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清音
清刻苏轼的《集归去来辞诗》刻石圆首方座，高265厘米，宽102厘米，内容是苏轼为追和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辞赋名篇《归去来兮辞》所作的组诗，诗题曰：“予喜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字为诗六首。”碑末署：“元丰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眉山轼书。”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此后，由于宋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和范镇等的营救，以王安石的“一言而决”，才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释放，贬谪黄州，历时五年。按此时间推算，《集归去来辞诗》当是苏轼在黄州所书，是他在特殊境遇下有感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摆脱官场、归返田园生活的热情洋溢之辞而作，是借陶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
据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江苏太仓也有苏轼所书《集归去来辞诗》刻石，为十首本。苏轼题记曰：“元丰甲子，余居黄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邻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砻石欲并得焉。余性不奈小楷，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苏轼。”“元丰甲子”，即元丰七年（1084），是苏轼在黄州贬所的最后一年，本以为将终老此地，又受命离开，因此写诗赠别友邻，朋友热情地要求留书“赤壁赋”，苏轼欲书“归去来辞”，最后是两者皆留，因此耽误了他几天行程。路远先生按此估断：苏轼在元丰四年可能只吟成了六首《集归去来辞诗》，其诗题曰： “予喜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字为诗六首。”过了三年，即元丰七年时才凑足十首，其诗题为： “予喜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字为十诗。”这大概就是苏轼书《集归去来辞诗》有“六首本” 也有“十首本” 的原因吧。
那么，这块珍贵的刻石又是如何与碑林结缘的呢？真凭“石”据还得从跋文入手。
一
《集归去来辞诗》上保存着刻石者邓霖的跋文，兹从路文抄录如下：先子每言苏文忠公真迹，乃友人陆平原文学所贻者。本金沙周冢宰家物，平原，周之姻也。昔年曾见之，后乃流落人手，平原偶购得焉，视若拱璧。每出以共赏，曰：文忠公真迹，端严典重，虽与黄、米并称，而非所及。每什袭藏之，不肯轻以示人，惧作米颠袖中第三石，为具眼者攫之而走也。今老矣，弱息稚龄，但觅枣与粟耳。惟君与予异乡莫逆，而有嗜痂之癖，特以相赠，他日携归禖江，见此不异邗江晤对时也。自吾家遭兵变，故物荡然，惟此卷以在复阁中埋封尘礳，未付消沉。殆昔人所云，六丁收拾，故令鲁灵光岿然独存耳。每忆不肖霖，幼于庭训时，先子尝手披是卷，指示其异，备道其详，切切识之。厥后先子遗命，以此卷付不肖霖，属为表扬。是以伯兄三千里外叮宁封寄，因亟镌之文庙中，以志不敢忘先子珍重友贻之意。且以告世之摹仿文忠书而徒见陈眉公晚香堂墨刻者，俾知沧海遗珠，正自不少也。
康熙二十二年岁在癸亥仲春花朝日不肖霖谨识。
跋文详细记述了“东坡真迹” 的来龙去脉：邓霖年幼时，其父曾经亲手展卷，详述东坡真迹之珍贵，后又每每提及辗转得藏乃源于好友陆平原的馈赠。陆平原是“金沙周冢宰”姻亲，往年曾在周家见过此墨迹本，后来这卷真迹从周家流落他人之手，恰又被陆平原购得，因此异常珍惜，惟恐被人窥视攫取。陆平原年迈后，子女尚幼，于是将其赠予莫逆之交———邓霖之父。邓父临终将此卷交付邓霖，嘱咐将其广为流传。
邓霖将其镌刻于文庙中，一则以示铭记先父与陆平原珍贵的友情；二则将这“沧海遗珠”显露于世，广为人知。
邓霖其人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有载， “原名霖”，籍贯“南城”，字“动楫”，室号“即我庐”。在《集归去来辞诗》邓霖跋文署款之后，刻印章两枚，一为阳文“邓霖”，一为阴文“动楫”。按此，二者信息相合，当为同一人。
