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有了很大发展，可以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而海峡两岸的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更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未曾有过的情况，可谓可喜可贺。然而，繁荣中也有忧虑，前进中亦有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的属于老问题变出新花样，有的则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而要使近代史研究有一个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以获得可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不能不认真考虑。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双百方针”得以贯彻，学者们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学术著述与学术会议增多，自由讨论的空气较前浓厚，对各种学术问题可以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这都是正常的，也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促进学术的发展。然而，在这些争论中也反映出一个学术研究要不要坚持科学性问题。例如，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本来是近代史上两次最大的革命运动，无论就其历史推动作用还是对历史经验的积累而言，都曾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过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革命斗争，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所以，历代革命伟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曾对它们作出过肯定的评价。而于今同一个学者，对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评价却悬若天壤，一个要低之再低，多低都不为低；一个要高之再高，多高都不为高。难道这两种评价都是科学的吗？在学术争论中，某种偏激见解的出现是正常的、常见的和由来已久的，只是两种偏激之见集中在一人身上，这样典型、这样对照鲜明，且并非出于感情上的好恶，而是完全属于理性的思维。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了彻底弄清这一现象的实质和根源，也就不能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的研究状况，不能不涉及一些有关史学的历史经验和基本理论问题，甚至对一些过去约定俗成的说法，重新拿出来加以讨论。
二、关于为现实政治服务
文艺要以歌颂或批判的方式为社会现实政治服务，本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对史学研究还没有直接这样讲过，但事实上却一直按此方针参照执行，故多年来史学研究上的一些得失利弊，都往往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一定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政治，可以说这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否则，政治上就会失去法律保障，经济上也难以生存。中国史学自西汉中期由司马迁创建以来，在自己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几次转型，即指导思想与阶级属性的根本转变，以至形成几个前后不同的阶段。而究其原因，则主要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史学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史学如要承担现实社会向它提出的新的政治任务，也就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质。从而形成自身的新陈代谢，新史学取代旧史学，占据史学领域的统治地位。于是，中国史学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辛亥革命后，反对帝制与实行民主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内容和历史潮流，然原来的旧史学却只能为封建帝制服务而不能为民主政治服务，故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一场史学革命中被无情淘汰，其原有的尊崇地位被民国新史学所取代。及至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国家政权性质由人民民主专政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亦因资产阶级史学不能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遂在1958年以来的史学革命[1]中被无情淘汰，其在史学领域的主体地位也被马列主义史学所取代。
然而，历史学究竟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怎样才算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认真探讨的问题。《史记》曾对刘邦、吕后多有微词，而对项羽、韩信却充满同情与敬意，以致被人斥为“谤书”；《资治通鉴》则对众多的帝王进行过批评。难道它们没有为当时的现实政治，即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应该说不仅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且服务得非常好，故而受到历代帝王的欣赏。可见，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过于狭隘，过于简单、直接，也会走向愿望的反面，使优秀著作遭到扼杀，平庸甚或有害之作四处传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史学界同行有了共同认识，但实际上，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却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初，近代史研究中曾发生过“三大高潮”与“四个阶梯”之争，表面上双方见解尖锐对立，各执一端，实际上却仅仅是政治内容与方向上不同，而在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其理解与做法却并无分歧。就是说，他们对于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解与做法，都只是停留在宣传上，用“借古讽今”“以古喻今”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表面上，即口头上或字面上说的是历史，实际上，心中之所想、所指，却是现行政策和现实政治问题。古代史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少，而要让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多半要靠那些影射史学之类。而近代史则属近水楼台，同现实政治联系较多，只要把那些与现实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拿来，加以批判或歌颂，也就达到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例如，借歌颂义和团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借歌颂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借批判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来批判蒋介石等等。