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能体现独立的人格，而自大往往缺乏自知之明。周总理关心溥仪的身心健康，不仅时时提醒他力戒自满，也时时保护着他的自尊。
人声鼎沸的人大会堂宴会厅，各界人士荟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宴会前，周总理一眼瞧见了错坐在主桌旁的溥仪和市民政局王副局长。过了一会儿，罗青长悄悄唤出了老王。在休息室里，周总理与他有一番平静而又耐人寻味的谈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
“是总理宴请西哈努克。”老王不假思索地说。
“那么，西哈努克是什么人？”
“是柬埔寨国家元首。”
“溥仪是什么人？”
“是末代皇帝嘛。”他仍不解其意。
“好，让当朝的国家元首刚下飞机就会见被打倒的皇帝，他会作何感想？”周总理提出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唉，我怎么一点也没想到这层呢？”老王愣住了，“那……我带溥仪走开吧？不参加宴会了。”
“你想到过没有？你把溥仪突然带走，不让他参加宴会了，他又会怎么想？自尊心会受到伤害！”
老王进退维谷，简直束手无策了。
“可以把座位挪一挪嘛！”童小鹏出了个主意，但又没有理由一下把溥仪带到别处去。周总理想了想，说：“溥仪来过人大会堂吗？可以带他逛一下各个厅。”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溥仪由老王和人大会堂的一位负责人陪同参观后，坐在了宴会厅的后桌。在周总理的巧妙安排下，他竟一点也未察觉其中的周折。
溥仪前进的每一步，无不包含了周总理的苦心孤诣。回京后的八年里，周总理数十次邀他陪同接见外宾的同时，也对他“灵魂的新生”倾注了巨大心血。
应该承认，他的旧思想仍有其劣根性，一遇机会便不免膨胀起来。尤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我的前半生》出版后，他滋长了自满情绪。这很快被周总理察觉了。他亲自打电话给申老：“溥仪在抚顺管理所取得了改造的进步，到政协出现退步，是不行的……”而且先后三次请申老转告他：“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周总理还特意叮嘱申老：“把溥仪交给你，不能坏！”其含义，不仅指身体。申老心领神会，向溥仪转达了周总理的教诲。
在邀请两个侄子与溥仪一道吃饭的餐桌上，申老颇含深意地说：“所谓推翻清朝皇帝，不只是指你个人，而是整个清末封建专制王朝。所以，对你的改造，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意味着对旧制度的改造。从这一点上讲，你决不能放松改造哟。”
这些，深深地震动了溥仪。他开始剖析了自满情绪，在一次小组生活会上，他毫不含糊地找起差距。
未负众望，他通过不断“躬身自省”，逐步克服了“飘飘然”，变得更加谦虚谨慎。机关食堂的一位炊事员就曾评论说：“有的人趾高气扬，一看就知道过去是旧军官，从溥仪待人的态度来看，却一点也看不出他过去当皇帝的样子了。”
温暖的阳光无处不在。他参观西北归来，七月间忽然出现了“无痛性间歇血尿”！去人民医院检查，却被误诊为前列腺炎，只采用了打针止血的医治，直到十一月十九日住院，病情也未作出正确判断。偏巧，周总理派人请他陪同会见外宾，知他因尿血住进医院，于是亲自打电话给全国政协负责人，叮嘱尽快查清病因，务必治愈他的病。
尿血终于止住了。十二月二十二日，溥仪转到协和医院治疗，但病因仍未确诊。二十多天后，他不顾医嘱，刚刚出院便投入了紧张的是学习和工作。事与愿违，转过年的二月五日，他又住进了人民医院。病情诊断书上写道：
“上次出院后即上班工作，参加学习开会，因劳累，血尿再次出现。”
明察秋毫的周总理，详细听取了溥仪病况的汇报，断定此种血尿决非一般疾病，便迅速召集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大夫及一些肿瘤专家会诊。果然不出所料，三月六日，经膀胱镜检查，发现他的“膀胱右后顶壁输尿管口上方，有两个黄豆大小及米粒大小之乳头瘤”。周总理立即指示将他转入协和医院，采取有效治疗，防止病情恶化，并且再次叮嘱申老：“一定负责把溥仪的膀胱瘤病治好！”
“敬爱的周总理啊，我再生的父母……”躺在病床上的溥仪，不时低声地发出深情呼唤。他饱含热泪，蘸着鲜红的墨水，奋笔疾书。在上千字的陈述中，他写道：“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作为一个老北京，他何尝不知，红色的笔迹往往被视为“绝笔”。纵观他的后半生，这绝非空洞的语言，而是溥仪所最终选定的人生观的真实体现。
新的问题出现了。三月二十三日，检查中发现，膀胱瘤不是“黄豆大小”，而是“个体较大”，医院遂采取了“电灼”治疗。但不知为何，四月五日，医院竟允许他出了院。然而，他没有静心养病，出院后，便又将医嘱抛在脑后，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学习，接见外宾……甚至去工厂参加体力劳动，而他仍自称是“锻炼”。虚弱的体质已支撑不住繁重的活动，头晕、血压高等症状相继而来。紧接着，他又出现了血尿。
不久，五月二十七日——当他住进协和医院的第四天，发现肿瘤又转移到了左肾，为防止扩散，医院决定采取手术措施。一份关于溥仪的病情以及“施行左肾及左输尿管全长切除”手术的请示，呈交周总理办公室。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周总理的亲切声音，通过电话清晰地传到了协和医院：“务必把手术做好……”
