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特点是以经络阐述伤寒之三阴三阳，认为治疗伤寒，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在伤寒辨证施治中，把表里阴阳作为辩证大纲，作为六经辨证的补充。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和辩证处方，指出“治伤寒先须识脉，若不识脉，则表里不分，虚实不辨”。
朱肱对外感热病也有透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将其分类为伤寒、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湿温、痉病、温毒十二种，并一一作出区分。朱肱指出伤寒与温病有别，须施以不同方药，给后人以很大启发，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创立打下了基础。如湿温一证，在宋代以前，只有《难经》曾提及该病名，但并未详细论述，直至朱肱才首次作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朱肱除了阐发自己的观点以外，还对《伤寒论》进行了补充。在《伤寒论》中，妇人伤寒的部分论述得不够详细，而小儿伤寒则更无记载，朱肱提出了妇人伤寒与小儿伤寒的辩证与治疗，补充了《伤寒论》，使之完善。他还感慨“仲景证多而药少”，因此，他吸取汉以后，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有关方剂，对伤寒论中有证无方的条文作了一些补充，使原来有证无方者，能够有法可循，有方可用，丰富了《伤寒论》的治疗方法。
如书中对阴阳毒的论述，不论是辨证还是治疗方面，都比仲景所述要完备得多。仅以治法而论，仲景治阳毒用升麻鳖甲汤，治阴毒用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两方寒热颠倒，雄黄、蜀椒温热之品，阳毒用之而阴毒反而减去不用，历代医家均疑有误。因此对阴阳毒的治疗，《活人书》采用阳毒升麻汤（升麻、射干、犀角、黄芩、人参、甘草）治阳毒，阴毒用阴毒甘草汤（甘草、升麻、当归、桂枝、鳖甲、雄黄、蜀淑），该书两证用药，都颇为恰当。
除《南阳活人书》外，朱肱还对《内外二景图》作了注释，注文《内境论》对明代命门学说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他指出“肾虽有二，其一曰命门，与脐相对”。明代孙一奎就是在朱肱两肾之一为命门的基础上，把命门从肾中独立出来，创立了动气命门理论。
朱肱精通医理，并以诊治伤寒病而著名。他在南阳任职期间兼行医，太守盛次仲患病召他诊治，寻按脉证以后，他说这是“小柴胡汤证，进服三剂可愈”。因小柴胡汤在宋代已经是众人皆知的名方，故他只说了方名而没有写明具体处方。当天深夜，病家来人说，服药后病未见轻，反倒增加了腹满的症状。他再次前往视诊，一看服用的药，原来是“小柴胡散”。他当即指出：汤剂和散剂效用是不同的，汤剂能通过经络快速取效，现在用散，则药滞于膈上，故有胃满之症状。他便亲自操作煎药，二剂之后病人便痊愈了。
后世无论是探讨《伤寒论》六经，还是研究命门学说，都绕不过朱肱。在疾病的诊治方面，朱肱擅长灵活运用经方，灵活加减随证变化。他医德高尚，是儒而兼医之大家。
（三）郭雍
郭雍，约生于公元1106年，卒于公元1187年，字子和，号白云先生。其先祖为洛阳（今属河南）人，至郭雍时隐居峡州（今湖北宜昌）。郭雍出身儒门，他的父亲忠孝，官至太中大夫，拜宋代理学家程颐为师，对《周易》研究颇深，著有《易说》，号称兼山先生。郭雍受父亲影响，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学。平生致力于研究易学与医学，是当时有名的易学家和医学家。他在易学方面，承袭伊川先生解易之风，为程门支流。《四库全书提要》曾指出：“而其平生自处，亦有合‘幽人坦坦，履道之吉’，可谓无愧于立言者已。”他在易学方面的代表作是 《郭氏传家易说》，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
郭雍博学多才而淡泊名利。乾道年间（1165—1173年），有人推荐他入朝为官，被他拒绝。宋孝宗知道他的贤德与才华，常常在大臣面前称赞他，并命令他所在的郡县在节日时致以厚礼，后来又封郭雍为颐正先生。
郭雍在医学方面笃好仲景之书，对《伤寒论》十分推崇。他潜心研究，深感《伤寒论》已有残缺，便收集《素问》 《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的论述以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进行补充，于1181年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由朱熹作跋，跋语“谓其分别部居易见，且使古昔圣贤医道之原委，不病其难。见者皆惊喜为奇书，其阐奥发微，可谓至矣”。于1195年（庆元元年）刊行于世。郭雍对伤寒学的贡献极大，是“伤寒八大家之一”
（四）张杲