由于太平天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相近，所以，在近代史学乃至整个史学领域，也就最受青睐，独占鳌头，以至在中国史学史上风光了几十年。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中心改变，由强调战争、强调革命、强调阶级斗争，转而强调资金、强调技术、强调现代化，由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转而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列强，学习其积极追随者“亚洲四小龙”。在新的形势下近代史研究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于是，一些学者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重新排队，提出“四个阶梯”之说，以打破原有的相关理论体系，实现近代史研究由革命年代向建设年代的过渡。然其最大的改变，不过是洋务运动地位飞升，义和团运动遭到淘汰，太平天国虽屡遭批评但仍保有一席之地。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太平天国的日子则一天不如一天，不断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冲击。例如，经济上搞包产到户，就有人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政治上否定“文革”、批判“造神运动”，就有人把太平天国说成是“红卫兵”，是神权政治；国家强调稳定、强调发展经济，就有人说太平天国破坏稳定、破坏生产；强调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有人说太平天国破坏传统文化；要批判邪教、取缔“法轮功”，就有人指太平天国为邪教；政治上要批判“台独”，推进中国的统一，就有人要取消太平天国的国号，搞什么“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甚至连什么国际承认都搬出来了。凡此种种，都曾在史学界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有的甚至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同一个太平天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政治命运竟会如此天差地别，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除要看到政治上的变局这一外部条件，亦需要对其内因，即历史学的自身特性，做一些认真的考察。
三、关于史学的功能
就一般而言，史学的功能大约有两个方面：一为舆论功能，一为借鉴功能。舆论功能即其所具有的制造社会舆论的功能，上面所提到的以史学为宣传工具，为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中心任务服务，就是主要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由于近代史是个新学科，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为着革命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且有的史学家，尤其那些对于中国近代史体系的建立与维持，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的史学家，如胡绳、刘大年等，本身就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政治家，所以，其所承担的政治宣传任务特别重，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同古代史相比，舆论功能也就成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不仅表现在过去，也表现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学科制造舆论的功能比革命年代更为得心应手。太平天国、义和团不行了，就大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大吹曾国藩、李鸿章。似乎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为改革开放找到了足够的历史根据。甚至有人说，歌颂李鸿章，就是歌颂改革开放。于是，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来了一个乾坤倒转，以前的歌颂对象如今成了批判对象，以前的批判对象如今成了歌颂对象。不过，这些史学家的做法虽然是从上一代史学家那里学来的，但具体的史学观点却不为他们所认同。于是，双方屡起争议，形成近代史研究领域两个最大的对立的学术流派。
数十年来，最无争议的要算辛亥革命了。无论是讲革命至上抑或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是海峡的此岸彼岸，即使让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也很少有人对它进行攻击。其实，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辛亥革命同样有拔高或过誉现象，同样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例如，民国的建立应当归功于革命党，而推翻清王朝却并非革命党一派之力。若不是立宪派被逼造反和袁世凯对清朝贵族的背叛，武昌起义很难发动起来，更不会导致清朝灭亡的结局。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革命党有力量推翻清王朝却无力实行共和政治的奇怪现象。事实上，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中，与太平天国的情况类似，过分强调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间的矛盾斗争，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尤其是满汉之间的矛盾斗争，忽略了革命党与满洲贵族之间的中间力量，如立宪派与袁世凯的政治动向与历史作用。这种研究，不仅把革命党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割断了它与立宪派、袁世凯北洋集团间的联系，也将辛亥革命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割断了它与清末新政及民初军阀混战的内在的历史联系。这样，也就很难对辛亥革命中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例如南北议和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然而，当今之世，这类问题存在于太平天国身上可以得到纠正，而存在于辛亥革命身上却很难加以纠正。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虽则指人而言，其道理却不限于此。无论一个史学著作、一个研究专题，还是一个史学观点、一个史学流派，若不经过几个反复是很难作数的，要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各种政治环境与思想潮流的考验。经过这次严酷环境的锻炼，太平天国的研究必将会有长足进步，而辛亥革命的研究却未必能够如此。因为它还没有这样的政治机遇。