据此，医院拟定了周密的方案，经周总理批准，于六月七日，由吴德诚医师主持，顺利完成了手术。术后，溥仪含泪对前来看望的赵大妈和赵大爷说：“周总理对我简直太好了……”言语未尽，热泪却簌簌地落在了胸前。
血尿！连续的血尿，在五个月后又令人忧愕地出现。这意味着：溥仪仅剩的右肾也可能发生了病变。左肾已切除，右肾是否又有了瘤细胞？十二月十一日，医师黄则临签署了诊断书：“尿内癌细胞，再度阳性。故肿瘤之判断，似无疑问。”
果然，十二月十八日，吴阶平与吴德诚医师亲自为溥仪做膀胱镜检查，发现右肾“病变较前明显”。
“漏屋偏遭连阴雨。”第二天，他的左下腹突然疼痛难忍，经诊断又患了“急性阑尾炎”。午夜十二点，在无影灯下，以外科主任曾宪九为首的医护人员，又展开了一场“急症手术”的鏖战。
谁知，次日清晨，溥仪发生了危急的“尿闭”。协和医院发出的“协办字第41号”——《关于溥仪病情的报告》，几乎同时出现在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办公桌上：
右肾造影所见病变较前更为明显。同时，肾盂尿中又找到小堆癌细胞。因之，可以肯定右肾亦有肿瘤发生。双侧肾脏性癌瘤是一种极少见的情况。
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在周总理过问下，多次与协和医院会商：竭尽全力抢救！平杰三和申伯纯受周总理委托，紧急召集有关专家研究溥仪病情的治疗方案。午饭也被端上了会议桌，边吃边讨论……
从溥仪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住院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近两个月期间，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和协和医院党委书记林钧才分别邀集国内著名专家：北医二院吴阶平院长、日坛肿瘤医院吴恒兴院长、解放军总医院许殿乙主任以及协和医院胡懋华主任、吴德诚大夫组成诊治小组，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会诊。
正当溥仪处于尿闭的生命危急之中，二十二日，周总理派著名中医蒲辅周前来诊治。蒲老号脉后，认为他“三焦失调，清浊紊乱，气化失常以致二便滞闭。”遂开药一方：
茯苓三钱 清麦二钱 白蔻八分
藿香梗五钱 泽泻一钱 猪苓一钱 川连
五分 银花二钱 甘草梢五分 通草一钱
可谓“妙手回春”！几剂药服下，溥仪的“尿闭”得到了缓解，虚弱的病体也逐渐奇迹般恢复了。随后，医院采用“慎重的小剂量放射”和“服用国产最新抗癌制剂结合治疗”，终于把他濒于垂危的生命从“阎王”手里夺了回来。
然而，周总理仍密切地关注着溥仪的病情，他要求协和医院速将有关情况报告全国政协。元月八日，协和医院向全国政协报告了《溥仪病情报告之九》，同时亦抄报了周总理办公室。
尿闭情况经积极治疗后，尿量已逐渐恢复正常，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肾功能已恢复到此次发病前的情况。
元月五日在院长主持下再次请院内、外专家会诊，针对右肾肿瘤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讨论研究。专家们一致认为：由于右肾为仅有的一个肾脏，再行手术的危险性很大，故不能采用手术治疗。根据情况从全面考虑，既要达到一定疗效又能确保病人安全为原则，拟慎重的采用小剂量放射治疗和化学抗癌药物结合进行。
放射治疗将在日坛医院进行。化学药物在目前尚找不到有效的抗癌药情况下，拟用国产新制剂口服。据药研所同志谈，此药经动物实验，对泌尿系统肿瘤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临床上也曾有过五六例的试用，疗效不显著，其毒性及副作用较一般化学抗癌药物为小，如剂量较大可引起肝肾功能损害。无论是放射或药物治疗，最满意的效果也只是控制病情的进展，适当延长其寿命，不可能达到彻底根治的目的。
接到这份病情报告，周总理遂当即挥毫批示：
请平杰三同志注意。
一月九日
其实，当他病重初期，周总理就要求北京协和医院将其病情随时报告。仅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总理办公室便收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呈报的十一份《溥仪病情报告》。其间，周总理多次询问他的病情并给予具体指示，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周总理又派童小鹏代表他来看望溥仪。
疾病带来的痛楚，他能够忍耐。然而，周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却往往使他忍不住泪如涌泉。住院期间，激动的泪水常常浸湿他病床的枕头。百感交集之中，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他把对周总理的一腔衷情，倾诉笔端：“总理对我真是父母般的关怀……我有病，及时告申老为我转院协和，治好我的瘤子重症，又一次挽救我生命，使我身体健康。我有自满，及时告申老帮助我进步，克服我思想上的毛病、自满情绪，又一次挽救我灵魂，使我思想健康……我有生之日，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日。”
显而易见，他要以后半生的健康灵魂，回答情暖身心的爱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