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康有为在与光绪的唯一一次交谈中，就明确建议，不撤旧衙门，不革旧大臣。光绪一激动一发怒，就忘了康有为的“指点”，身边又无“高参”筹划，“导火索”就此点燃。康有为不能及时地将自己的谋略上达天听，君臣无法密谋决策，难以校正改革的失误。戊戌维新变法，既缺乏通盘考虑，也没有什么有条不紊的规划与切实可行的措施，更谈不上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基本上是光绪独自一人，按照康有为过去的上书内容，参照俄国、日本的改革经验，在一种急躁失控的情绪之下，“跟着感觉走”。如果说在促成光绪帝毅然下定决心变法时，康有为的确起过关键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在改革的具体路径及施行过程中，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显然被夸大了。
当然，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也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国家的积弱，社会的保守，国民的惰性，几千年的沉重包袱非一日所能形成，更非一日所能丢弃。作为一介书生，康有为缺少从政经验，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比如军机大臣召见时，他与因署任直隶总督前来谢恩的荣禄在朝房相遇，荣禄问他有何“补救时局之术”，康有为说：“非变法不可。”荣禄道：“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回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可见康有为对待变法的认识与态度，显然太过天真草率。涉及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固然需要流血，但不是杀几个高级官员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以为改革一蹴可就，没有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原本可争取的对象，也推向了变法的对立面。
康有为一个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不懂得中国黑暗的官场学，看不到事情的实质，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他以为只需打动光绪皇帝，改革大业就可一帆风顺了。如果换上另一个朝代与另一个皇帝，事情也许可行，然而，他似乎半点也不明了光绪的后面，虽隐实显地坐着大权在握、虎视眈眈的太后。就连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重臣都畏之如虎，且能将他们玩弄于股掌间的慈禧，康有为竟然视而不见。慈禧太后虽然归政，可她仍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此，就连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也看得十分清楚，他说皇上“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
要想变法成功，对慈禧太后唯有争取，得到她的同情、理解与支持，不能忽略她，万不可刺激她，更不能惹怒她。康有为似乎从来就没考虑过慈禧太后的威严与力量，是无意间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最后，他也将改革的成败与否归于慈禧，只是这种归结的落脚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完全激化，结果势不两立。他想利用袁世凯，史家学者们都说他过于轻信了一个两面三刀的阴谋家。问题的症结不是轻信与重用，而是他在考虑动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根据当时的情势与权力格局，不存在围园擒后这种可能。如果没有此谋与袁世凯的告密，维新变法也会中断或者延缓，但不可能被恨得咬牙切齿的慈禧全盘推翻，慈禧也不会产生废除光绪另立新帝的念头，更不会发生由一系列因素而形成的合力所导致的八国联军进占北京……
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再到戊戌维新，皆从儒家原典与传统社会寻找变革动力，结果无一不以惨败而告终，这也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变革的内驱力，缺少转型的机制与可能。
在戊戌维新的最后时刻，康有为欲挽狂澜于既倒，除密谋由谭嗣同策反袁世凯外，还策划由毕永年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捕杀慈禧，又想利用大刀王五及湖南会党发难，还向英、美公使求援，并让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剀切陈说”使她回心转意……他尽心尽力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将个人的生命能量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虽无力回天，但其精神与勇气着实可嘉。
也许是意识到了维新变法在最后时刻的重大失误，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有过密谋兵变之举。策反袁世凯的确凿证据自不待言，而削发为僧的毕永年后来也留下了一本《诡谋直纪》，记下了当年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掩盖捕杀太后兵戎相见的计谋，对谭嗣同临刑前的绝笔诗也作了一定的篡改。“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百多年来，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不知激励、鼓舞过多少中华优秀儿女，而原诗却与流传的有所区别：“望门投止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将“掷刀”改为“横刀”，最后一句的“公罪”之论全部改写，也就抹去了武装夺权的痕迹，显出一种忍辱负重、舍身成仁的气概。
被康有为及其弟子篡改的还有所谓的衣带诏。维新变法进行到第九十五天，光绪帝在慈禧的胁迫下压力重重，自感情形不妙，却又无计可施，便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下了一道密诏，让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筹商，想出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改革继续进行的办法。而康有为却将“密诏”改为“衣带诏”，将诏书的对象由杨锐改为他本人，将内容改为要康有为等人“设法相救”。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发动军事政变，向他出示“衣带诏”时，机警狡猾的袁世凯当即就表示怀疑，而光绪帝也一直否认自己下过这样的密诏。幸而杨锐的儿子保存了父亲交给他的密诏原本，杨锐交给康有为的光绪密诏只是一份抄本。
光绪当年确曾派人给过康有为一份密诏，只是内容有别。因局势恶化，光绪让他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关于“衣带诏”的篡改，学界另存一说，康有为是在这份密诏的“汝可迅速出外”之后，添加了“求救”二字。如此一改，就变被动的外出避难为主动的寻求救兵了。
