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总结讲话中，着重谈了处理张国焘错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他说：“什么是张国焘主义？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要无情揭发国焘主义来教育全党，教育同志，否则，党内是不能真正一致的。”但“要把国焘主义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开，反对那种以为反国焘主义就是反四方面军的观点”。
西路军左支队进抵陶勒南山北坡脚下。陶勒南山为祁连山重要支脉，垭口高程4000米以上，被冰雪覆盖，气候严寒，空气稀薄，极为难行，是红军前进途中的巨大障碍。
由于舆论界对马家军屠杀红军战俘的情况大量披露，社会上反映强烈，国民党军政部令“二马”将红军战俘送交中央军第九十七师（驻防兰州）“感化教育”。
3月
中共党员南汉宸根据党中央指示，在西安与中央地下党员吴波商讨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问题。吴波介绍进步医生、兰州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先生参加营救工作。
马家军第三〇〇旅旅长韩起功指挥其部和民团，自本月起，在张掖东教场、王母宫、马王宫、下滩子、十里行宫等地，枪杀活埋大批红军，至5月下旬，共枪杀380人，烧死53人，活埋1633人，共计2093人。其中，掏心、挑喉、割舌、断筋致死者27人。
敌旅长韩起功奉马步芳之命，将在高台、临泽、张掖、祁连山区俘获的大批红军解送西宁。途中，马军官兵对于行走有困难的伤病员及体弱者或稍有反抗者，均就地残杀，仅在门源县境就屠杀100余人。据马军内知情揭发，沿途被屠杀者多达500余人。
据调查：被马步芳军押解至青海西宁的西路军战俘已达56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人，女红军400余人。
3月下旬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为三个师，每师编制两旅，每旅编制两团，总人数为22500人。从三月份开始，国民政府向红军供给饷粮，每月拨发30万元。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携带15条意见，赴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
中共中央得知进步人士赵守玉先生在青海的消息，即电周恩来设法与之联系，通过赵营救西路军。赵守玉早年曾任绥远都统马福祥（马鸿逵父）的参谋长，与马麒（马步芳父）有旧交，北伐时任冯玉祥部骑兵总指挥，是马步青的直接上司。周恩来即派张文彬、刘秉林到西宁见赵守玉，请赵疏通马步芳，释放羁押青海的红军战俘，但马步芳虚与委蛇，不予释放。张、刘二同志又陪赵赴武威，会见马步青，争取释放羁押武威的红军战俘，马步青借故推脱，不予释放。
陈昌浩、徐向前东返到山丹大马营窑坡村时，巧遇湖北籍老中医但复三，得到但的掩护和救助。徐向前在其家住了一宿即起身东返；陈昌浩留在但家养病。
由毕占云、曾日三领导的干部游击支队，在祁连山中转战，与敌周旋，由错沟东进至白泉门一带时，遭敌马彪骑兵旅围攻，曾日三及吴永康牺牲，张琴秋、吴仲廉等被俘，毕占云、欧阳毅、熊国炳等脱险，队伍损失殆尽。
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副师长熊德臣、三十军军部参谋张方明等，冲破敌军追捕，从张掖以南走出祁连山，受到当地群众的掩护，于当年5月回到镇原援西军。
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熊国炳，在祁连山中被敌军追击，与游击队失去联系，在裕固族群众帮助下脱险，后流散到酒泉落户。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长袁立夫，随徐向前、陈昌浩化装东返，途中同徐、陈走散，携带经费（金银）回了福建老家。七七事变后返回延安，被秘密处决。
蒋介石将杨虎城“传唤”到杭州，加以“训斥”，逼杨交出军队，出国“考察”。
援西军继续派出大批人员，到平凉、泾川、泾原、固原、隆德等地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中央军委侦知，马步青已在武威集中红军被俘人员6000余人，即研究办法营救。
在祁连山中活动的西路军右支队、张荣支队，已基本被敌军打散，大部分伤病员、女战士、小战士被俘，少数人逃脱，分散活动。
张掖民团第三团传令兵汤兴福伙同团丁朱正才等，到南山磨子沟搜捕红军20多人，集体残杀。
酒泉民团第六团，在高台红崖子一带捕杀红军9人。酒泉商团追随马部，在金佛寺、观山口等地捕杀红军7人，俘虏28人，缴获步枪2支、子弹2排。
4月2日
敌河西前线总指挥马元海及其指挥部自河西返抵青海西宁。
4月3日
毛、朱、彭等致电正在西安谈判的叶剑英，就国民党方面对西路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向国民党代表顾祝同提出质问，并要求将关押在武威的西路军被俘官兵6000余人移交红军；对西路军余部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
西路军左支队翻过陶勒雪山，进入疏勒河上游。此处气温转暖，野牛、野羊增多，以狩猎野牲为食，处境有所好转。
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诺夫，请他转告苏联政府，对苏联在西安事变期间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蒋介石说，他积极评价这一友好态度，并将采取一切措施，改善中苏关系。
