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藏柳公权书迹刻石
路 远
后世大凡论及唐代楷书，多以“颜柳” 并称，把颜真卿和柳公权作为唐楷的代表人物。颜真卿是盛唐的产儿，生逢开元盛世，他用自己被“安史之乱” 分成两半的77
年的生命历程，见证了唐王朝繁荣强盛的顶峰和它盛极而衰的转折，也用他的如椽之笔，书写了盛、中唐书法艺术的辉煌。柳公权的时代则已入晚唐，强盛统一的唐王朝已成为人们对往昔的记忆，书坛也渐趋冷落，不再有盛唐时名家辈出、群星辉映的局面。然而，正是有了晚唐书坛的冷寂，才会凸显柳公权的卓然成就，才有他独步书坛的显赫。只是柳公权的个人成就再高，终究无法挽回晚唐书法的颓势。这就像晚唐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唐宪宗，在位15年，与藩镇进行了多次重大军事对抗，一心想中兴大唐，却终究无法阻止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
一、柳公权与晚唐书坛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 人。“幼嗜学，十二能为辞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不过，柳公权的仕途一开始并不顺利，在校书郎任上久滞不迁，达10年之久。他博贯经书，长于辞赋，却没有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机会，也未能在文坛上显露他的才华。为他赢得声誉，使他名垂于史册的，是他的书法。元和十五年（820），刚刚即位的唐穆宗召见柳公权， “谓公权曰： ‘我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 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自此，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柳公权侍书中禁，出入皇帝左右，虽有“知制诰”、“翰林学士” 之类的名号，但实质上是皇室的专职书法教师。柳公权对御前书写的“本职工作” 并不安心，对自己的以善书致用，也颇不以为然。文宗朝，其兄柳公绰曾“致书于宰相李宗闵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当时柳公绰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出面为弟弟“走后门”，李宗闵还挺“买账”，于是柳公权得以改任右司郎中、弘文馆学士。
只是没过多久，文宗又把他叫回身边，“复召侍书”。皇命难违，他与书法的不解之缘，看来是命里注定的。
直至武宗即位，柳公权才被罢去内职，而此时他已年过60。此后，他还作过集贤院学士判院事、太子詹事、太子少师、国子祭酒、工部尚书等，累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柳公权的长寿，是他那个时代少见的。他又活过了武宗、宣宗，官居三品、二品凡30年，至懿宗咸通初，方以太子少傅致仕。咸通六年（865），他病逝于家中，赠太子太师，享年88岁。
柳公权之书法， “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 这是《旧唐书·本传》一般化的说法。具体地讲，其书法受颜真卿的影响最大。宋人朱长文《续书断》将柳书列入妙品，指出：“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而不及颜之体局宽裕也。” 苏轼也认为柳书出于颜：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后人所谓“颜筋柳骨”之说，便始于北宋，它出自范仲淹悼念故友石延年的祭文《祭石学士文》中，是他称赞其书法的话：曼卿之才，大而无媒，不登公卿，善人为哀。曼卿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实为神物。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
曼卿是石延年的字，其书兼有颜、柳之长，当时文名、书名甚高。由此可见，从北宋起，柳公权便与颜真卿平起平坐，“颜柳”并称了。
当然，颜、柳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可同日而语，柳公权已不可能达到颜真卿那种开创一代新书风的境界了。他能够做到的，是对以颜真卿为代表的盛、中唐书法的继承，是在晚唐书法日渐衰微之际，卓然而起，给寂寞的书坛，增添一笔亮丽色彩，虽不能再现盛唐气象，但作为书法家个人，他却因此而在书法史上稳稳地站住了脚。
