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五年前在台中发生的密医林天送案。林天送没有医师资格、没有医师证书，当然更不会加入医师公会，但他却在台中市挂了“原子能放射疗治”的招牌，这当然是胡闹，结果台中市卫生院看不过去了，请警察机关来办，并援引“医师法”第二十六条来罚他。可是林天送不服，他说他根本不是医师，怎么能用“医师法”来罚？从现有“医师法”来说，林天送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医师法”确实不能罚他，确实不能罚前面所说的二至六类的密医。
可笑的是，“医师法”不但不能处罚二至六类的密医，反倒帮助了他们。按照“医师法”第三条第三款，“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就可以应医师检核，这真是历史上最荒唐的法律！这等于明明白白地说，你小子只要做五年“密医”，登些鸣谢广告以示“卓著声望”，五年以后可法定你。这不是荒法界之大唐吗？追踪这条法律的来源，更证明了我所说的“凑”字。这条法律是抄民国二十五年的《中医条例》，而《中医条例》是抄民国十一年的《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是抄民国五年江苏省的《检定中医暂行条例》，而这个《检定中医暂行条例》在今天读起来，会使你哭笑不得：
第八条 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受委员会之检定：
一、文理精通，曾读（中医）医书，在五年以上者；
二、曾营中医业在五年以上者；
三、曾是（中医）医药等书之著作者。
从这三点来说，中国人立法简直拿人命当儿戏，我想绝不算夸大。这样荒唐的条文居然还被后人一抄再抄三抄，而抄进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医师法”，我们怎么能不埋怨，埋怨那些既不用脑筋又不负责任的立法大老爷？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我前面所说的：“不伦不类的现状，究其祸首，皆源于中医或从中医中蜕变而出。”“医师法”的症结所在是中医；修改“医师法”的关键也都环绕在中医问题上，不把这个毒瘤割去，因它而起的溃烂还会继续扩大、继续蔓延！
吴基福先生到底是长者，他像每一个深受科学医学训练的医生一样，对所谓“中医”“国医”“汉医”“儒医”“江南世代儒医”，采取一种缄默的抗议。
我个人所接触到的西医们、台大医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也同样具有吴基福先生的风度—— 一种在我看来略显消极的风度。吴基福先生在《文星》第五十九号中的一篇文章《从霍乱谈到“变法”》里，曾要求：
［修正之］“医师法”严格规定医师不能刊登夸张之广告宣传，同时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使之各行其道，中医不得使用西药及注射器。
对这段话我有两点意见：
第一，按现行“医师法”第十七条，已经有了“医师关于其业务不得登载或散布虚伪夸张之广告”的规定，这问题的重点已不是吴基福先生所说的“严格规定”，而是如何使医师履行此“义务”。关于这点，我的看法很乐观，我相信真正洁身自爱的有医德医品的医师，绝不肯做“虚伪夸张之广告”，而整天在报上被鸣谢的圣手们，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医生。
第二，“对中西医分别颁订‘医师法’，使之各行其道”的意见，我绝不同意。因为这种二分法的措施，无异又走回1943年“医师法”颁行前的老路，无异又在法律上承认了中医的价值，无异又把科学的现代医学跟神学玄学的中古医术相提并论，而使一般民众仍在中西医间做钟摆，这是说不过去的。今天我们的责任是，要对中医中药严格推行史汀生式的“不承认主义”，先在法律上不承认它，再在教育上把它赶走。每一个现代化的医生（西医），都应该以医界中有个附骥尾的“中医”而感到可耻。医学就是医学，为什么要有中西之分？西医就是医生，为什么要有那些不挂听筒的家伙来充数？
总之，“医师法”的修改必须从根本上动手术，不能妄想妥协或苟安，更不可有一般所谓“先做重点修改，余者回大陆后再行之”的官样文章。
