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芬是第一次见到汪精卫，不时地望他一眼。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心有所思，目有所传。她自从初中时代读过他“不负少年头”的五言诗以来，就一直对他怀有钦敬之情。今天，又搭帮他派人营救，才使她夫妻俩化险为夷，更是钦敬万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形成，都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而有些人习惯于从某个单一的侧面去观察、认识和看待某一特定的人和事，并给予充分的肯定或彻底的否定。王素芬对汪精卫的无比钦敬也不例外。
汪精卫发现王素芬对他眉目传情，又见她满脸激动神色，亲切地问道：“郭夫人在哪个单位供职，工作还顺心吗？”
“在上海青年中学教英语。”王素芬洁白的脸由于汪精卫的注视，渐渐变成了玫瑰色，“我本是学法律，但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干过本行。为了糊口，只好改行教书，说不上工作顺心呢！”她咯咯一笑，轻声的，有贵夫人风度。
她笑的时候，整齐的一口雪白牙齿，很有风韵的眼睛，眼睛四周的细微皱纹都显得那么好看。
“我们正需要一批学法律的专家和学者，如果郭夫人愿意与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十分欢迎。”汪精卫不知是被她的美貌所打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话既和善，又亲热，“今后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了，请你到行政院当司法专员。”
王素芬自然十分愿意。她那发自内心的学以致用和干一番事业的愿望，像股热火炙烤着她。更何况是专员级。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它使一个并非糊涂的人在十字路口做出了冒险前进的选择。但是，她遵循夫唱妇随之道，手指郭子善，微笑着说：“他往东我绝不朝西。”
“我一定迎着早晨的太阳往东走！”郭子善已经明白了一切，装腔作势地说，“我与卓之、振寰、静吾、镇章四兄是志同道合的同学，与素芬是志同道合的夫妻，现在又能够与汪先生志同道合，真是三生有幸！”
“好！欢迎，非常欢迎！”汪精卫满面春风，笑纹从嘴角荡漾开去，两眼炯炯有神地探问，“郭先生夫妇是国民党员吗？”
“都是。”郭子善不明白汪精卫的用意，迟疑一会，似乎意识到什么，肃然地说，“我加入国民党已经十年，她也有八年党龄了。”
“我批准你们夫妇为出席国民党六次全会的代表。”汪精卫说。
“我是个报馆编辑，贱内是中学教师，只怕不够格哩！”郭子善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
汪精卫考虑的是凑数，忙说：“够格，够格！凡是具有六年以上党龄，只要忠于和平运动都够格。”他一下子把党龄降低了四年。停了停，转过脸对陈春圃说：“请陪同近思先生和六位代表去客房休息。”
陈维远和张卓之等人走后不久，李士群回来了。他刚坐下，汪精卫就问：“那两个人抓到了没有？”“抓到了，不费吹灰之力，哈哈！”李士群开怀大笑，“他娘的孙克明和马婉琼，正睡在床上做着发财的美梦，知道喊门的是陈恭澍，满以为给他们送钱来了，夫妻俩赶忙披衣起床。孙克明边开门边说：‘陈区长送钱送得这么急，你是担心我明天没有早饭米吗？真是。’哈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得一点也不错！”他喜笑颜开地问：“我把他们关在七十六号，看怎么处置？”
“周先生的意见，是杀还是不杀？”汪精卫问周佛海。他仍在考虑代表的凑数，想把孙克明夫妇争取过来。
“由于孙克明夫妇告密，使刘绪行、李省三两位先生丧生，应该杀！”周佛海愤恨地说。
“应该杀！”褚民谊满腔怒火，“不把孙克明和马婉琼杀掉，感到对不起刘、李二位先生！”
“那就交给士群兄的特工组织去执行，时间最好在天亮之前。”汪精卫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沉思一会，心情沉重地说：“刘、李二位先生的遗体，暂时停放在万国殡仪馆，明天派人分别去福建和广东，把他们的遗孀和遗孤接来，再举行安葬仪式。如果他们的遗孀愿意留在上海，我们应该很好地安排她们。这事也请士群兄具体考虑。至于安藤将军那边，我负责写信，向他说明原因，相信他不会有意见。”
“请汪主席放心，我一定认真去办，并努力把事情办好！”李士群感到这是汪精卫对他的信任，愉快地走了。