柳公权侍书三朝，堪称御用书法家，朝野跟风追捧，自然不在话下。“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当年其书名之显赫可见一斑。唐宣宗时，已年过七旬的柳公权应召御前书写三纸，一真一行一草， “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军容使和枢密使，是晚唐时专门由专权的大宦官担任的职务，柳公权给皇上写字，让这两名宦官头子当众伺候，其不可一世，只有当年御前作乐府新词、使高力士脱靴的李太白可以相比。
柳公权的同时代人，善书者亦不少，如以章草名世的柳宗元，与柳宗元同在皇甫阅门下得徐浩笔法的刘禹锡，被米芾称赞胜于其弟的柳公权之兄柳公绰，还有留下那件传世名迹《张好好诗》的杜牧，以及牛僧孺、裴休、李德裕等，只是他们或是被文名诗名所掩，或是作品存世太少，都无法与柳公权比肩。柳公权则专以善书名世，而且他的传世书作很多。宋人郑樵《金石略》柳公权名下碑刻数为54种，而《宝刻类编》卷4其名下碑刻数为76种，这是经过唐末五代战乱，至宋代尚存者。然而又经过千年，即便是柳公权的书作，今日可见者也已屈指可数。原碑存者除现藏西安碑林的《玄秘塔碑》、《回元观钟楼铭》、《冯宿神道碑》外，还有《李晟碑》（在陕西高陵县）、《刘沔碑》（在陕西永寿县）、《高元裕碑》（在河南洛阳），原碑已佚而以拓本传世者有《神策军碑》和《金刚经》。此外，原在陕西富平县的《苻瞞碑》，毁于1968
年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动乱中。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盛德碑》，刻于会昌三年（843），原碑早佚，其传世者，仅南宋贾似道旧藏拓本装裱本上半册，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虽然只是拓本，但摹刻精工，椎拓亦佳，历来被认为是柳公权的代表作品。《金刚经》刻于长庆四年（824），是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所书，立于长安西明寺。原石亦早佚，今人所见者，是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唐代拓本（P4503），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此拓系裱本，首尾完整，一字未损，成为研究柳公权书法的重要资料。至于上述《李晟碑》、《刘沔碑》、《高元裕碑》，历代均有著录，虽说原碑尚存，但均已漫漶过甚，几不可读，难以反映柳书的本来面貌。于是西安碑林所藏且保存状况相当好的《玄秘塔碑》和《回元观钟楼铭》，便更显其珍贵。
二、《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碑题“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刻于会昌元年（841），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螭首方座，高368厘米，宽120厘米。碑身上截横断。碑文28行，行54字，楷书。额题“唐故左街僧录大达法师碑铭”12字，篆书。此碑原应立于长安安国寺，北宋碑林形成之初，此碑已在京兆府孔庙，是碑林最早藏石之一。
碑文记述安国寺上座大达法师生平事迹。大达法师释名端甫，俗姓赵氏，天水人，“大达”是他死后被赐的谥号。《宋高僧传》有《端甫传》，内容与碑文大同小异，撰者显然参考过此碑。按碑文所述，端甫10岁即依崇福寺道悟禅师为沙弥，17岁在安国寺度为比丘。“具威仪于西明寺照律师，禀持犯于崇福寺升律师，传唯识大义于安国寺素法师，通涅？大旨于福林寺肶法师。”其经律论无敌于当时，成为京城里有名的大僧。唐德宗闻其名而召之，使常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诏侍皇太子于东朝，恩礼特隆。
唐宪宗则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友，诏其“率缁属迎真骨于灵山，开法场于秘殿”。“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以标表净众者凡一十年”。端甫去世，是在文宗开成元年（836）
六月，七月“迁于长乐之南原”。“赐谥大达，塔曰玄秘，俗寿六十七”。
端甫所在的大安国寺，是当时长安城中著名寺院，在唐长安郭城长乐坊，即朱雀门街东第四街街东从北第一坊，相当于今西安城东北角城外一带，寺院在该坊东部。1959
年7月城建施工时，曾在这里发现一批窖藏唐贴金画彩石刻造像，应该是大安国寺之物。端甫之葬地“长乐之南原”，这个“长乐”当然不是长乐坊，而是指长安城东之长乐乡，属万年县，西接郭城城垣，东跨河，唐人送别的长乐坡即在此乡，至今“长乐坡”地名犹存，出西安城至灞桥的交通干道仍称“长乐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带曾发现大量唐代墓葬，无疑是当年长安的重要墓葬区。从出土墓志所记葬地之称谓看，有直接称“长乐乡”者，有称“长乐乡某某里”者，有称“长乐原”、“长乐南原”、“长乐原之南”者，还有称“长乐乡城东原”、“长乐乡青龙原”、“长乐乡龙首原”者，应是对龙首原东段南缘的称谓，大致相当于今西安市东郊韩森寨一带。