如果能下决心在根本上动手术，我们才可进一步商讨细节，如明文定出“医师法”的“除名”部分（第四条第二款），补足“医籍”的缺陷（第七条），用强有力的《医疗法》来代替《违警罚法》制裁密医与夸大广告，剔除《医师法施行细则》里中医部分并将“医师法”第八条移入，完全废除《中医师检核办法》，以及增添我们所缺少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医药卫生法规（如《卫生所法》《精神卫生法》《性病预防法》《旅馆业法》《公园法》《输血法》等等）。除了这些法律条文以外，我们要严格要求下列七个机关的权限和它们对医生药品、密医伪药、广告宣传的责任：
一、考试院考选部。
二、内政部卫生司。
三、省政府卫生处。
四、内政部警政司。
五、省政府警务处。
六、各县市警察局。
七、省政府新闻处。
除了这些治标的机关，我们要正式建议“教育部长”，从速解决“中医学院”这个Gordian Knot，别再做连半世纪前的教育总长都不肯做的蠢事！虽然这个铃不是你系的，可是它非得由你来解不可。
立委与舆论界应该反省：
“医师法”是关系国民健康的重要母法，立法委员对“医师法”的订立与修改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从几十年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立法委员”们至少在“医师法”上实在对不起小百姓，他们作了很大的孽。他们不但在1948年坐失一次修改的机会，并且还在1956年开了一次大倒车——“筹设中医学校”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这个议案的通过和当年的“中医条例草案”一样，也经过三年之久。可是三年后，胜利终于归于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当这个封建的泡沫得势以后，他们得意扬扬地印了一部什么《中国医药复兴实录》，在前言里大言不惭地写着：
我国医药事业，亟须设立学校，以谋改进而图发扬。自民国十八年起，即由医界明达陈述利弊，奔走呼吁，所有党国先进、海内外名流，均竭力支援，二十余年来，先后请愿建议，以至罢市绝食，但议决立案概未果行，我中医界全体人士均以此为忠贞救国之职志，再接再厉，永矢弗谖，奋斗到底。
本案……历经三年六个月又六天之久，始获全部完成，万世基业，于焉奠定，人类寿域以此宏开。唯此重大事件，成就辉煌，为我中医界近百年来空前所仅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立法院，竟让一群妄人进入“近百年来空前仅有”的迷梦，妄想“人类寿域以此宏开”，这该是何等可叹！现在，他们那位“忠贞救国”的“中华民国全国中医师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兼“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已经到台中监狱去开“万世基业”去了，他们的“中医学院”“改进而图发扬”以后，居然也用起西医的教科书来了，这是何等奇观！我不知道他们在闹什么？难道也想学三十年前的人编的《中西验方新编》吗？
回想那次议案的通过，当时出席立法院院会的委员有四百一十七人，但是表决的时候却只有一百六十四人，议案因其中一百四十一人的赞成而宣告通过。换句话说，有两百五十三个立法委员没有在这么一个重大的案子上发表意见，只有二十三位立法委员表现出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抗议，这该是何等可怜！何等可怜！
站在小百姓的立场、站在对“医师法”的历史与内容略有所知的立场、站在绝不相信中医能够“宏开”“人类寿域”的立场，我不得不严肃地指出立法委员的失职与可耻。同时我深信这次失职可耻的记录，在中国立法史上无法冲淡——除非他们决心自赎！
由于“医师法”同中医的种种问题，我不能不同时责备咱们自由中国的舆论界，诚恳地希望主持报纸社论的人，切实想想你们诸君的责任是什么。立法院通过“筹设中医学校”案以后，你们诸君竟没有一篇不肯媚世的社论、没有一个风骨嶙峋耿介拔俗的意见，这是你们最大的耻辱！你们主持舆论的人，岂可以人云亦云与时推移吗？岂可以写几篇豆腐块的讥讽就算向社会交卷了吗？岂可以对国计民生思想趋向的重大问题随便议论吗？社会上这一类问题层出不穷，你们若自觉所受的思想方法训练不足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就不应该乱抒己见。许多可怜的小百姓等待你们去开导，许多颟顸的立法委员需要你们去鞭策。他们又要修改“医师法”了，如何设法把他们导入正途，这是你们舆论家的责任。
［附记］有几条史料可以代表五十多年前国人对中西医的看法，抄在下面作为附录。