跋文中有两段文字、两个典故值得关注。第一段： “昔年曾见之，后乃流落人手，平原偶购得焉，视若拱璧。每出以共赏，曰：文忠公真迹，端严典重，虽与黄、米并称，而非所及。”其中， “” 乃“远” 之意，苏、黄、米、蔡虽并称“宋四家”，但在陆、邓看来，苏的成就远在余三人之上。第二段：“且以告世之摹仿文忠书而徒见陈眉公晚香堂墨刻者，俾知沧海遗珠，正自不少也。” “俾” 乃“使……” 之意，这一字将拥有这件被埋没珍宝的得意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告世之摹仿文忠书”，说明当时摹仿苏轼书迹风气之盛。典故之一：米颠袖中第三石。据说米芾好石，常把石头藏于袖中，随时取出观赏，谓之“握游”。有一天，上司杨次公下来巡视，批评米芾玩石丧志。米芾分两次从左右袖中各取出一石，杨次公都视若无睹。最后，米芾取出“压袖”的第三块宝贝，杨次公再也按捺不住，将石头夺走了。跋文中将东坡真迹堪比米颠袖中第三石，可见东坡真迹无比珍贵，陆平原十分珍惜，终日惴惴惟恐被夺取。典故二：嗜痂之癖。来源于南朝的刘邕，据说他性喜食痂，感其味似食鳆鱼。后邕命所属南康郡之二百多名官吏，不论有无罪愆，每人须轮番挨鞭，致伤以成痂，供其食用也。跋文中以嗜痂之癖指称陆、邓的收藏之癖，并非指其为“怪癖”，而意在说明此爱好深入骨髓、根深蒂固。
凡此种种，苏轼在清人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因此，为了加深对这块碑石渊源的了解，我们从清人对苏轼接受史的背景加以探讨。按接受美学的范式，清人的苏轼接受史就是研究清人对苏轼主动选择、再创造的动态过程。在此，我们从清人的接受心理、接受内容等方面加以论述。
二
接受心理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于我心有戚戚焉”，说的是两个主体之间因为某种相通的客体而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北宋的苏轼与东晋的陶渊明虽然跨越时代，但是遭遇坎坷，两人的心灵是相通的，于是“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同样，生在封建末世的清代文人也对苏轼“情有独钟”。
清代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民族矛盾的阴影无所不在，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在实行感召拉拢政策的同时，也大兴文字狱，钳制士人思想。考取功名是文人实现自我的必然方式，科场失意、生活艰辛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他们渴望在“前人”
身上寻求精神寄托，苏轼自然而然进入了清人的“视界”。苏轼正直不同流合污的秉性使他在新旧党争中屡遭排挤、多次贬谪：与“新派”王安石不合，于熙宁、元丰年间，先后被外派至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元丰二年（1079），以诽谤朝廷之罪下狱，获释后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后又与“旧党” 发生政见分歧， “恐不见容，请外”，拜经图阁学士，元四年（1089）“知杭州”。现实的失意使苏轼成为一个富有悲剧意识的艺术家，而他又没有厌世伤感，其率真的天性、萧散的心境和乐观旷达的情怀又使他把这种“悲剧美” 升华成超越的审美体验。这使清人在其中获得了一种“释然”的审美感受。正如李剑锋在《苏轼“和陶诗”深层意蕴探论》中提到的：“可以说是苏轼和陶渊明以具体可感的文化心理安慰了封建末世失意文人的心灵，使他们在困境中，在华夏悲凉之雾的笼罩中，追求自我内在的超越，从而旷然自适，安度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轼为中国文人酿造了一杯安慰灵魂的醇美之酒。”据曾枣庄《苏轼研究史》，清人不满明人对宋诗的否定，为纠正明人的“诗必盛唐”，对宋诗作了较充分的肯定。基于此等种种，清代苏轼研究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清人对苏诗进行了系统整理……清人诗文集、总集、诗话、笔记评及苏诗者也很多，其数量超过清以前的总和。”
接受内容
清人的苏轼接受史主要成就在苏诗方面，其中，“和陶诗” 的研究占相当比重。
《岘佣说诗》云： “陶诗多微至语，东坡学陶多超脱语，天分不同也。” 纪昀评苏轼《和〈读山海经〉》云： “十三首音节颇古，而意境局促，少悠悠自得之致。盖东坡善于用多而不善于用少，善于异奇而不善于平实。” 《艺概·诗概》云： “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官，其正复不相掩也。”以上皆着意比较苏与陶之不同，对和陶诗之“不似”，王文诰分析最为精妙。王文诰，字见大，仁和（今属浙江） 人。从小即与苏轼结缘，几乎花费了一生的精力著成《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以注苏诗。此书含《诗目》1卷、《编年总案》45卷、《编年古今体诗》45卷、《帖子口号词》1卷、《杂缀》1卷、《苏海识余》4卷、《笺诗图》1
卷，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即以此为底本。关于“和陶诗”，王文诰有一段妙论：“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