汪精卫缓缓站起身来，舒展一下两条胳膊，看看手表，一片阴云掠过他的眉梢，焦急地说；“五点多了，丁先生怎么还没有回来。”其实，丁默邨早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回到了七十六号。经过特务的重金收买、恫吓和绑架，已经拉来了十三人。他们的职业是大学校长、教授、中学校长、新闻记者，只有两人是过去当过县长，现赋闲在家的政客。这十三人中，持志大学校长何世祯、沪江大学经济学教授王海波、民国中学校长冯一先、侨光中学校长张乙声和新寰职业学校校长张仲寰等五人，是借助手铐的力量拉来的，思想抵触很大。现在，丁默邨正在诱劝加威胁，迫使他们屈服就范。但是，任丁默邨怎样软硬兼施，他们仍不屈从。
“枪毙也好，活剐也好，反正我不当你们的代表！”何世祯望着那被手铐箍得发红的手腕，尽管手铐已被解除，总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既伤心又气愤，胸部不停地起伏，仿佛一团怒火即将喷薄而出。
“俗话说：‘捆绑不成夫妻，强迫不成买卖’。”“而你们竟然用手铐强迫我们当代表，真是今古奇观！”李海波倨傲地晃了一下脑袋，又冷笑一声。“你们这样做，真是岂有此理！老实说，你们可以用手铐把我们的躯体押来，但是，能够把我们的灵魂押来吗？”冯一先大发脾气。
张乙声和张仲寰相继发言，同样表示死也不当汪伪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丁默邨降服不了他们，又不甘心放他们回去，也不想用酷刑对待他们。他无可奈何，只好回到自己的卧室，给周佛海打电话。周佛海听了丁默邨的汇报，与汪精卫商量几句，在电话里交待说：“请用车把他们送到汪主席的办公室来，你也随车来。”
半个小时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与何世祯、王海波等人见面了。“使诸位先生受委屈了！我与周先生和丁先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汪精卫伸出双手一一握着五个目光充满敌意而勉强伸过来的手。他的手是亲切的，温柔的，像是在表达一种无声的安慰。待何世祯等人坐下来，他像和尚念经似的，说了一通中日和谈停战一类的投降言论，然后说：“诸位都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都深深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们敦请诸位来探讨拯救祖国之道，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从这一点着想，即使诸位受点委屈，相信能够得到你们海涵。”他望了何世祯等人一眼，见他们都低着头，似乎在沉思，在琢磨，就施展他惯用的拉拢之术，和蔼可亲地说：“当然，要救国，要干一番大事业，必须有一定的职权，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如果诸位愿意与我这个不舞之鹤共事，在二十八日的代表大会上，选你们都当中央委员。何先生是大学校长，你来，请你当中央执行委员。话又说回来，如果五位先生认为与我们共事无所作为，而不甘雌伏，我们绝不勉强，马上派车送你们回去。”在对方听来，他的话真挚，不浮夸；自然，不勉强；严肃，不装腔作势。总之，令人感到舒坦，感到悦服。
“请诸位相信，中日和谈停战绝不是一句空话。”周佛海显得感情真切地说。“我虽然不才，但总算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说实在话，我在重庆政府也可谓荣华富贵，但是，我却果断地背离重庆，毅然决然地跟随汪主席，而且冒死不辞，这是因为，我坚信汪主席的政治远见，坚信真理在汪主席手里，坚信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非汪主席莫属。”他顿了一下，继续搜索足以撩拨对方心弦的语言，“经过与汪主席近十个月的接触，深深感到，他既是领袖也是良师益友，在汪主席身边工作，时时催人奋发，天天心情舒畅，的确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享受。”他吹捧到这里，腾地站起身来，伸开双臂，“过来吧！朋友们。”
“对周先生刚才的评说，鄙人受之有愧。”汪精卫脸部表情十分谦虚，心里却像喝了杯蜜汁那么甜美，“但是，我对周围的同志和朋友，能够以诚相待，能够守正不挠。当然，诸位过来之后，经过一段体验，如果觉得屈才，或者发现我们走的道路不正，发现我这个人是奸雄，你们随时可以离开我们，反正两只脚长在你们身上。”
汪精卫和周佛海的话，对于那些利己主义者，殷切，诚恳，富有人情味。它如同一杯杯浓郁的美酒，一首首动人的抒情诗，一曲曲悦耳的轻音乐，令人思潮起伏，迫人思考，选择未来。