清末丁福保是介绍日本医学书籍最有成绩的功臣。他的《历代医学书目序》里有这样一段话：
……西人东渐，余波撼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而稚之医，以通行陋本，坊间歌括，盈脑塞口，瞆瞆如豕羊，酣卧于厝火积薪之上，而坐弃他人之长，推之天演公例，数十年后，医学国粹亦不复保存矣！
王景沂在《科学书目提要初编》中的医术科里也说：
西人全体之学，至晚近而益明者，解剖精也。自血管脑筋之理发现，据以推察官骸脏腑维系之用，罔不密合。常者安之，变者探其原而去其害。夫唯了然于心，于能砉然于手。斯学不明，而嚣嚣以方伎自雄，直妄人而已矣！
还有吴挚甫，在《答萧敬甫书》里写道：
……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绝无廷久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愿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恙，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
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重看上面这些议论，我们应该惭愧地问问：我们的“进步”在哪里？
［后记］当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早就预料到所谓中医和中医的卫道者们要对我展开围剿，因为这是他们一贯的对付异己者的“祖传秘方”。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赶办了一个《革新中医》月刊，由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医药学会”理事长担任发行人，常务理事担任社长兼主编，开始在这个刊物里哇哇大叫，在《庆祝中华民国五十二年国医节特刊》里，他们警觉似的说：
最近又出现若干野心分子将步汪（精卫）、余（岩）之后尘，且变本加厉，由攻击中医中药，进而谩骂政府与立法委员，吾人环顾目前情形，殊与“三一七”事件时代之环境不相上下。
他们又说：
此次阴谋破坏中医药之野心分子，比起民国十八年的那一班，虽然地位、学识、声望都差得太远，但其野心却更大。
在香港方面，他们自然也展开响应活动。香港中国医药出版社的社长、当年《中医药保卫战》的作者，写出洋洋四千字的文章，攻击李敖是“西洋文化的干儿子”。这种下流的手法，我在台湾也碰到了。台湾中部、南部都有剧烈攻击我的文稿和书信，有的甚至说我“步汪精卫之后尘，照此认真起来，每一个国民皆有资格向警备司令部告发你是一个汉奸之思想犯”。——这些慷慨激昂的话，更是他们“意底牢结”（ideology）的最佳表现了。
台北今日医药新闻社举办“修改医师法与革新医界风气的途径”笔谈会，在《今日医药》第二六○号（1963年1月1日）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
台北今日医药新闻社举办“修改医师法与革新医界风气的途径”笔谈会，在《今日医药》第二六○号（1963年1月1日）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1963年3月8日台北《联合报》：
不合格中医师不应参加检核省议会促立法院废弃原法变通规定［本报雾峰7日电］省议会第六次临时大会，7日通过民政审查委员会所提出的临时动议案，请立法院在审议《修正医师法草案》时，对该条文中第三条第三款予以废弃，以符立法体制。
提案中说：此项条文第三条：“一医师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亦得应医师检核。”第三款：“曾执行中医师业务五年以上卓著声望者。”查《修正医师法草案》时，已增订第二十八条条文，系对不合法和不合格之医师（密医）订有严格刑罚，加强取缔之明文，已充分表明政府对无照密医严厉制裁和革除积弊的决心，如原法第三条第三款予以保留，即无异政府又对不合格之中医师承认其执行业务。是以在同一立法之条文中，不应有此矛盾，以维法制。
我这篇《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原登在《文星》第六十一号（1962年11月1日台北出版），同期有吴基福先生的《透视台湾界的“大杂院”——兼谈修改医师法问题》。（1963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