至于史学的借鉴功能，亦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所谓以史为鉴、以古鉴今，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都是说史学具有这一功能，并可以用来为现实政治服务。所谓“以人为鉴可以辨得失”，也包含这种意思。因为人无非今人、古人，以古人为鉴，也就是以史为鉴、以古鉴今了。所以，制造社会舆论并不是史学的唯一功能，更不是它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因为制造舆论是社会政治加在它身上的带有强制性的任务，且是意识形态的各个门类，如哲学、文学、新闻、艺术等所共同具有的，而只有借鉴功能才是它所独有的。也可以说，舆论功能只是它得以生存的外部条件，而只有借鉴功能才能体现它的本质和生命力。虽然这两种功能都是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本领，但舆论功能只能表现其粗浅功夫，其历史作用也是短暂的甚或片面的；而只有借鉴功能才能体现出其深厚的底蕴，具有长久的魅力。因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揭示出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或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客观规律。整个史学如此，具体到一部史学著作也是如此。如《史记》和《资治通鉴》，它们虽为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作品，但却具有永久的魅力，直到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参阅价值。据说，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竟读过17遍。由此人们可以理解，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上高人一筹，并非由于他去的国家多，马列著作读得熟，而是较为熟悉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较他人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四、关于史学的二重性
说史学具有二重性，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它的客观性，一个是它的主观性。就是说，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一部好的史学著作，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而究其原因，则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它的自身，一是社会对它评价，一是研究者自身的追求。历史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任务的，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流动的亦即发展变化的过程。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但无论物质或精神，对其研究者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历史学则是人类历史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亦即他们对人类历史的主观认识与表述。就其本质而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同的，包括它的历史与现实，并由此建立起它们的共性和联系。而历史学则是另一码事。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的客观性，则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水平与能力。就是说，从客观上讲，人类具有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是一码事，而在主观上、通过社会的具体的个人实现这种可能性又是另一码事。所以，已经发生过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不可能复原的，所谓重构历史、复原历史、再现历史云云，都带有广告嫌疑，都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只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实际，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将它复原出来。况且，在实践上，人们的认识与表达能力又受到主客观上的种种限制。因为人们要开展研究工作，总离不开文字与实物资料。而文字资料是靠人记录的，难免不加入人的主观因素，同客观实际相比已有了差距、打了折扣。更何况有些情况，当事者是永远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不会留下任何证据，更不会有文字记载。且往往越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与重大问题上，越是如此。所谓“烛光斧影，千古之谜”，就是指此而言。而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虽然较为客观，但却处处依靠考古工作的开展，亦受到国家财力、物力、科技水平和时间的限制。至于研究者主观上还要受到理论水平、研究能力、刻苦努力的程度等限制，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一部史学著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性，这要因人而异、因书而异，如果具有七成以上的科学性，恐怕就算是优秀作品了。
此外，社会的要求是造成史学二重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原因。由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分属于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具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并由此造成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的评价标准，即客观真理与主观真理之说。历史学与历史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的范畴，故社会对它的评价也有二重性，客观性和主观性。就是说，人们评定一个史学著作的高下优劣，不仅要根据其科学性如何，还要看其观点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以所占科学性的多寡定其殿最应属客观标准，以自身利益衡量其优劣轻重则是主观标准。从前，胡适曾将历史学比喻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任人摆弄的二百吊大钱，可谓将史学自身与社会评价标准的主观性推到了极致，并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而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出现的一些怪现象，一些没有多少科学性，甚至有害无益、害多益少的作品，竟能得到势要人物的推崇，取得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也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的政治利益，以至根本不去顾忌它的客观性。而这种现象今后还会有，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阶层，它就不会消失。因为这不仅由社会要求、史学自身的特点来决定，也由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本身的特点来决定。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要生存、要发展就要适应社会、面对市场。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有好处，任何荒诞的事都会有人去干。而同样道理，范文澜提倡的“二冷精神”虽然高尚，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能够坚持一生，尤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不能说有市场经济就有市场史学，但史学与史学工作者的生存和发展一定会受到市场和社会现实政治的制约，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又使人联想到另一问题。近来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学派去的口号，似乎可以彻底摆脱现实政治对史学的纠缠，但实际上却不能解决问题。这里且不评论乾嘉学派的长短得失及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单就其皓首穷经的精神与做法，以后的莘莘学子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故自道光以来这个学派就衰落下去，很少有人再像他们那样治学。我在研究曾国藩的幕僚时，曾见到一个追随先贤、效法乾嘉学派的事例。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皆清代以考据见长的著名学者，立志撰成《左氏春秋长编》一书。只可惜祖孙三代前仆后继，无不英年早逝，最后也未能完成这部著作，读之令人悲痛。况且，当时的学者多属士绅之家，最低也无冻饿之虞。而今天的学者皆靠工薪吃饭，上司考查又勤，恐怕即便有其心也无其力。