4月4日
周恩来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要求他致电马步青，将关押在武威的红军战俘送平凉，转送红军，“二马”不得残害。
红四军党代表大会致电党中央：“四军党代表大会检查了最近时期党的工作，更加认识了过去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的破产与中央路线绝对地正确。”“大会认为，在部队中继续深入讨论反国焘路线的斗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求得四军工作转变与创造模范党军的前提。”
西路军左支队在裕固族牧民东那格带领下，沿疏勒河向西北行进。
4月5日
西路军工委会致电刘伯承、张浩转报中央军委，报告左支队行动情况。电文说：“我们率900余人，有长短枪600余支，已到肃州西南山中。近20日来，均在大风雪中零下十余度露营，缺柴火，烧牛粪，又缺盐，冻病死者、落伍者及外逃现象无日无之。”
4月6日
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考克赛，向当地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买了300多支羊，在此休整两日。
国民党《青海日报》讯：马步芳称：前方军事已大致结束，俘虏男女“共匪”六七千人，内有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团长、营长17人，这些人“迷信”共产主义甚深，不易感化，已分别枪决；其余解送到省，编为工兵营，一部修甘青公路享宁段，一部修惠宁桥。现所有在省及永登“俘匪”2000人，即分批解送兰州（第九十七师）孔（令珣）师长处。
4月7日
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工委：“我们已派三批人找马步芳，顾祝同已电马停战。”“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由彼方设法援接。”
《青海日报》讯：“我军前方俘获共匪前解到省者，除将女匪拨至各工厂做工外，所有在省及永登俘匪2000人，奉顾主任命，明日起分四批解送兰州孔师长处。”首批“俘匪”男500余、女100余，正解送兰州。
《青海日报》讯：河西一带，死尸暴弃原野，现正值春暖，若不妥为掩埋，恐生瘟疫。
4月8日
《青海日报》报道：“我军在甘州搜获女匪14名，于昨晨由甘州解抵省城（西宁），即拨工厂做工。”
4月9日
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硫黄矿。
4月10日
西路军左支队到达花儿地（今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鱼儿红乡）。
《青海日报》讯：第一〇〇师军法官陈廷俊，押解“男匪”295名，“女匪”5名，送兰州孔师长处。
4月上旬
援西军总部在镇原县城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中央派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任弼时前来，传达党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此后，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广泛开展了对张国焘路线的揭发与批判。指战员们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纷纷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出现了严重的过“左”做法，伤害了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原红四军军长许世友联络一批在抗大学习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拟去四川重新组织队伍，开展革命斗争。不料，被抗大领导发觉，许世友及参与者共十余人被逮捕关押。
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孤身一人，从酒泉以南观山口子（今属酒泉市金佛寺乡）走出祁连山，被酒泉民团逮捕，押送酒泉县城，交于马家军第二九八旅，旋又押解青海西宁。
马步芳给仍在河西的马彪发电报，命他“立即派骑兵星夜追击”西路军左支队。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被在马部电台工作的被俘红军曾庆良冒着杀头的危险扣下。事后马步芳追查，被其报务主任熊继邦、电台台长张之俊搪塞过去。
4月11日
西路军左支队在蒙古族牧民诺尔布藏木带领下，经查干布尔向野马河前进。
4月13日
西路军左支队到达野马河（今属肃北蒙古族县石包城）。
《青海日报》讯：护送班禅大师归藏专使赵守鈺氏，于昨日下午由凉州乘汽车返抵省城（西宁）。
由青海入河西“追剿”红军的马步芳部队，大部分撤回青海。
4月15日
西路军左支队到达龚岔口（今属肃北县石包城乡）。
《河西日报》兰州讯：“俘共”2000余人，已遵顾（祝同）主任电，解送兰州九十七师暂行接管，“教育感化”。
马步芳在西宁召开“庆祝大会”。敌总指挥马元海在致词中说：马家军在河西战役中损失惨重，共伤亡1.5万人，“全省每村均有阵亡之人，每家均有负伤之兵”。
4月16日
当日晚，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祁连山西部榆林河口的石包城，向当地商人和蒙古族牧民购买了粮食、盐巴、牛、羊，决定在此休整数日。
