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地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对骈文亦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的文章，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榖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柳宗元和韩愈的散文观点类似，而柳宗元却不是韩愈文人圈子里的人。柳宗元远在京城几千里之外的柳州（他在此地共住了十年时间）。而韩愈则大部分时间在京城，私人来往也不多。他们对散文艺术的认识和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合乎了中国古典散文美学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历史需要出现“巨人”的时候，“巨人”就出现了。柳宗元对古典散文艺术的发展，其美学智慧最高者应是他的山水游记散文，我以为主要集中在他被贬柳州时所写的作品，是谓“永州八记”。这些山水散文令人耳目一新，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比起南北朝吴均的山水散文，就更上一层楼了。无论在意境还是语言上，都进了一大步。这是对中国散文了不起的艺术贡献。柳宗元在他的山水游记中，真正是把情和景的艺术辩证地结合起来，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借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现实的抗议。《钴铒潭记》，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钴鉧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以及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等等。他叙述了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抑郁心情。整个作品，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在《钴鉧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异常生动。“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这样的勾画，仿佛都具有了血肉灵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讨而陋之”，即小丘的被弃，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傲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尤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精练而又生动。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柳宗元的散文成就还表现在传记散文上。他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也标志着柳宗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他的传记散文，和一般史传文不同，往往借题发挥，通过对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刻画了被残酷剥削的蒋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甘冒生命危险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狰狞面目。它使我们认识到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人民的摧残到了什么程度！柳宗元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媲美的。《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区寄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柳宗元写了统治阶级的少数开明人物的传记，也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似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只写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风格不同，直叙事实，不涉抒情议论，语言简劲有力。他具体描写了段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们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柳宗元像其他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都是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罪恶，渗透着他的忧心如焚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仅一般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他首先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从而选择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适当的剪裁和必要的具体描写，这是他写作传记散文的一个典型化的过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另外，柳宗元的寓言小品也相当出色，比如，他的《三戒》、《黔之驴》、《临江之麋》等，富有强烈的讽刺色彩，读来也让人兴趣盎然。
唐代星光灿烂的散文大家，还有元结、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等。元结（字次山）的《右溪记》，篇幅不大，也是很有特色的山水散文：“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日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右溪在现在的湖南道县城西。元结在唐代宗时任过道州刺史。这篇散文十分了得，它是柳宗元的美学启蒙之一，它开启了柳宗元的山水散文。清末的古文家吴汝纶评价说：“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眇芳洁，亦能自成境趣。”值得一说的还有白居易的散文，在唐代也应有他的地位，他写的记叙生活情趣的散文，可能是不经意为之吧，写得非常漂亮，比如《养竹记》、《草堂记》和《太湖石记》等。杜牧的散文和李商隐的散文，也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美学风格，例如《阿房宫赋》、《李贺小传》等。唐代的散文，就文体而言，没有新的创造，思想的风采也和先秦诸子的散文不能放在一个层次上。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唐代的一些诗人写的诗序，有的简直是非常优美的散文，寥寥几笔，神情俱出，范山模水，形象鲜明，意境幽远，文字也十分简练。这些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很遗憾的。如果加强对此类散文的研究，是能丰富古典散文史的，也是很宝贵的散文研究资源。
10—11世纪，是中国文化思想和古典散文乃至科技又一次繁荣和崛起的时代。对欧洲来说，则是封建制度形成、发展和逐渐衰落的时期，一般称为“中世纪”。这是文学不发达的时期，也没有出现能树立起旗帜的人物和作品。欧洲的“文艺复兴”要等到14世纪左右，在新的资产阶级出现以后，他们才迎来了文艺的发展。而中国在这个时期，历史已经进入到了宋代。
宋代是一个很适合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各个领域里都出现了大师级的人物。在思想理论界，有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象山等彪炳千秋的思想家；在文学领域，除了词的完善并有极大的发展之外，散文也十分兴旺发达，特别是所谓“古文”，在北宋有很显著的发展。“唐宋八大家”，宋人就占了六位，这六位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散文的一时之盛。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是在于发挥它在政治及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体上是相同的。从文体上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眼光要宽广一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一些，他们对骈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他们的散文兼收骈文之长。在语言风格上，特别强调切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要符合“达意”的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的特点，是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骈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这种风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宋史·文苑传》说：“国初，杨亿、刘筠，均袭唐人声律之体；刘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这段话，寥寥数语，可以说是对两宋散文的精确总结。
欧阳修是真正继承和发扬光大了韩愈的散文主张，他不但是非常优秀的散文家，还推动了古文运动。欧阳修在散文史上的功绩是很大的。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他的政论文充分发挥了儒家思想中注重国计民生的优秀成分，为政治斗争服务，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他状物写景及叙事的散文摇曳生姿，从容委婉。《释秘演诗集序》、《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欧阳修的赋也极具特色。他的《秋声赋》，采取散文句法，把秋夜写得生动可感，且变唐以来赋的“律体”为“散体”，在赋的发展上，有重要意义。欧阳修又是个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与宋祁一起重编《唐书》，还自著《五代史》，后人称之《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他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但避免了韩的尚奇好异的作风，散文内容充实，纡徐流畅：叙事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又严密，语句轻快圆融而不滞涩。欧阳修是宋代散文的开山人物，他使沉寂了百余年的文坛再次恢复了生机，使古文的写作有了新的活力。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的散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各体兼备，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他还开创了中国诗歌评论的一个新的形式，即“诗话”。他的《六一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