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千古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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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袁世凯:挥之不去的专制与皇权 (5)

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将袁世凯吓得魂飞魄散,不敢随便走出府中。想想也真够后怕的,当时要不是马车驶得太快,炸弹扔得稍稍滞后,他早就一命呜呼了。袁世凯能够一步步地攀升获取成功,除了坚忍不拔,上天眷顾,更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机灵与智慧——他特别善于利用机会,将坏事变成好事,转危为安,变祸为福。暗杀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称病不朝,借机要挟清室退位,否则他将辞职。隆裕太后眼见袁世凯都遭刺杀,一个没有多少胆子与主见的妇人更是吓得不行,也就准备接受《优待皇室条例》退位。但是,一批宗室亲贵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关键时刻,又是革命党人帮了袁世凯的忙,彭家珍冒死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成功,满清贵族闻风丧胆,纷纷逃离京城。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奄奄一息的清室再下一剂“猛药”,在他的鼓动下,原先反对共和的北洋新军突然转向,四十六名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反对立宪,赞成共和。清室四面楚歌,走投无路,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三道诏书,第一诏宣布退位,第二诏公布退位后的优待条件,第三诏劝谕臣民。

封建社会的每一次改朝换代,无不以皇族成员的血腥屠杀为代价,达到改姓易主的目的。清廷迫于压力下诏退位,国家权力以和平的方式交接更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然,这也不是传统的易代,不是由一姓交给另一姓的家族统治。清廷的退位,也意味着中国封建皇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哪怕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张勋的拥清复辟,有满洲国的群魔乱舞,不过回光返照耳。

南北和谈成功,清廷和平让位,不论袁世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如何玩弄手段,但在客观上避免了一场大的战乱,使得生灵免遭涂炭。以前的相关史书,特别是教科书,总将袁世凯称为“窃国大盗”。在民族与历史的转折关头,袁世凯的确有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之嫌,但他也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算得上盗亦有道。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用“居功厥伟焉”加以形容,其实也不为过。

1912年2月12日,也即清室下诏退位的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亲自动手剪掉那根拖在脑后,被汉人拖了两百六十多年的屈辱长辫。他一边剪,一边哈哈大笑。这恐怕是平日刻板、少有笑容的袁世凯一生中最为高兴的时刻。他怎能不高兴呢?他不仅让多次欲置他于死地的清廷干脆彻底地死掉,也替汉人大大地出了一口怨气,更为美妙的是,清廷那高高在上的位置,将由他取而代之。虽然共和了,不称皇帝了,可他就是实际上的皇帝。大总统与皇帝之间,其实是可以划上一道等号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不过呢,袁世凯似乎也过于乐观了一点,要是想到日后的一些磨难与坎坷,他肯定就会笑不起来了,至少是笑得不会这么天真与开心。

本来要实行美国的总统负责制,只因不信任他袁世凯,革命党人因人而宜,结果弄出一个内阁总理制,以限制总统之权,其实就是限制他袁世凯的权力。又提出不少要他接受的苛刻条件,比如建都南京,实际上就是让他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将其架空,成为一个傀儡。若论谋略手段,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他简直不属同一档次。这些,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仅一眼洞悉,且能施展计谋一一化解于无形。不过也有让他难受的紧箍咒,那就是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就在南京公布《临时约法》。这是一个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定,并未经过他参与同意,而又一厢情愿地非要他接受执行不可的宪法。孙中山此后多次发动的护法运动,护的就是这个《临时约法》。

