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民族风格的作品，是没有根的花，它不但在本乡本土活不下去，而且无论在哪里也活不下去。
——老舍
北京这座悠久的历史名城，从10世纪初以来，曾经是辽代的陪都，金、元、明、清几代封建王朝的都城。都城里金碧辉煌的皇宫御苑、华丽府邸、达官贵人的大宅深院，与穷苦百姓破旧的四合院，穷街僻巷的低矮住房对比，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生动写照。
1899年2月3日，是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在北京西城小杨家胡同里面的一个不显眼的小院里，一个普通小户人家，随着一阵婴儿“呱呱”的啼哭声降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作家——老舍。
老舍，姓舒，名庆春，字舍予。1926年7月间，他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在“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第一期（17卷7号）署名舒庆春，接下来的一期（17卷8号）开始改用老舍，从此，老舍这个笔名很快成为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的名字。
除了“老舍”，他最早曾给自己起过“醒痴”的名字。不过，这个名字没有被传开，只有初中同班同学知道。因为老舍幼年发育不良，3岁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这便是“痴”。其实，这个痴完全是由于营养不良所造成的。
后来，上师范时，老舍又为自己取了一个更有趣的名字——舍予。从字面上看，像是一个简单的拆字游戏，把自己的姓一分为二由“舒”而“舍予”，是取舍我的意思。
老舍喜欢“舒舍予”这个名字，除了在文学作品上署笔名“老舍”之外，在其他一些正式场合，都爱用此名。在重庆时出席演讲会，他这样说开场白：“我叫舒舍予，是无业游民。”把大家都逗笑了。同辈朋友尊称他为“老舍先生”或者“舒先生”，而他却说：“别这样叫，叫舍予兄。”
“老舍”这个笔名显然是由“舒舍予”派生来的。当时人们有一种习惯做法，常常取人名中间的一字，在前面加上“老”字，这样就形成了“老舍”这个名字。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这个时节，城里乡下都热闹非凡。虽说天气寒冷，并没有驱散老百姓想过年的那种渴望。依照旧习，人们在这天晚上要给灶王爷祭上糖果，烧上香火，放炮燃花。花炮闪烁出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照亮大地，照亮家庭院落。据说这样做，就能把灶王爷请到家中，吃些糖果，化为灰烬，满意了再飞回天空。虔诚的人们为的是求他老人家能“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为一年一度有好运气。
然而，灶王爷并不买穷人的账，穷人照样穷，富人照样富。有钱的人家，红墙高阁，院内设景造物，砌石造山，养花植木。屋内温暖如春，男人们喝着香茶，玩牌、逗鸟，哼着小曲，可谓悠哉悠哉。女人们涂脂抹粉，打情逗俏，玩狗逗猫。善良的人们衷心地祈求，美好的愿望只能在期待中延伸，何年何月好的日子才能到来，谁也不知道。穷人似乎觉得有钱人家是祖辈上的造化，富人是上帝赐给，而穷是天经地义，命中注定，忍耐、驯服、麻木似乎成了那些在艰难中度日的人们的一种认可。
小杨家胡同里的人们，用平时节省下的饷银忙着过年，割肉、打酒、蒸饽饽……再买上香酸醋，蘸着饺子吃，那滋味令人垂涎。当地有个习俗，过年时，再穷的人家也要吃顿饺子，好似吃饺子就是过年的一种“象征”。那时实行赊账，卖烧饼、卖炭、倒水都可以赊，赊账的人家门上都被画上白道道，五道一组，颇像鸡爪子，收钱时按鸡爪子多少交钱。
在小杨家胡同东南头有个小院，院里长着两棵枣树，一只大黄狗里里外外地颠着，屋内的人也在忙碌着，从人们有些焦急的神态看像似等待着什么，是等待主人归来吧。此时的主人——舒永寿正值当班，他是个40多岁的汉子，背有些驼，脸色黄黄的，在寒风中站立着，冻得瑟瑟发抖，好不容易换到下岗。他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双手，在地上使劲跺了两下冻得麻木的脚，又急忙迎着寒风，朝家奔去。
他没有忘记今天是小年，腊月二十三，但过年的兴头并不大，每月揣着二三饷银，况且娘儿们又怀上胎儿，又要多张嘴。岁月的磨难，生活的重负，使这位汉子早已没有了过年的那种喜庆。7个孩子的重荷已使他力不从心。想到这，那一丝苦楚掠过心头，那沉重的砝码已使他对生活的前景有些茫然，但想到自己是7个孩子的父亲，是这个家的主心骨，那疲劳倦意，又似乎减轻了许多。
当他快走到家时，也就是灶王爷升天时，一个婴儿“呱呱”的啼哭声打破了寂静，和鞭炮声一同响起，一个小生命又来到人间，不知是谁说了句“是个小子”。腊月二十三是北京最冷的日子，屋内虽然生着煤球炉，可对于刚刚出世的孩子来说，还是很冷，那小生命大声啼哭，像是对这天气的抗议。已经41岁的母亲，长年累月操劳，加上营养欠佳，在他降临时昏死过去。大家忙开了，这个按人中，那个冲红糖水，又打发人去通知亲属，人们忙着抢救不醒人事的母亲，似乎不太在乎小生命的到来。当然，在那个年月，不大富裕的人家里死个婴儿不足为奇。幸亏已经出阁的大姐，抱起了被冻得奄奄一息的他，用她那温暖的体温赐给他生命的火花。这时，他才停止了啼哭。