何世祯眉头紧蹙，陷于缜密的思考中。他正在受到四十五岁的人生经历的启迪。他曾经担任过上海临时地方法院院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五年前与朋友集资创办持志大学，但一直郁郁不得志。他经过二十年的宦海浮沉，慢慢悟出一个道理，他之所以在当院长、厅长期间，总是受人排斥，是因为自己是个普通的国民党员。现在，面对汪精卫的封官许愿，他从内心深处感谢特务们的绑架，那使他的手腕皮肉发痛的铁铐也成为有情之物。唐朝的徐世勣，不是被李世民派人绑去，而被封为皇室大臣的么？他想到这里，心头一热，脸泛红光，是一副接受天官赐福的神气。
三十二岁而成为教授的王海波，已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两年来，他发表了近五万字的论文。他感到自己的追求已经沉淀出明亮的晶体，人生的选择更坚定了，决心在研究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复杂关系中度过一辈子。但是，生活绝不是一个划定的小圆圈。有时，一个小小的事件，不论是欢乐的还是痛苦的，也往往会改变人生的整个航程。在他的见闻中，即使是攀龙附凤的高手，有谁在他这个妙龄当上了中央委员？经过记忆筛子的筛选，筛下去的是明珠暗投，浮在筛子里的是怀才不遇。顿时，在他心胸里升起一股满足和幸福的情怀。
冯一先已年近半百，见政治舞台上种种尔虞我诈，不愿混迹官场。他也对汪精卫和周佛海的吹嘘半信半疑，但既然允许来去自由，不妨干几个月试试。
张乙声和张仲寰呢？都迷信乱世出英雄的理论，有了汪精卫给予的仕途阶梯，也许能够在国难当头的动荡之中飞黄腾达。可是，谁也不愿意首先表明自己的心迹。这种精神状态，也许是读书人的通病吧！“怎么样？诸位考虑好了没有？是去是留，总得表明个态度吧！”汪精卫还是那么亲热，“请何先生带个头？”何世祯愣了一下，讷讷地说：“我愿意暂时留下来。如果干不好，我再向汪先生和周先生提出辞呈。”“我与何先生的态度一样。”王海波感到何世祯的话不亢不卑，恰到好处。冯一先、张乙声和张仲寰都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王海波的话。“这就够朋友了！”汪精卫满意地欢笑着。他望着隔壁房间，亮着嗓子喊道：“春圃呀！”
“来了！”陈春圃打着哈欠闯了进来。
“你明天，噢，快天亮了，你今天下午领这五位先生去大会秘书处报到，领取会议出席证和两千元车马费。现在，你领他们去客房睡几个钟头。”汪精卫吩咐说。
何世祯等人走后，丁默邨汇报说：“报告汪主席和周先生，日本驻沪宪兵司令部已派一个营的兵力，加上我们特工组织共六百余人，由其中的三百五十人控制了上海机场和各个车站码头，其余的人秘密布防在七十六号周围，能够保证这次大会胜利召开。”
“好！这就万无一失了。”汪精卫的紧张心情一旦松弛下来，疲倦马上涌向全身，他掏出手帕，擦着打哈欠带出来的眼泪，“经过一夜的辛苦，总算扭转了局势。现在，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睡一觉了。”
夜空开始发亮，黑暗渐渐隐去，天空渐渐地高了。各种早市的叫卖声，大城市的各种喧嚣声，越过高墙传进来。但是，这一切声响都不会影响一个极度疲劳人的睡眠。汪精卫睡得十分香甜，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起床。他还来不及洗脸漱口，周佛海走来向他报告说：“在册的代表四百五十八人，加上昨天晚上临时增加的十五人，共四百七十三人。可是，到今天下午四点四十分为止，报到的代表只有二百二十八人。在重庆工作的代表一个也没有到。代表大会是否如期在明天召开，请汪主席酌定。”
“他们收了三千元车马费，又都满口答应赴沪，怎么又变卦了呢？”汪精卫十分颓丧。
不论是在重庆的何键与贺国光他们，还是在其他地区的被邀请者，本来就爱钱如命，送上门的车马费自然照收不误。但是，他们终究不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来入伙。不知是汪精卫为白费了几十万元车马费而惋惜，还是感到上当受骗，在心底里深深叹息一声。
一个统治四亿人口的执政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只这么一点代表，像话吗？汪精卫陷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像做梦一样，一切都变得迷迷糊糊，朦朦胧胧。他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像是泥塑木雕，仿佛他的生命也随之而去了。
好事多磨，坏事更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