袁世凯在《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总理内阁制下开始行使总统职权,作为一个在清廷专制制度中执掌国家大权、实权的旧官僚,他几乎每办一件事,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副署。而内阁与议员们之所以设立,为的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利,所以他每动一议,每办一事,都深感掣肘。过去在军队,在朝廷,不论干什么,除了皇帝、太后而外,他袁世凯一言九鼎,谁敢说上半个不字?而当上了相当于皇帝的大总统,反而没有以前的权威了,反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发话办事了,袁世凯先是想不通,大发牢骚地说所谓的大总统,连一个省的都督都不如。在专制政体下做惯了官的他,自然无法适应民主政体。既不适应,以袁世凯的枭雄本色,肯定不会削足适履,不会去给谁当“小媳妇”,就想着突破既定的体制。于是,与内阁的矛盾冲突势不可免。军权、政权在握的袁世凯要想打破“游戏规则”,玩出一些新花样,还不是分分钟就可搞定的事吗?对待内阁与议员,他使出的杀手锏,与小站练兵无疑,也是一手拿票子,一手拿刀子,先是收买,收买利诱不成,继之以血腥镇压。

就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而言,推举临时大总统一职的主要人选有四位: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四人中呼声最高的当数袁世凯,他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所接受。十七省代表投票,袁世凯以多出孙中山一票的“大满贯”,全票当选为第二届民国临时大总统。

众望所归的袁世凯相当于一只“绩优股”被普遍看好,哪怕发生了刺杀宋教仁的案件,顺藤摸瓜地追查幕后凶手,结果拎出袁世凯与之有染。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尽管无法洗刷“宋案”罪责,但国内势力大多仍倾向于他。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锷,在“二次革命”中也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民众爱好和平不愿战争是一个原因,而更主要的,是袁世凯在当时的确具有统摄一切的威望。民心的向背与战争的实力都在袁世凯一边,所以“二月革命”爆发不到两个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便告彻底失败。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袁世凯的性格中有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那就是一旦得势,便沾沾自喜,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不谙节制之道,不懂韬光养晦,继续一个劲地向前向前再向前,非将事情做绝不可,直至事与愿违地走向反面。

随着议员的收买或迫害,控制了内阁的袁世凯仍不知足,先是下令解散社会党和一切“煽乱”的政党,不久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来干脆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他由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又成立专门机构修改约法,出台《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还弄出一些规定,使自己由任期总统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并可传嗣子孙。名有了,利有了,权有了,一时间,袁世凯可谓高高在上,万民景仰,名义上是共和制的大总统,实则比封建时代的某些皇帝更加集权。可他仍不知足,一意孤行,要改共和体制为封建政体,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要做名实双至的皇帝称孤道寡。

当袁世凯成为实际上的终身大总统时,就已经站在了山峰之巅。他忘了自己曾经认识到的每前进一步必将伴随着的危险,他不知道仅能立足的峰巅四周全是悬崖峭壁,无论往哪个方向,只要向前跨出一步,全是万丈深渊。对此,以他的智力与资历应该深深懂得,可他偏偏进入了得意忘形的误区,以为上面还有高峰,还要不断地攀升。仿佛为了体验继续攀升的瞬间极度快感,袁世凯跨步朝前,“临门一脚”,只是这“门”不是生门,而是一道死门与鬼门。

由众望所归到众叛亲离,只有一步之遥;由胜利到失败,也只有一步之遥;由真理到谬误,仍然只有一步之遥……事上许多事物,从左到右,由上到下,从正到反,看似遥不可及,实则仅仅一步之遥。

袁世凯称帝自为,固然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与其性格、心理等密不可分,但主要的,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传统的文化土壤所致。

袁世凯逼退清帝,对相命、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更加迷信,在确定总统府居时,他请来了一位所谓的“青鸟大师”相度吉凶。这位风水大师卜了一卦,认为中南海居震、离两方,而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乃帝王之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乎,袁世凯就这样在“青鸟大师”的指点下搬进了中南海居住。

自革命党人针对他的刺杀案后,袁世凯虽然侥幸逃过一死,但仍心有余悸,常怀杯弓蛇影之忧。住进中南海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恐怖案,不知是谁将一枚炸弹给扔进了府内,虽然是一枚没有爆炸的臭弹。但在袁世凯心头,自然又增加了一层恐惧的负担。此后一直到死,素有果敢勇毅之称的袁世凯长期深居中南海,只两次走出新华门——一次郊天祀孔,一次祭祀先圣,这是两次他非露面不可的重大活动,所以不得不撑着胆子亲自前往。