后来，老舍一直不忘大姐的救命之恩，他63岁时，曾在《正红旗下》里这样描写，“大姐是个极漂亮的小媳妇：眉清目秀，小长脸，尖尖的下额像个白莲花瓣似的。不管是穿上大红缎子的氅衣，还是蓝布旗袍，不管是梳着两把头，还是挽着旗髻，她总是那么俏皮利落，令人心旷神怡。她不宽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潇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笑得那么天真可爱。亲戚、朋友，没有不喜爱她的……”
母亲慢慢地苏醒过来，望着这个天庭不饱满，地阁不方圆，两耳不垂肩，两臂不过膝的老儿子，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且他差点要了自己的命。因为这样，母亲却似乎有种偏爱。常言道：“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这小生命以后成了老人家的希望所在。
小生命的到来，又似乎给经常充满晦气脸色的父亲带来一点光彩，是个男孩，又是腊月二十三，立春头一天出生。他抱过孩子亲了亲说：“就叫庆春吧。”
舒庆春来到人间。他带着春的吉兴，带着北京杨家胡同泥土的芬芳，但是他赶上了大清皇朝的“残灯末庙”。那动荡贫穷的世道，无不给这小小的生命带来顽强抗争的火种，促使他日后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作家。
舒庆春的父亲是个旗人，他的祖辈随着剽悍的满族大军由东北打人关内，灭了明朝，建立了清朝。而满人的军事编制始终没有取消，清朝皇帝把满族的男人编入兵团，终生服役。有四个大兵团，以四面不同的颜色的旗帜为标记，有黄旗、蓝旗、红旗、白旗，还有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镶白旗，共称八旗。旗人成了满人的代名词。老舍的父亲属正红旗，他在皇城里当个小小的护军。每月领三两银子，这便是全家的收入。
老舍父亲虽然是个旗兵，如果在以前也可能会很威风，也能坐坐茶馆，赊两只烧鸡，哼几句二黄小调。可是现在的日子是北城外二三十亩地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地，旗下分给的房子也早因生活所迫先后典了出去。据说他的曾祖母曾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遥远的地方。她的任务大概是大员的随从，扶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给夫人装烟倒茶。幸而她给老舍父亲留下了一套住房。所以，父亲唯一无忧无虑的就是每月不必交房租。然而每到六七月份下大雨时，父亲总是担心，因为院墙都是碎砖头儿砌的，年久失修，一遇大雨便塌倒几处。他没有什么嗜好，既不抽烟，也不赌钱，只是过节的时候喝一两杯酒。他下班很守时间，跟人说话和气，经常含笑不语，沉默寡言，对人颇有礼貌。每当母亲让他去看看亲友，他便欣然前往，一会儿就回来了。母亲问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只是一笑了之。一辈子他没和别人吵过嘴，打过架，他老实，别人不欺负他。
父亲的模样，老舍也说不上来，因为父亲逝世时，他年龄太小。
他上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可长大成人以后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使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姑母。姑母中年孀居后，就搬回老家和他们住在一起，当起了大姑子。她总是以老大自居，以大姑子名义在这个家指手画脚，支使老舍的母亲干东干西，仗着每月吃着姑父留下的一点钱粮，腰杆硬。不顺心时，摔盘子、摔碗，时不时摆摆谱，吵吵闹闹，鸡蛋里挑骨头的事常有。母亲从不计较。
姑母经常出门去玩牌，逛护国寺，串亲戚，到戏曲票房听曲艺或清唱、彩排。有时晚间她去赌钱，老舍的母亲须等到半夜才肯去睡。若是忽然下了雨或雪，母亲还让二姐拿雨伞去接她。母亲认为大姑子脾气不好，宁可自己多吃苦，也别把她惹翻了。
姑母很少拿出点银两来，即使拿出几吊钱来买东西，也要叨叨咕咕地发些牢骚，只有过年时，才肯出点钱购些年货。
母亲生老舍时，正赶上过年，姑母很不高兴。她要买许多东西，因为母亲在月子里不能替她去买，又不能下地干活，她当着父亲的面，不好意思发火，但她总是拉着脸子。
除夕，母亲和刚出生几天的小庆春很早就睡了，似乎对过年不大感兴趣。二姐帮着姑母做年菜。姑母一边干活，一边唠叨，这小狗尾巴（因为生他那年正是戊戌狗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过年的时候来捣乱。父亲一听，赶紧过来说：“姐姐，我帮你干。”姑母打量着他说：“你不想想就说话，你会干什么？”父亲含笑默默地走了。
街上，祭神的花炮逐渐多起来，胡同里，家家都在剁饺子馅，花炮与剁饺子的声响汇合起来，像一种声势。然而，在这种声音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声音，那是讨债的敲门声。在这种声音里面又夹杂着低卑的央求和妇女孩子们的哭喊声：求老爷高抬贵手……也有人被逼无奈，为了躲债，偷偷到城根或城外，默默结束自己的一生。
