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九龙约道陈公博寓所的书房里，主人公正躺在睡椅上翻阅当天出版的报纸，等待妻子把墨磨好，开始新的一天的写作。
房间里静悄悄的，唯闻条墨与石砚台的磨擦声，并散发出一股很好闻的墨香味。李励庄比丈夫小两岁，虚岁四十五，但依然胸脯丰腴，腰肢窈窕，风韵不减。她穿得体的艳蓝色丝绒旗袍，罩件西装式的墨绿色毛线衣，显得十分和谐，看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脸上的皮肤白皙，五官的形态适宜，布局得当，即使是画家的眼光，也毫无挑剔的余地。她在年龄相近的异性面前，如同一块吸铁石，见到她，保管你骨头都酥软了。但她对爱情无限忠诚，在私生活上循规蹈矩。然而丈夫却不同了，尽管她那样富有魅力，却无法约束他，仿佛一只吃惯野食的馋猫，总觉得人家的鱼，比自家的鱼腥味浓，吃起来才够滋味。不过，他从不进妓院，专找未婚的，或夫妻长期分离的年轻女性为暗妾。他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住上一两个月，就忍不住了。初来香港时，他害怕做被暗杀的曾仲鸣第二，不敢外出，一天到晚躲在家里读书，做卡片，写文章。深山的禽鸟不挨枪，他逃脱了军统的暗算。这样过了三个多月，他与蒋介石之间有了某种默契，胆子就大了，过不了三五天就过海去香港，与何玳姑、何珊姑姐妹俩厮混。
因此，这个家庭总笼罩着一种不愉快的气氛。二十年前，李励庄第一次发现丈夫在私生活上的不轨行为时，曾经哭哭啼啼吵闹过，也曾经用最大的努力，修补这残缺的爱情，但丈夫本性难改，依然故我。慢慢地，她似乎对这一切都麻木了，不在乎了。她把“烈女不嫁二夫”视为信条，也不离婚。只有一条路，听之任之，原谅他。但她毕竟是个有灵魂的女人，心中的阴影怎么也驱散不了。
现在，李励庄站在书案旁，手握足有两厘米粗的条墨，悬着膀子，使着暗劲，在石砚里旋转地磨着，仿佛要把心中的凄楚统统磨掉似的。随着膀子的旋转，胸脯有节奏地颤动着，臀部也有节奏地摆动着，又像是按部就班地绕着命运注定的圈子，走着她迂回曲折的人生之路，不能越雷池一步。
“励庄，墨磨好了没有？”陈公博放下手中的报纸，身子由斜躺变成直坐，把浅褐色长衫的前襟往膝盖上一撩，两眼望着妻子那线条优美的背影。
“噢，磨得太浓了，我再掺点水。”李励庄想这想那，墨汁已磨成为糨糊状。
“你呀，心不在马（焉），在想什么呢？”陈公博故意把“焉”念成“马”，淡淡一笑。
“我难道还想别的什么？我的整个思想感情，还不是每天围绕你的写作和生活转，磨墨，查资料，油盐柴米酱醋茶。”她掺了点水，又磨了几圈，让水和墨融为一体，从笔筒里拿出支鸡狼毫小楷，蘸上墨汁，“让我试写个字，看浓淡怎样。”她本能地在一张三十二开的白纸上写了个“何”字。字写得不错，体现了她十年寒窗的根底。她面对“何”字沉默着，心中充满了敌意。
她镇定一下，然后对丈夫说：“可以了，浓谈适宜，继续你的著书立说吧，我的大手笔！”
陈公博见妻子称他为“大手笔”，很满意。他的确天资聪明，很有才华，十五岁就在报纸上发表论文和律诗。也很有文采，翰墨流丽，语言生动。留学美国时，几乎靠卖文维持生活。他在写作上很自负。他写的文章，连汪精卫要改动几个字，都要争论几句，往往是出于对汪精卫的尊重才同意。
在陈公博身上，正好应验了流传在中国知识界的一句俚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
陈公博在烟斗里装上金黄的南雄烟丝，擦火柴点燃，深深吸了两口，起身来到书案前，见到妻子写的那个“何”字，特别敏感，神经质地想到在香港的两个暗妾，反感地说：“你写个‘何’字是什么意思？”
李励庄见心中的秘密被丈夫发现，心里一怔，后悔刚才没有将那张纸片撕毁。但她聪颖机灵，略一思考，显得忧悒地说：“近一向来，我老是在想，而且越想越发愁。我们来香港一年了，你既不愿意重返重庆，也不愿意去上海，更不愿意亡命异域，到底何处是我们的归宿？就这么想着想着，刚才几乎把一盘墨磨干了，也不由得写了个‘何’字。”
陈公博的眼睛判断地缓缓转动两下，把一只手搭在妻子的肩上，以示亲切和谅解，然后心情沉重地说：“这是你的忧虑，也是母亲的忧虑。几天前她老人家对我说过不愿久留香港的话。孩子们也都开始做事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有时从他们的一两句话里，也流露出不愿意长期待在香港的情绪。”他长长叹息一声，“其实，我又何尝愿意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样一来，无意中使夫妻俩的感情趋于一致了。他们面对面坐下来，都陷于沉思。