变法失败，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在英人的帮助下侥幸逃脱清廷的严厉搜捕，经香港逃到日本，可谓九死一生。此后的康有为，便以“更生”为号，所致力的“事业”，就是延续“百日维新”中断的一切，保皇复辟。
一个没有功名官爵的书生，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森严等级的封建社会里，受到最高权力统治者光绪皇帝的器重，托以经天纬地的大任，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维新变法，这一切，看似比登天还难，却神话般地在康有为身上实实在在地发生过。因此，他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不已，但求肝脑涂地、以身相报。自变法失败仓皇出逃，就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逃亡船上听说光绪已死，康有为痛不欲生，当即给弟子写了一封绝命书，就要投海自尽。幸而被英人濮兰德拦住，说传闻不可信，不妨弄清确凿消息后再说。他之所以活着，仿佛就是为了光绪皇上。此后逃到日本，康有为求助于英、美、日各国，希望列强共同干预，勒令慈禧太后归政。
眼见没有结果，又远赴加拿大、英国等地，每到一处，都以伪造的“衣带诏”为据，发表演讲，鼓动海外华侨支持皇上复政，共同参与他的保皇大业。他发起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短短两年时间，就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刮起了一股保皇旋风。当时海外华人共五六百万人，遍及五大洲二百余埠的保皇会成员竟多达百万余人，如此大规模的世界性华人统一组织，哪怕在华侨史上，也属第一次。可见康有为的活动能量之大，并非某些人想象的呆子型书生，而是一位善于利用广泛资源创造神奇的人物。此后的庚子勤王，创办学校、报刊与实业，与同在海外活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针锋相对，便是在“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的信念下展开，他坚信“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
在流亡海外的十六年时间里，康有为环球三周，四渡太平洋，九越大西洋，八过印度洋，还在北冰洋呆了一个星期，游历四十二个国家和地区。对此，他以相当自豪的口吻说道：“若我这游踪者，殆未有焉。”又说“足迹已遍天下，觉大地无可游者”。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样的游历与行程，的确创造了“国人第一”的奇迹。当然，他的这种游历，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考察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等，“比较中西”，以作未来发展之借鉴。
1908年，光绪帝驾崩，正在南洋的康有为闻讯，有如五雷轰顶，当即发起各种致哀悼念活动，并为光绪服丧百日，然后才剃发除去丧服。
尽管光绪已死，复辟无望，但康有为还是坚持唯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继续维护清朝统治。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权覆亡，皇帝被推翻了，君主没有了，康有为仍一意孤行地不改初衷，坚持保留君主名号，造出一个“虚君共和”的新名词，以代替过去的“君主立宪”。他认为虚君的人选有二，一为宣统皇帝溥仪，另一位就是孔子的后裔衍圣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康有为在张勋复辟的丑剧中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请出已经退位宣统溥仪，恢复大清国号，改1917年为宣统九年，废除民国刑律，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尽管康有为在复辟王朝中不获重用，仅戴了个弼德院副院长头衔，但他以“文圣”自诩，建言献策，草拟了一大堆有关尊孔教、复读经、除满汉、表忠烈、续世爵、复绅士、改新律、起遗老之类的诏书。结果闹剧只演了十二天，就在讨逆军的枪炮声中匆匆收场，康有为不得不逃进位于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寻求保护。
正如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差，圣人与小丑、圣人与罪人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说戊戌维新受挫，康有为的出逃尚有一种激荡人心的悲壮刚烈之感，那么于张勋复辟闹剧草草收场中的溜之大吉，则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同样的失败逃命，前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后者则属典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国人虽然习惯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他们早就愤恨于这种迫不得已的苟且偷生。“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封建帝制一旦被推翻，要想回到变态的过去，民众肯定不会答应。表面上看，都是尽心尽力地辅助皇帝，但时间有先后，性质便判然有别，前者为英雄，后者不过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一回丑角。
逆历史潮流而行，就连得意门生梁启超也不得不站出来反对他，康有为自然是气得半死。于是师生失和，分道扬镳，相得益彰的“康梁”并称，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互为政敌的“康梁”反目。
康有为的固步自封、顽冥不化，固然与其个性因素密切相关，比如性格怪异、好走极端、过于自尊、不肯认错等等；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他的一种政见与认识。
变法失败，康有为肯定有过一番深刻的反思，他晚年曾忏悔道：“追思戌戊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程度未至而超越为之，犹小儿未能行而学踰墙飞瓦也。”作为冷静的旁观者，西人李提摩太说维新变法“败于激烈，过于急进”；赫德说维新派“不顾中国的吸收力量，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他们的评说无疑有着一定的道理。如果维新变法都有过速之嫌，那么以中国的专制之深厚，民智之低下，民风之未开，革命是否更加急进激烈？于国人而言，民主、共和是否过于“铺张奢侈”？其实，就维新变法以来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情形而言，只要我们稍稍持平、客观一些，就会觉得，保守的君主立宪制于古老的中国，实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难怪民初有着较为广泛的“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