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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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锤炼(5)

他的挚友董必武闻凶讯,泪如雨下。

董必武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謦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陈潭秋早年与同乡林氏结婚,感情甚为融洽。林氏不幸病故,陈潭秋悲恸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后来,在1925年,他与湖北女师学生徐全植结婚,生一女两子。

徐全植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但幸免于难。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陷为托派。这已在前面写及尼科尔斯基时提到。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1945年8月25日凌晨3时,在一片漆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26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去。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六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达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11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了“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妻子叫“东山文子”。

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沦为阶下囚的陈公博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10月3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当年,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的。

陈公博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1932年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时,他也出任实业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的汉奸罪进行辩解,写下洋洋6万余言、47页的自白书。

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1946年,大汉奸陈公博受审

2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2时23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局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害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5月14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6月3日上午,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被执行了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55岁的生命。

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是汪精卫的右臂。周佛海走过了与陈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周佛海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八月十六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欲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老渔阳里2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汉奸周佛海

周佛海一到日本,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儿岛之后,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担任教师,也向我警告了,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当时中国的同学,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1]

1924年5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与周佛海一起进出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他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认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

这样,1924年9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下一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转向反共。他追随戴季陶,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得到蒋介石的垂青,于是在宦途上青云直上。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等职。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1938年12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翌年5月,他随汪精卫、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回来后,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年3月,当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历任财政部部长兼警政部部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1940年,周佛海在向上海税警学校的青年们演说时,曾“现身说法”,谈及自己怎样加入中共、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说: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2]

周佛海这番“自责”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从中国共产党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其人,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正因为这样,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变成了国民党大员。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怎能如此遮掩而过?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意见,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周佛海受审

不过,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周佛海心脏病日重。1948年2月28日,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1]《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1941年6月版。

[2]《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1941年6月版。

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俄后,马林又前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当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在莫斯科。

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然后于1923年10月离华赴苏。

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替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四大”和“五大”。

维经斯基穿梭一般往来于中苏之间:

1923年11月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上海,12月又返回莫斯科。

1924年4月来华,1925年3月返苏。

1925年5月来华,1926年1月返苏。

1926年6月来华,1926年11月返苏。

1927年初来华,1927年6月返苏。

维经斯基先后六次来华,沟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比马林在华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

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苏俄和中国发表,是架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

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转而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

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会见李大钊(画作)

此后,在1932年至1934年,维经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

在1935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也就在这一年,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

从此,维经斯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1947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1918~1924年)》一书。

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1953年,在《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7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60岁。在马林、尼科尔斯基和他3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死于20世纪50年代。

1966年8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1966年8月24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76岁。

“李三”是在他病危时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时的化名,意即“李达三家村”!

那时,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元老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由李达和李汉俊这“二李”负责筹备召开的,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