这时，年逾古稀的陈老太，正独自一人坐在她的卧室里戴上老花镜，默默地阅读最近汪精卫发表在《华南日报》上的《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一文。她眼睛很少眨动，手拿铅笔，不时地在字里行间圈圈画画，读得认真而入迷。正在度寒假的孩子们，有的上街溜达去了，有的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温习功课。
整个寓所静得出奇，静得可怕。公博夫妇此时的思想感情，仿佛正漂泊在遥远的，杳无人烟的异乡，眼前举目无亲，不胜凄苦和孤寂。
“不过，近一年来，聊以自慰的，也聊以安慰母亲的是，面临香港的物价飞涨，由于你的声望，各方面给予经济援助，生活水平与在四川时比较，不仅没有降低，而且有较大的提高。”李励庄沉思良久，见丈夫神情悲戚，宽慰地微笑着说，“对这一点，孩子们高兴，母亲抚今追昔更高兴。”
陈公博来香港之后，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都赠以巨款，蒋介石通过宋子良，转送给他一笔数字可观的法币，汪精卫按月派人给他送钱来，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分局，也从有限的活动经费中，抽出一笔钱来支援他。富人比穷人更需要钱，他已经在香港汇丰银行有了很大一笔存款，但依然来者不拒，照收不误。所以，陈老太太欣悦地说：“我最怕老来穷。宁肯年轻穷十年，不愿老来穷一天，可喜的是，来香港的这一年，我不是老来穷，却是老来富，而且越来越富了。”
“说到朋友的援助，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了。前天你外出买东西之后，同时收到两个朋友托人送来的提款单，一张是庸之（孔祥熙）的，八万元法币，一张是向华（张发奎）的，五万元法币。”陈公博掏出钥匙，打开书案抽屉的锁，拿出两张提款单递给妻子，“你抽个时间过海去金城银行香港分行将钱取出来，然后一起存到汇丰银行。”其实，他最近还收到余汉谋托人送来的六万元法币的赠款，已在妻子面前打了埋伏，那钱已塞进了何玳姑、何珊姑的腰包。
李励庄接过提款单，沉思着说：“我们虽然不愁吃穿，但我总是为何处是我们的归宿而发愁，你得当机立断拿主意呢！”
“我不是没有考虑。”陈公博谨慎地说，“我的写作计划已经快完成了，今天再稍加增删和修改就定稿。这样吧，明天，就去重庆还是去上海的问题慎重考虑一下，听听你的意见，也听听母亲的意见。”
“母亲对蒋先生很反感，你千万别在她面前提去重庆的事。”妻子提醒说。
“那么，你的意见呢？”丈夫怔了一会问道。
“我倾向母亲的意见。”她不假思索地说。
“不能盲目，一定要慎重。”他又一次陷于沉思。
妻子走后，陈公博面对书案坐在藤椅上，闭着双眼，默默地镇静一会，把千头万绪的思路集中到写作上来。接着，开始阅读和修改那厚厚的一叠书稿。这是他的回忆录，记载了他从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的亲身经历，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之作，但也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他叼着烟斗，认真地阅读着，很少有改动。阅读到自己满意的地方，禁不住摇头晃脑吟诵起来。当他阅读到一九二八年冬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时，猛然想到当时的《社会新闻》对改组派的批判，提起毛笔，余恨未解地加上一段话：
“这个《时代新闻》（他记错了，应为《社会新闻》），每次都系统地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他们的眼中把改组派和共产党等量齐观，似乎我们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尽量丑诋，不足以平其愤。我就实业部的职才三个月，这个杂志登载一段消息，说上海没收的日货值八千余万元，我把它变卖，完全充做改组派经费。上海的日货，根本就轮不到实业部过问，要查究如何变卖，只有上海市党部才知内幕。这个《时代新闻》是有背景的，他的背景就是蒋介石先生手下的人。”
陈公博越写越得意，心境亢奋，笔不由己，正要洋洋洒洒写下去时，他的儿子陈干走来报告说：“爸爸！汪伯伯来了。”
“哪个汪伯伯？”陈公博没有想到汪精卫会来，但儿子尊称为伯伯的汪氏人物再没有第二人，又见儿子脸上的亲切和喜悦神情，紧接着问：“是汪兆铭伯伯来了？”
“是的。随汪伯伯来的，还有李叔叔和林叔叔，就是李圣五叔叔和林柏生叔叔，以及两个不认识的叔叔。”陈干说，“他们在楼下会客室，妈妈正在接待他们。”他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噢！妈妈领他们上楼来了。”