过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老舍满月以后，母亲因营养不济，没有多少奶，而牛奶与奶粉又不多见，即使有也买不起。幼小的老舍饿了就使劲地哭，并没有多少眼泪，姑母常管这种哭法叫做“干嚎”。她讨厌这种干嚎，并预言他会给大家招来灾难。
姑母诅咒他的“干嚎”是灾难，还真让她说准了。那年，灾难不断，老天发怒，黄河不断泛滥，山崩海啸滚向下游，洗劫了田园，冲走了房舍，卷走了牛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遇难而死。有水灾的闹水灾，没有水灾的地方也闹旱灾，农民食不饱腹，衣不遮体，叫苦连天，多少婴儿饿死在胎中……
同时，在北京、天津各大城市，也出现了“天堂”与“地狱”，“狂欢”与“惨死”，“荒淫”与“痛苦”同时并存的严重的等级差别。这时候，侵略者的炮声隐隐在耳，诅咒家贼、国贼的呼声越来越大。
后来就出现了庚子年闹拳，即“义和拳”，后来改叫“义和团”。
在老舍一岁半时，他父亲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负伤阵亡了。当他懂事时，听大人们讲父亲死在庚子年八月十四那天。当时，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吓破了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的老百姓却遭了殃。虔诚的老百姓怎么能知道皇太后和皇帝早已逃之夭夭，老舍的父亲是皇城的护兵，护军的职责是保护这座皇城，他和那些兄弟们坚守岗位。然而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开始了，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正阳门的箭楼炸掉了，半个城楼着起大火，火苗子又烧到了护军的身上，他被火包围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爬到粮店，在一座粮店里他被一位护军发现，是老舍姑母家的一个表哥，随着溃败下来的队伍逃走，他见南恒裕粮店门半开，口渴进去找水喝，发现了烧伤严重的老舍的父亲。因为都是旗人，又都是当兵的，又有亲戚关系，他见到舒永寿已不能讲话，只是用颤抖的双手举起一双袜子和裤脚带作为证物，求他给家里报个信。
表哥满脸流泪地说：“我背你走。”父亲摇着头，执意不肯。他是想这儿离家很远，而洋鬼子即将破城而入，不想连累别人。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生离死别，表哥抱着布袜子和裤脚带，哭着跑回家。到了家他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哆嗦的双手把袜子托在手里，交给亲人，他已成了泪人。
此时，洋人进了城，40多岁的中年汉子再也没回来。这位备受生活煎熬，经过痛苦跋涉的正旗人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亲人们为失去了主心骨哭成了一团，悲痛的泪水还未干，“砰砰”枪响了，一伙洋鬼子来了，灾难漫进了小杨家胡同。大黄狗被惊得嗷嗷狂叫，似乎在给主人报信，通知主人躲藏起来。庆春妈说时迟、那时快，拉着三哥、二姐躲进了墙根下。大黄狗似乎要报答主人的“养育之恩”，冲着洋鬼子吠叫着扑上去。洋鬼子气急败坏地一刀刺下去，大黄狗英勇地倒在了血泊中。大黄狗是主人的忠实卫士，它壮烈地牺牲了。
洋鬼子打死了黄狗，气势汹汹地进了屋，东翻西摸，见没啥油水，怏怏而去。第二批洋鬼子进屋后，搜得更细了，没看见什么值钱的东西，突然眼睛盯住了母亲炕上放着的两只旧大木箱，将箱子里的衣服乱翻一气，没有找到值钱物，气急败坏地一枪托砸在炕上大木箱子上，箱子一歪，翻扣下来，正好把熟睡在箱子旁边一岁半的老舍扣在了里面。说来神了，那小生命楞没叫一声，好像这个生命知道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怎样去躲闪。
这场“扫荡”过后，母亲冲进屋里，见炕上的小生命不见了，剩下的是乱七八糟的杂物，心想，完了。她越发哭得伤心，内心不住地谴责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把这孩子抢出来。丈夫为国捐躯，又失去了老儿子，她边哭边收拾破东西，翻开木箱，把遍地的破旧衣物往里捡。忽然他发现一件衣服下面，露出了一张甜睡的小脸。是庆春！意外的惊喜，歉疚的内心，她把孩子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说：“儿啊，你真是命大啊，当时你要是哭出一声，十有八九和大黄狗一样挨一刺刀，没命了。”她母亲叨念着：“命大的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经历了这灾难的岁月，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耳闻目睹了八国联军的凶狠残暴，这段往事在他长大后，母亲经常说给他听，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