西路军工委致电刘伯承、张浩转报中央军委：西行支队850余人已到石包城，困疲之极，急需休整，然后改向安西前进，拟在安西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前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派人到星星峡接应我们。
《河西日报》讯：中央军第九十七师师长孔令恂以其第五八二团团长陈曼庚兼任兰州拱星墩“感化总队”总队长，负责“感化教育”俘共，拟编为两个大队，“每日施以普通军训及考察，并由政训处派员讲授政治及精神，进行各种心理训练，灌输三民主义，纠正其思想，使其早日感化，成为良好国民”云云。
《河西日报》讯：自甘州解凉俘共800余名，收容于武威看守所，今由骑五师特务团团长马阁麟，派官兵百余名押送青海，感化后垦殖边区。
4月17日
《河西日报》讯：河西俘共156名，其中女共100人，已解兰州，交第九十七师“感化”。
4月18日
西路军工委在石包城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陈云、滕代远等，从中苏边界进入新疆伊宁地区，向迪化（今乌鲁木齐）进发，迎接西路军。
《河西日报》讯：由甘州前方解来武威俘共600余名，连同武威收容之200余人，共计900余人，已由骑五师特务团派官兵30余名，押送兰州，“收容感化”。
马步芳第五纵队司令部发布布告，令各地民团、部队将军民隐匿的“俘共”人员一律清出，解送青海第五纵队司令部。
4月19日
马步芳得知西路军左支队已到石包城的情报，即命驻防酒泉的第二九八旅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率步兵两营及旅直骑兵手枪连，星夜赶赴安西县阻击。
4月20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西路军工委：远方已同意西路军余部进入新疆并转赴远方求学，你们必须到星星峡。你们不应久停，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发。
4月21日
西路军左支队从石包城走出祁连山，进入安西县境，清点人数，共有903人。西路军自3月12日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至此时，在祁连山中艰苦转战、行军共41天。
敌方消息：由青海解送的第二批俘共500名（均男性），已于日前抵兰，由九十七师“点收感化”。
4月22日
左支队行至距安西县城140里的蘑菇台，受到万佛峡石窟道长郭元亨的接济，郭道长资助红军小麦2石4斗（折合480公斤）、面粉100公斤、黄米6斗（折合125公斤）、胡麻油30斤、食盐4口袋（约100公斤）、牛2头、羊20只、马1匹。
马步芳第二九八旅团长刘呈德率领的部队，经三日夜急行军，赶至安西县城，堵截红军。
4月23日
左支队由当地农民向玉亭带路，从蘑菇台进至安西县南部的踏实城，部队准备干粮，有关人员调查至安西城的道路及敌情。西工委开会讨论攻打安西县城的可能性。是日夜，左支队在踏实城宿营。
4月24日
凌晨，西路军左支队由向玉亭带路，从踏实城出发北进，中午时分进至安西城南13公里之十工村。西工委在此开会，再次讨论攻打安西县城的问题。因有人反映安西城内新开来敌军，会上发生争论，工委书记李卓然坚持绕过安西城直奔星星峡，但多数同志坚持要打。工委会议最后决定攻打安西县城。
是日晚，左支队进到安西县城下，开始攻城，遭敌疯狂阻击。红军打了半夜，未能破城，天亮前，撤至城西北及城北五营村、王家屯庄、康家楼庄等处。
4月25日
西路军工委在王家屯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部做干粮，一部阻击敌军，待天黑后向新疆转移。
上午，敌军追至五营村、王家屯庄等处，向红军发起猛烈攻击。红军拼死抵抗，激战一天，打退敌军多次进攻。激战中，第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等数十人牺牲。是日晚，红军突围，向安西县西北45公里之白墩子前进。
4月26日
上午，西路军左支队转移至白墩子，又遭敌骑追击，经过苦战突围。敌军穷追不舍，红军且战且行，向30余公里外的红柳园地区转移。
下午，红军在红柳园又同敌军激战。这是西路军西征的最后一战，战斗极为激烈。红军因缺弹药，全凭大刀、长矛与敌拼杀，伤亡惨重，特别是后卫第二六七团，几乎伤亡殆尽。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第二六七团政委陈智才、总部译电组长陈茂生等牺牲。红军队伍被敌军冲散，人员趁天黑分散突围，向星星峡奔去。
陈云、滕代远等到达新疆迪化，即同新疆督办盛世才和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取得联系，组织物资、汽车接应西路军。
《河西日报》讯：自前方解来武威之俘共400余人，昨天8时由骑五师特务团派官兵多人，分乘大车多辆，解送兰州。
4月27日
下午，西路军左支队第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绕子键，及周纯麟、曾玉良、陈德仁、萧显清等13人，首批到达新疆星星峡，受到新疆省边务处主任王孝典的热情接待。杨秀坤、刘庆南旋即派人带汽车迎接正在前进中的左支队同志，当晚有40余人被接到星星峡。
《河西日报》讯：前方部队在祁连山山林搜剿“赤匪”，俘虏甚多，共计2000余人，一半送青海，一半解凉州。已解凉州的有“伪”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伪”骑兵师团长徐明山。
《河西日报》讯：“伪”回民军司令马良骏，自梨园口失败，化装农民模样，由甘州东来，企图渡河赴陕，至武威王城堡被民团查获，解送凉州。
南京政府行政院任命贺耀组代理甘肃省主席，代行朱绍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