陈公博想到自己的何去何从，尚未考虑成熟，实在不想在这个时候与汪精卫见面。他刚想到这里，汪精卫、李圣五、林柏生和一个不相识的人已经跨进书房来了，只好慌忙起身迎接。
“没想到汪主席、圣五兄、石泉兄和这位先生来，有失迎迓。”陈公博忙乱地应酬着，“诸位坐，请坐。励庄，快泡茶，拿香烟来，拿点心来。”
“陈先生，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忠诚的日本朋友影佐祯昭少将。”汪精卫手指影佐说。
“久仰久仰！今天能在敝舍见到将军阁下，非常高兴。”陈公博亲切地握着影佐的手。他接着面向汪精卫问道：“刚才陈干说，除了他认识的汪伯伯、李叔叔和林叔叔，还来了两位他不认识的叔叔。那么，还有一位是谁，怎么没有上楼来？”
“是连轩。”汪精卫说，“就让他在楼下会客室休息吧！这里的情况很复杂。”陈公博会意地点点头。他想了想，问道：“你们是乘出租汽车来的吗？”“不。”林柏生摇摇头，“因为圣五兄与麦思利先生是很要好的同窗，我们乘坐他提供的小汽车来的。”“眼下的香港是英国的天下，这就很安全了。”陈公博宽心地微笑着，“当然，我们不能大意，诚如汪主席所说，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汪精卫是昨天（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乘西尾提供的小型客机，先从上海到广州，然后于下午五点从广州飞抵香港。他的四个随员是经过周密思考的。万一在香港发生什么意外，可以通过李圣五找麦思利帮忙，可以利用林柏生在香港办报期间，与这里三教九流的密切关系开展活动，可以通过影佐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出面交涉，至于桂连轩，因为他的机智勇敢不怕死，自然少不了他。
“汪主席一行什么时候抵香港的，住在哪里？”陈公博问。
“昨天下午到的，住的地方也是麦思利先生帮忙安排的，就是他们的对外接洽处。”汪精卫回答。除了李圣五，他们都改名换姓，以中国沦陷区的大学教授身份住在这里的。这里戒备森严，军统特务不敢来，他们的安全有保障。
汪精卫坐的地方靠近书案，很快发现那摞书稿，顺手翻了几页，知道陈公博在写回忆录，又见他红光满面，似乎对他称病不能去上海有几分怀疑，以关怀的语调对陈公博说：“陈先生出院才一个多月，就写了这么厚厚的一部著作，可别把身体累坏了啊！”
陈公博这才想到自己的疏忽，没有把书稿收藏起来，窘了片刻，马上编出一些话来应付说：“这是去年在成都时写的。我觉得自己在民国十四年至二十五年这十一年间，有许多感受，想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当时工作比较繁忙，写得比较粗浅，现在想到身体健康基本恢复了，于今天早饭后翻出来看看，当增删的增删，当修改的修改，把稿定下来，也便了却一桩心愿。”他斜了汪精卫一眼，继续说，“翻阅不到一个小时，正看到我们成立改组派与蒋介石做斗争一节，加了一段话，你们就来了。等到还都南京之后，汪主席稍微清静一点，请您指教指教，看书稿的史实和论点正确不正确。”
汪精卫想到陈公博在写作上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笑着说：“你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我不必看了。这种体裁的著述，可以说自古以来，都是文责自负。噢！叫什么书名？交哪里出版？”
“书名为《苦笑录》。”陈公博说着，一声混浊的苦笑，“考虑稿中涉及当代中国许多上层人士，想等到其中的人物三分之二以上作古了才付印。汪主席和李、林二位先生看这样行不行？”
“书名取得非常之好，又含蓄，又真实，又深刻。你记载的这十一年，是中国政治上错综复杂，十分混乱的十一年，《苦笑录》无疑是传世之作。”汪精卫夸赞几句，笑着说，“只是大作等到那个时候才付印，恐怕我也作古了，看不到了！”
“恐怕我自己也作古了！”陈公博又苦笑一声。《苦笑录》定稿后，陈公博亲自誊写一遍，将原稿交给陈干保存，将誊清稿交李励庄保存。一九六七年李励庄定居美国后，将书稿赠给丈夫的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一九七七年，陈干将原稿交给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的确，这时候，在座的人，包括影佐在内，都早已呜呼哀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