他住在中南海这个到处都是帝王遗迹的园子里,不做皇帝梦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这里的每栋楼宇、每棵树木、每块石头、每处墨迹,都是王者的符号与象征,似乎都在向他述说着皇家的霸气与帝王的梦想。袁世凯无时无刻不浸淫在这种浓浓的帝王氛围之中,他的身与心,也在这极度的诱惑中日渐膨胀。他学古代盛世君王,想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强盛伟大,所以他勤勉有加,每天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劳形于案牍之余,还让人呈进摘抄历代帝王政治言行的《居仁日览》,毕恭毕敬地捧读不已,以为借鉴。

那些与他同样居住中南海的家人仆人,也不断地为本已浓烈的帝王氛围“增光添彩”。袁世凯睡觉醒来必喝香茶一杯,一位茶童在送茶时,发现他还在鼾睡,下意识地朝床上望了一眼,一不小心,竟将朝鲜国王送他的一只上等碧玉雕刻茶杯给打碎了。于是,茶童就说刚才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全身闪闪发光、正欲腾飞的大金龙。此言说得袁世凯疑疑惑惑、恍恍惚惚,以为自己真是一条神龙下凡尘。结果撒谎的茶童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得了一份袁大总统的赏赐。

茶童这样说,其他仆人也捕风捉影,总说深宅大院深夜常有游龙掠过,还有意制造出多起令袁世凯深信不疑的假象与征兆。儿子袁克定为了自己日后能够继承皇位,更是推波助澜,极力怂恿父亲推行帝制。他私自刻了一枚“太皇子印”的金印,那些溜须拍马的人称他“大皇子殿下”,他也安然受之。他走得最远做得最为过分的事情,是对袁世凯封锁消息,每天伪造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送他呈览。本是一份反对称帝的日人报纸,结果让他弄得面目全非,尽是一些支持、同意袁世凯改行帝制的文字。据袁世凯三女儿袁静雪回忆,一次,她吩咐一名回家探亲的侍女,让她在返归中南海时给她买一些爱吃的黑皮五香酥蚕豆。侍女将蚕豆用整张《顺天时报》包了带回来,袁静雪一边嚼吃一边看报,无意中发现侍女带回的这张报纸,竟与平时看到的假版《顺天时报》不一样。把戏被戳穿,袁世凯气极,挥舞皮鞭将袁克定打得跪地求饶,他一边抽打,一边大骂长子“欺父误国”。

如果说仆人、家人、亲属要他当皇帝尚怀一份个人私心,而外人众口一词,本来十分机敏的袁世凯不禁变得十分迟钝起来,不得不跟着将信将疑了。他深居内宫,部下纷纷呈文,要求改行君主制,希望他早日登基称皇。“筹安会”六君子中,除严复确有勉强拉扯之嫌外,其他五人对复辟帝制全都不遗余力。特别是杨度,一直到死,都认为中国不适宜共和,“非君主不足以定乱,非立宪不足以求治。”据说有一次,杨度见两乞丐吵架,其中一人道:“似你这等无法无天,都是因为共和民国没有王法的缘故,假使皇帝复生,决不会让你这等东西如此横行。”杨度一听,不觉大受刺激,原来乞丐也信仰帝制呵!广大民众的帝制基础,恐怕是支撑杨度长期主张君主立宪的动力与源泉。洪宪帝制失败,主张君主立宪的首领遭到通缉,他们不是逃窜就是降服,唯有杨度处变不惊,继续坚持过去的观点。1916年5月1日,杨度在一篇发表在京津《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中写道:“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我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这四个字,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在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的发动下,各省成立了人民请愿团,在北京还成立了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千古奇观,是这些人居然别出心裁地拉出了两个相当特殊的团体——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封建君主制,不要照搬什么西方的民主共和制,那是洋人的玩意儿,咱们中国人可学不来!为首的梁士诒之所以如此卖力,就因为他在五路借款时拿了回扣,其手下又吞款贪污,害怕他人揭发,便以拥戴袁世凯称帝,建立“殊世功勋”来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