《玄秘塔碑》刻立的会昌元年（841），距大达法师去世和迁葬又过了5年。此碑显然不同于一般僧人灵塔下的塔铭，仅以形制而言，就说明了这一点，它应该是另行刻立的一座纪念碑。而且此碑也不是立于葬地，而是立于安国寺中。碑阴有《敕内庄宅使牒》和《比丘正言疏》，刻于大中六年（852），即立碑的11年后，是安国寺比丘正言承买万年县川乡陈村田庄宅舍的官方文书，及正言本人所作的说明，与正面裴、柳撰书的碑文并无直接关系。这种关乎寺院财产的证明文件，自然要刻于寺中，正言选择《玄秘塔碑》的碑阴刊刻它，恰好说明此碑当时是立于寺中的。顺便提一句，所谓“内庄宅使”，是掌管皇室庄田产业的由宦官担任的内廷官员，与外廷掌管两京官府庄田产业的庄宅使相对。大安国寺原为睿宗在藩时旧宅，景云元年（710） 改立寺，应是皇家寺院，其庄田产业起码在名义上是皇室财产，由内庄宅使管理。这件官方牒文，可供研究唐代寺院经济者参考。
《玄秘塔碑》应该是北宋初被京兆城中好古之士迁入府城孔庙的。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当时安国寺早已不存在。据北宋元五年《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吕大忠迁移唐石经于“府学之北墉”后，《开成石经》“分东西次比而陈列焉，明皇注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之于中央，颜、褚、欧阳、徐、柳之书，下迨偏旁字源之类，则分布于庭之左右”。碑文列举了与唐石经一同迁移的唐宋诸碑，其中的“柳”碑，指的就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
在柳公权书写的众多碑刻中， 《玄秘塔碑》无疑最为幸运。它有幸与唐《开成石经》、《石台孝经》及诸多唐代名碑一起，为碑林的形成奠定基础，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碑林藏石而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保护。千年之后，其他柳书碑刻大多毁失，能保存至今日的，也多已字迹漫灭，唯有早早入藏碑林的《玄秘塔碑》基本完好。除碑身上部横断（估计是明嘉靖大地震的后果） 损字若干外，可以说相当完整。而且它还借碑林地利之便，以拓本的形式广为传播，影响最大，历来被认为是柳书的代表作品。
《玄秘塔碑》见于宋代金石著作，却少见宋人对其作具体评论。大概那时柳书之碑还多，此碑的价值尚未凸显出来。到了明代，《玄秘塔碑》便显出了保存状况好、传播广的优势，学人论及柳书，少有不言此碑者。王世贞《？州山人书画跋》评之曰：“此碑柳书中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不乏，要之，晋法一大变耳。” 王氏所谓“露筋骨”，是柳书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有别于其他书家的个性，而对他的褒贬也往往由此而生。孙矿《书画跋跋》则曰：柳书惟此碑盛行，结体若甚苦者，然其实是纵笔，盖肆意出之，略不粘带，故不觉其锋棱太厉也。全是祖鲁公家庙碑来，久之熟而浑化，亦遂自成家矣。此碑刻手甚工，并其运笔意俱刻出，纤毫无失。今唐碑存世能具笔法者，当以此为第一。
对这种筋骨铮铮的美感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在不同的欣赏者眼中，含蓄内敛是美，张扬外露也是美。
郭宗昌显然不喜欢柳书外露的美，其《金石史》言及《玄秘塔碑》，针对米芾对柳书形象化的褒扬，也用形象化的语言作了一番评述：余谓柳书如赵王好剑之士，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目而语难；颜如龙泉太阿，登高临渊，巍巍翼翼；褚如公孙盛年舞剑器，波澜蔚？，玉貌锦衣；欧、虞法圆法方，则固诸侯之剑也，若夫见影不见光，其在晋法乎。
字里行间，孰褒孰贬明矣。而赵-则直言不讳：“书虽极劲健，而不免脱巾露肘之病，大都源于鲁公而多疏，此碑尤其甚者。” 其实，他还是顺着王世贞“此碑柳书中最露筋骨者”之语在发挥，并把《玄秘塔碑》看做柳书之病尤甚者。
清人有认同此观点者，如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云：“诚悬玄秘塔碑，最为世所矜式，然筋骨稍露，不及纪圣、德舆、崔太师碑。宋僧梦英等学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学柳者也。” 也有并不认同者，如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云： “案柳书全出虞永兴，但变虚和为刚健，惟古人善学，亦为古人善变也。诗文之道亦然。” 毛氏对柳书出于颜书之说唱了反调，认为柳书出于虞世南，只是变虚和为刚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