此虽和陶，而有与陶绝不相干者。” 《集归去来辞诗》虽然是苏轼为唱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而作，两篇作品中有相同的意象和立意：远离争宠夺利、互相倾轧的嘈杂官场，向往美好的乡村田园生活，赋诗自赏，与乡亲父老把酒言欢。但两相对比，“味”、“道”却有不同。陶《归》由于“辞” 自身的特点，长短句恰到好处的使用让全篇节奏抑扬顿挫，“归去来兮”句式的反复和反问、自问自答、感叹等句式的配合让辞篇情感跌宕起伏，作者驰骋想象于田园生活自然场景，急切的心绪如脱缰的野马肆意奔放于田野山水之间。“田园将芜胡不归！” 首句点题，振聋发聩，使全篇如酣畅淋漓的宣言书。
相比之下，苏《归》刻石上的组诗则显得含蓄多义，言有尽而意无穷。尤其第二首：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归路，不复回迷途。去去径犹菊，行行田欲芜。
情系有还往，清酒引觞壶。几乎一首诗就集合了陶渊明辞篇中的意象和意旨，以“形役”、“告休”、“老夫”、“迷途” 等精炼有力地描述了自己积极世事却反而让心志受缚，身居宦海，几度沉浮，经历了受诬入狱和几番流放辗转，不经意间年华已逝，半生飘零，一“恨”字惊心动魄，似幡然醒悟，一“成” 字无可奈何，已成定局。前者辞官是彻底看破，胸怀洒脱，句句旷真，不见斧凿之痕，实宣言，真实践；后者乃谪居荒村的被贬之臣，始终缠绵世事，“未忘为国家虑”，实慰藉，真想象而已。
其余如写田园生活的乐趣，陶辞中“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而苏诗中为“农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陶渊明描述的是亲为耕事的细节，而苏轼表达的是与民同乐的情怀，前者偏重个体自我返璞归真，与民一体的朴素情感；后者则始终关心他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没忘记人民生活、社稷安危。
苏轼是诗、文、书、画的全才，他的书法被黄庭坚称为“本朝善书，当推为第一”。他的书法亦受到了清人的关注。清代的梁山献曾对晋以降各代书法的特征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 宋代的“尚意” 书法，苏轼堪为先锋，他自诩“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另一方面，清代金石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清人的苏轼书法接受。清代的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导致大批文人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整理和考证古文献中，寻访原石、摹拓古碑开始流行，金石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继而由考据发展成以金石笔法入书，形成后人所称的“碑学”。“碑学的崛起，开创了书学的新局面，改变了自唐代以来‘二王’书法主宰书坛的‘帖学’ 传统，并很快成为一股变革的文化思潮，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其影响至今不衰”。“碑学” 的真正意义见于在书法史上掀起了变革之风，这股变革的文化思潮直接冲击了当时以取悦考官为目的的千篇一律毫无生命力的“馆阁体”，在这种背景下，宋人的“尚意”书风更易为清人所接受。
“意”是指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尚意” 即注重作者主观情感和个性，格外追求创作心态的自由。这种由苏轼开创的“尚意” 书风及其理论在清代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展。清代的徐复观曾在《中国文学论集》中指出：“‘意有余’ 之‘意’，决不是‘意义’之‘意’，而是‘意味’之‘意’ ……而‘意味’ 之意，则并不包含某种明确意识，而只是流动着的一片感情的朦胧缥缈的情调。”另外，如苏轼的“书如其人” 的书法批评观也受到清人的重视。清人刘熙载就曾评“书如其人”观的价值：“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
而已。”
三
西安碑林中邓霖刻石，除了这件苏轼《集归去来辞诗》，还有康熙二十一年刻于一石之两面的赵孟瞓书《天冠山诗》和《五岳真形图》。另外，祝允明《草书乐志论》刻石也附有邓霖康熙二十二年跋文，估计该帖之刻也与其有关。路文认为，邓霖能够在碑林中刻石数种，当是身份显贵者，其时应在西安任官。《集归去来辞诗》保存至今，既完成了邓霖“俾知沧海遗珠，正自不少也”的初衷，也为后人保存了一方珍贵的文物。
（责任编辑：景亚鹂 郑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