五、关于史学的科学性
所谓史学的科学性，即史学的客观性，也就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其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符合历史事实；一是能够揭示出这些历史现象间的内部与外部的必然联系，即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就这点而言，跟自然科学是一样的。西方与港台的一些学者不承认史学的科学性，并将之排斥于社会科学之外，主要是出于他们的偏见。因为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具有共同的本质，都是客观存在的、发展变化的、遵循一定规律的，且人类能够掌握这种规律，包括其过去、现在与未来，就像对于自然界一样。所以，他们将自己不想做、做不到的事，归结于不可能。不过，这是就整体而言，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历史学才有可能变为历史科学，但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或者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其研究工作的学者的史学论著，就不含有科学性。应该说，凡是公认的史学著作，都含有程度不同的科学性，一些优秀的古今名著则所含科学性的成数尤高，不管其作者属于哪个阶级，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反之，即使诚心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学者，其写出的著作也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更不可能具有百分之百的科学性。这就是说，可以将历史学变为历史科学的客观可能性是一回事，而要通过具体的个人，在主观上实现这种可能性，又是另一回事。其主观上想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学是一回事，其做法上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却是另一回事。无论多么好的主义与方法，使用不当都会产生偏差甚或相反的结果。所以，评价一部史学著作或史学论文学术价值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其所含科学性的成数。
一般而言[2]，史学工作者都承认史学的科学性，但结果却往往大相径庭。而究其原因，则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更取决于本人对史学价值的不同追求。因为史学研究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最忌带有主观性，它与科学性的关系应该是此消彼长。这就是说，即使是第一流的史学家，如果他所追求的目标过多地带有主观性，也必然使自己史学著作科学性的成数大为降低。例如，他以史学的借鉴功能为首要的价值追求，他就努力追求史学的科学性，力求自己的史学著作更接近于客观历史。因为只有符合社会历史实际及其客观发展规律的史学著作，才能真正揭示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的必然联系，才能对现实社会具有借鉴价值。如果他不以科学性为基础，片面追求史学舆论功能上的价值，他就可能努力追求史学的主观性，力求自己的史学著作更贴近一时的社会需求。这样，对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表述和评价，难免不发生畸高畸低的现象，而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不过较为突出和典型而已。
此外，《春秋》义法与《联共（布）党史教程》的影响，也往往导致史学的政治化，从而造成其主观性的膨胀和科学性的萎缩。究其原因，则与多少年来常常混淆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界线有关。所谓《春秋》义法不过是孔子借歪曲史实，以打击当时的那些肆意僭越的“乱臣贼子”，宣扬自己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的做法，并经由公羊派和今文经学派的张扬，形成一种以微言大义为特征的治学方法。多年来，一直有人采用这一方法研究历史，撰写史书和文章。但这是治经学的方法，并不是研究历史的方法。更何况，孔子的《春秋》也不是史学著作。至少从西汉中期以来《春秋》就被称为“经”，是人们必须恪守的政治法则，应属于政治学。而历史学则是由《史记》发端、司马迁创立的，故其有“史圣”之称。所以，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但自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后，这个问题又逐渐模糊起来。因为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将史学政治化，并非将《春秋》史学化，故能得到一些民国学者的响应，用以批判旧史学、鼓吹新史学，以便让它为民主革命造舆论。其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往往采取与之类似的做法，不过不是直接取义于《春秋》，而是取义于革命的新经典《联共（布）党史教程》，将之奉为无产阶级新史学的样板，而视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如《史记》《资治通鉴》等为一堆史料。其实，《春秋》、党史之类政治学教科书不仅形式上，且在裁定原则上与史学著作有着明显的不同。就拿《春秋》与《史记》来说吧，前者为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甚至为政治宣传的需要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而后者则顺从自然、尊重客观，无论胜败贵贱、美丑智愚皆无所隐讳，在司马迁的笔下，孔子老庄都是先哲，秦皇荆轲尽皆英雄，既推崇刘邦的机警善变，也敬仰项羽的英勇无畏。但对他们的弱点劣迹，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揭露和批评。又如，裁定历史学中是是非非的根据应是历史事实，而裁定党史上是非曲直的根据则是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言论。所以，它们虽然都是讲历史的，但却有着大为不同的规矩，虽无明文规定，但却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业内人士无不知晓。因而，为了坚持史学的科学性，应将历史学与政治学分开，各行其是，互不干扰。
六、关于史学的研究方法
中华民族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和诸多治学方法，五四运动以来又从欧美日本传入实用主义、马列主义等，差不多都被用来研究历史，遂使今天研究史学的方法多种多样，学者们也大有选择的余地。应该说，这些方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过它的辉煌，都有自己的名人名著。然比较而言，在这些研究方法中，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为最优。我这样讲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是在理论上，它吸收和综合了古今中外研究方法的精华；一是在实践上得到证明，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始人的实践，也有作者个人二十几年来从事史学研究的切身体验。
