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德国、苏联、英国、美国都曾经印刷过大量的别国货币，既包括敌国货币也包括被占领国家货币，如捷克克朗、荷兰盾、法国和比利时法郎。抗日战争中，中日之间也曾发生过伪钞战。战场上，中日之间进行明刀明枪的战斗同时，战场下彼此之间的经济战也是硝烟弥漫。
日本方面伪造法币谋略：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从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主计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九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山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随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国”从事兵要地志调研工作。1938年进入参谋本部第七课兵要地志班。山本自小就有伪造钞票的“抱负”，在满洲国期间，他对中国的币制进行了详细研究，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该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1936年增加农民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同时宣布改银本位为汇兑本位，禁止银圆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法币1元等于22.5便士。法币制度不仅从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白银，对于伪蒙疆和华北自治运动，及其背后的日本人来说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再在中国流通，从而防止了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行为。
山本宪藏进入参谋本部后不久就动身前往华中地区观察法币的流通情况，他注意到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都为中央、交通两家银行，印刷厂家为英国的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 ）公司、华德路公司（Waterlow & Sons Ltd）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为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伪造应不困难。而且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一般民众的防伪钞意识并不是很强，通过伪造货币扰乱中国经济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同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承谈了他的全部设想，山本宪藏就技术上能否造出完美的伪钞咨询了井上的意见，井上不仅认为这项计划能够实现，而且愿意与他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宪藏将整套想法写成《法币谋略工作计划》通过参谋本部第七课（中国课）交给了主管谍报的第八课。第八课看到山本的《法币谋略工作计划》后对其十分重视。参谋本部平时进行对华特务活动只需课长一级的批准，这次则一直请示到陆军省，最后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实行。
1938年12月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山本被调出参谋本部，调至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这一工作，同时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1937年返回参谋本部工作。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１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活动的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伪造法币的成果
起初，山本、井上源先是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精心制作了5元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并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正当山本等人弹冠相庆之际，从中国传来了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消息：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源等因之受到上司严厉斥责。
抗战中的中日伪钞战：国民政府以假对假进行反制 1940年4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当时已经发明了照相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意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地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伪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便开始在日本大量仿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
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德国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七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０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国统区自己乱了阵脚
起初，日本伪造的法币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是有一点威信（1936年100元法币可买一头牛）。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不少物资，其中“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通过逃亡香港的上海黑帮头子杜月笙等人从香港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此时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逐渐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1941年，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地说：“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国民政府以假对假的反制行动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为了确保“以假对假”策略能顺利实施，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品，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1944年，“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闭，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