张杲，字季明，生卒年不详，新安（今安徽歙县一带）人。南宋著名医史家，出生于名医世家，其伯祖张扩，曾拜名医庞安时为师学习医学，最终成为北宋时期称誉杏林的高手。而张杲的祖父张挥，亲受其兄张扩的指点，医术尤为高超。张挥又将自己所学传于张杲的父亲张彦仁，其父的医术更为精妙。张杲最初习儒，之后继承家业开始从医，他在给百姓诊治疾病的同时，还从事医学史料和禁方秘方的搜集整理工作，以儒医著称于世。
张杲精心研究医学50年，尤其善于论医，收集多年的所见所闻，广征博引，著成《医说》十卷，享誉医坛。《医说》记载了宋以前的历代医家120余人，记述了古代医书、本草、针灸的由来以及神医、神方、诊法等有关的典故、传说，史料价值很高。此外，还论述了各类病症，包括伤寒、诸风、吐血、头风、眼疾、口齿喉舌耳、骨鲠、喘嗽等内外妇儿各类疾病治疗验案，具有实际的临床参考价值；此外还有如中毒、解毒、奇疾、食忌、服饵、药忌、养生、金石药戒等方面的论述，保存了许多当时的文人或医家的见解。在书中，他还有较多的论述是强调医生应重视医德的问题。《医说》是我国现存最早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书籍。
（五）董汲
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是著名儿科医家钱乙的同乡晚辈。他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儒学，进士落第以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于是放弃功名，改为从事医学。他研读了《素问》《灵枢》等各种方书及本草学著作，尤其精于仲景方药，治疗效果灵验。
董汲深谙儿科，擅长小儿斑疹的治疗，著有《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该书得到钱乙高度的赞赏，认为此书价值极大，而董汲对于儿科的医技也是极其精湛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董汲已经认识到斑疹可损及人的眼角膜，造成角膜不可逆性病变，因此在治疗过程中特别注重调肝护目，防止角膜的病变发生。
此外，他还著有《脚气治法总要》《旅舍备要方》，对多种病症作了理论上的阐发，并且能够融会经方，创制新方，因此他的理论及制方在宋代医方中占有重要地位。
董汲不但医术精湛，更重视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把别人的疾病痛苦当成自己的病来医治。他经常往返于病患的家，无论严寒酷暑，不辞辛劳，对于贫困的患者，还想尽办法自己筹钱资助周济。董汲可谓儒医的又一典范。
（六）史堪
史堪，字载之，四川眉州人。约生活于宋神宗、徽宗年间，为政和年间进士，曾官至郡守。他非常精通医药，辩证精准，常常三四服药即愈，对于不愈者经他重新审证，改用他法，也能立愈。他是宋代士人而医的代表之一，著作《史载之方》，为宋代名家方书之一。
该书治病立法，十分强调“保真去邪”，在调和脾胃、补益肝肾、补气养血方子当中，多佐以祛风邪之品。他重视运气学说，处方用药多得于个人的经验，颇有创见，对脉诊也有诸多发挥，强调脉证结合，重视胃气。值得一提的是，史堪十分重视和强调医生的医德。他明确地指出作为一名医生，除了先对病症有明确的认识，还必须要有谨慎负责的态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得失之间，死生性命之所系”。
据宋·施彦执《北窗炙輠录》记载：有一次，宰相蔡京患便秘，太医们都主张用大黄之类的泻下之品。可是大黄苦寒泻下，药力峻猛，蔡京觉得让自己采用大下之法实在太痛苦了，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可是便秘也十分痛苦，正在情急之时正好来了一位医生，就是史堪。他为蔡京诊过脉后，只开了一味药，那就是紫苑。蔡京服后一会儿的工夫便就通了。紫苑虽入肺经，是温肺化痰的药，但肺与大肠相表里，紫苑清肺气，故大肠通了。实际上这就是中医的提壶揭盖法，上窍一通，下窍自然也就通了，现在提壶揭盖法也被中医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当中。当然，史堪也因此而名声大振，可与名医许叔微医术相伯仲。
另据南宋·洪迈的《夷坚志》记载：史堪的一个同乡，20岁时患了一种疾病，什么东西都吃不了，闻到食物的气味便吐。吃了以后，鼻子还会流血，渐渐便神倦消瘦，没有医生能够治疗，于是请史堪为之诊治。史堪给病人诊查之后说：“你这个病是《内经》中所说的食挂，为肺热叶焦，食不下脾，瘀而成疾。人体的肺在上，当舒张如盖，下覆于脾，这样才能子母气和（肺属金，脾属土，土生金，脾肺是母子关系），吃起饭来才能甜美。而一旦肺不舒，脾为蔽，则人不欲食。”于是投了一剂药，服了三日，此人闻肉味已觉香美，试着尝一尝，也不再恶心呕吐，疾病痊愈。
宋代儒门名医不胜枚举，再如南宋时期的医家崔世明，自幼习儒，多次考取功名而不中。他崇尚范仲淹的名言“不为宰相，则为良医”，于是潜心研究岐黄之术，以医术闻名于世。他医德高尚，为贫苦百姓治疗疾病，从来不收取报酬，并且施药给贫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