见过面，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去鉴别这当中谁是可用的人才，每天都努力办事至深夜，中间没有任何休息。一心以天下大计为重，连身体也不爱惜。
雍正处理朝政的习惯，大体上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和实施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可谓是日以继夜，孜孜不倦。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晚间，也是雍正最繁忙的时刻，往往批览奏章到半夜三更，劳心费力，搞得自己筋疲力尽。雍正的勤于理事，不仅是由于执政初期，许多政事理不过来的形势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健全了康熙时代就开始的奏折制度，事无巨细，都是自己办理。
此外雍正又创设军机处，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众大臣作用甚微，仅充当“幕僚”角色，雍正自己身兼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事务自然就多，不得不如此所致。
雍正认为自己一生不为权诈虚语，这是一个一生拥有大权，却对权力厌烦者的心声。他在用权方面每时每刻都在为国事着想，处理每一个人都会三思而行。在皇权时代，一个政治家的个性因素往往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政治。
雍正认为用人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多么重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许多人以钱和权为第一要紧，而雍正则以用人为第一要紧，是有很大差别的。雍正好用有才之人，对碌碌无为的官吏多不能容忍。对历代很多弊政，雍正所以能大刀阔斧、行之有效地进行改革，和他性格中的一些长处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