实事求是是个古老的提法，最早载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称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考据学家曾以此为治学格言。他们高张汉学的旗帜，与程朱理学拼死争斗、相互讦难，并在乾嘉时期称霸学坛，创造出自己的辉煌时代。曾国藩是一位晚清时期学兼汉宋的理学家，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事”就是“物”、“求”就是“穷”，汉学家的“实事求是”与宋学家的“即物穷理”是一致的。这样，他就将这势不两立的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虽未必能为两派学者所接受，但对他来说却是兼两家之长，创造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且对汉、宋两家而言，都是一种超越。因为提法虽然略同，但汉、宋两家的治学实践却各有自己的长短偏好。汉学家重证据而轻理论，他们所说的“是”归根到底还是事实。而理学家则重理论而轻证据，他们所说的“物”归根到底还是“理”。毛泽东则更进一步将这一古老的说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就是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一说法与马克思的治学方法是一致的。他在谈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曾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可见，经毛泽东重新解释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
从实践上说，马克思曾用这一方法完成《资本论》的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尤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曾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的规律，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中国民主革命引向胜利。而我个人的实践虽然与之相比微不足道，但于自己对实事求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信心的建立，相对而言却更为重要。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在自己的史学研究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态度，虽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出成果不多，但所幸这些著作与论文大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未因时势的变化而引起学术价值的涨落。
至于二十几年来从事史学研究的体验，似乎觉得人类历史确有规律可循，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也确有可取之处。我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人物的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个由此及彼的桥梁，那就是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只要抓住这一点，就可以通过他们的个人言行，追索到其背后的客观必然性。因为“利益”只有大小远近之分，个体整体之别，小到一人一事，大到一个集团、一个阶层、一个阶级，乃至一个民族，无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尽管其思想千差万别、反复多变，但殊途同归、万变不离其宗，总不能脱离上述规律，总不会甘为他人作嫁衣裳。我把这一发现称为“利益原则”或“利益法则”。它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一致的，但从具体言行入手，可避免公式化之弊；既可用以作阶级、阶层分析，也可作派别、集团与个人分析，故使用面更广、精确率更高。又因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发现的，故更合乎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多年来，我曾用此法破解过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不少难解之题，可以说屡试不爽。
其实，对史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方法，而是出发点。只要坚持从事实出发、从现象入手展开研究工作，不论采用什么方法，搞出的成果总具有程度不同的科学性。而衡定各种史学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的优劣殿最，也只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就是看其所生产的史学论著的科学性如何。
这里还想顺便说一句，以笔者浅见，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好像并不是研究方法，而是一种表述方法。其理由有三：1.一个科学作品的产生，应有研究、表述两个过程与相应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如马克思在论及《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所讲的那样。2.此法似乎脱胎于数学解题方法中的假设与求证，但它要说明的并非数学家复杂的研究过程，而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将他们经过多次排除和反复试验而从中选出的最佳方案再演示一遍。如今虽由胡先生为之加上“大胆”“小心”的字样，亦只不过转换了它的表述对象，由数学问题变为人文学科问题，但并未改变它的本质。3.胡先生的方法，只是说明如何“求证”它的“假设”，并没有说明这“假设”是怎么来的。按照一般常识，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应当产生于研究过程的终结，而不是在它之前。如果未曾研究先已有了结论，就很难使人相信其科学性。况且，既然已经有了结论，还搞什么研究，又何谈什么研究方法？或者说，虽有结论却无论证，难以取信于人。那样，作者的论证就不再是对未知的探索，而只是讲清自己所以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以说服别人。因为他已经弄清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只是别人还不明白。所以，这实际上还是一种表述，而不是研究。或者有人认为，自然科学就是这样搞的，往往先有假说，然后在实验室里反复实验，最后才能得出科学的成果。然自然科学中的假说也是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是产生于研究过程的终结，而不是在它的开始。它与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是在它的实践检验阶段。自然科学可以由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而社会科学则只能是对社会活动的研究和总结。因为人类社会的问题，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都不能搬到实验室里来。所以，一旦形成自己的理论，社会科学家的科研活动也就结束了。更何况，胡先生的“求证”也不是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做实验，它们根本是两码事。或者，胡先生此法另有秘诀。例如，他所以能够破解《红楼梦》的成书之谜，很可能因为他与曹雪芹有着大致类似的经历，故能迈越群贤，一矢中的。只是他不肯吐露真实的研究过程，仅仅讲出了自己的表述方法。这就是说，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假设”之科学与否，而科学的“假设”则来自实事求是的研究过程。所以，它作为一种表述方法还是可取的，但若当作一种研究方法，则却存在着诸多疑问。
（《历史档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