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是广受喜爱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汲取阿诺德（Arnold）援引的欧洲文学领域的意义，他最终在卡萨诺瓦（Casanova）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中得到长久的承认，但他却预见了后殖民研究和世界文学运动的广阔天地。虽然近期的文选读本几乎无一提及这一词汇，【参照《世界文学：一个读者》（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西奥·德哈恩，西塞尔·多明古斯和马兹·罗森代尔·托马森编辑整理。】他也发展了与歌德相匹配的世界文学思想。为掌握他们价值的细节发展，《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介乎西方与世界之间》展现了一套始于19世纪的德、法和意大利的交叉文化系列实例分析，旨在唤起对托尔斯泰与他那个时代的西方文学相连的新认识；然后进入对他主要作品与新兴现代主义小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亲缘与联系的粗略研究，最后转向阐明他在20世纪继而新千年世界文学观点成长中的作用。此书以名副其实的跨越国界，将着重谈论托尔斯泰前期创作的两部在俄国之外读者群中享有最持久声誉的著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世界最感人的小说。
为了给予作家写作生涯后半期应有的预期声誉，《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也将特别论及《哈吉·穆拉德》【为加强此小说的跨边界文化范畴，本人提到主角的名字以及此名在书题中显示的土耳其原名的盎格鲁化（Anglicized）名称，而不是俄国习惯发音的“d”向”t”的转化。】，一部托尔斯泰1910年辞世后在他的纸堆中发现的、于1912年发表的较短小说。它同享早期作品的历史观，同享它们众多人物间微妙的相互关系，同时甚至超过其社会幅度。尽管读者的赞誉不一，像维特根斯坦和哈罗德·布鲁姆，但它仍应享有更多的荣誉。【维特根斯坦，参照诺曼·马尔科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回忆录》（Ludwig Wittgenstein：A Memoir），45、58、95、97页。布鲁姆，参照哈罗德·布鲁姆，《托尔斯泰与英雄主义》（Tolstoy and Heroism）。】托尔斯泰将叙述才能运用于穆斯林（Muslim）主角，伴随于此的是他在两部小说巨著中对超出西方范围的写作—他所称的世界文学的不懈努力。他在写论著《什么是艺术？》时开始写作这部小说，那时他谈论了他宗旨的转变。他后期的几部短篇小说也同样展示了他的世界文学观以及如何实践的看法，最突出的是《高加索的囚徒》、《伊凡·伊利奇之死》和《主与仆》。
关于作者创作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压缩托尔斯泰的大宗学术见解，或完全无视他早期作品的交叉文化处理。他超国界的观点一直是散见或隐现着的：当我们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哈吉·穆拉德》与西方关键时刻相连、后又与世界文学相连时，当托尔斯泰回答某些关键前辈时，当后继者怀着多样的兴趣回顾他时，当他自己的小说目标经历着主要变化时。此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托尔斯泰研究的平衡，至少它希望能更综合地表现跨越国界的态度会为文学研究增添些什么。
第一部分谈及托尔斯泰和19世纪小说，其宗旨有二。第一和第四章分析了在托尔斯泰写作前半期西方和世界产生的问题，第二和第三章重新估价并延伸到一个新领域，即他与司汤达和福楼拜的联系。这是那个世纪当法国设立跨越国界标准时，托尔斯泰最常被用来参照的两位杰出的法国小说家。
第一章提出了西方主义的问题，它指西方以外的作家和思想家对西方的批评和负面定见。【综观这广泛的概括，特别是它们引起的对西方的怀疑或指责，参照伊恩·布鲁马和阿维沙·玛格莉特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西方思想》（Mind of the West），4章，75—99页大部涉及俄国19世纪，但在处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方面，他采用直接阐述的说明而不是对他们叙事散文的复杂论据。】这是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有关他们国家的文化认证应放在何处的传统争论，当时知识阶层广泛意识的反应是：尽管俄国的形象是欧洲的强力，它却未能完全归属西方。本章的着眼点是文学性的，也即挑选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于俄国19世纪60年代西方化改革之后，小说中出现的对西欧的反应。焦点聚集在德国都市浴池地的旅行，以此作为现代象征；《安娜·卡列尼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赌徒》的意大利之旅作为西方文化源泉之一。俄国人物初次直接接触西方时所表现的多重态度因其多样而更丰富，也对广泛的西方主义公式做了更深的探索，这种公式常是俄国人用已有的区别来回应西方的标志。总之，托尔斯泰对定见的惊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粗鲁但坦诚的生动态度构成鲜明对照，虽然两者都面临俄国文学面对面比照西方的复杂情况。
第四章充实这一章的是歌德《有择的亲和》中复杂的情节与人物驱动的世界文学见解—十年前于1830年左右他首创了“世界文学”一词—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相同暗示的比较。它在某种程度上牵涉与歌德的直接对话。两部作品都在探索与它们所属的风俗流派小说中不同世界的“世界”广义。然后本章转向普鲁斯特，他以在上世纪转折点因不常使用而渐弱了的世界性继续这一争议。但他这样做，有较少全球视野需要的自我意识，只因为法国人（确切地说是巴黎人）对文学中心有更含蓄的自信。在三部作品中，世界性（而不是世界文学）的诱惑在对人死亡的悲剧认识之前黯淡了。
第二、三章将托尔斯泰重要的、与法国联系的继承感带进一个新地段，超出常提及的《战争与和平》和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前部的滑铁卢章节的联系，或作为婚外情小说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关联。《修道院》中意大利主背景下支配一切的复仇情节连着托尔斯泰详尽的安娜出自圣经的“复仇在我”的碑铭。成败的关键在于法－俄文化关系和这些心理小说家解析在面临道德/宗教传统阻力时复仇冲动力表现的方式。司汤达的女主角吉娜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开场时像不同的一对，《巴马修道院》展现的是有意大利文化特点的生气勃勃的复仇，而安娜的碑铭却宣称是上帝而不是人，在报应来临时将“偿还”。然而在结尾时，一个逆转却表明了作家无情的写作会怎样检验他的原始计划。司汤达应允了宗教苦行，托尔斯泰的复仇动机始终有力，保持了双方作家的联系。
《情感教育》，福楼拜有关当代法国社会的第二部巨著，也与《战争与和平》有同样启发性关联。尽管两部小说处理的是显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几乎同时写于19世纪60年代。拿破仑（Napoleon）庆典在两部小说中的关键作用像一个透镜，细审了历史伟人和伟大转折时刻的意义。福楼拜小说直抵拿破仑三世1852年12月2日的政变。而第一部托尔斯泰小说独立出版的版本，出自作者对过去更深层的挖掘，作为当代俄国的前奏。它的追溯超出1812年的胜利和1805年的失败之外，恰恰是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加冕礼一年之后。托尔斯泰和福楼拜都很欣赏对方文学中为本国小说家所不齿的当代小说。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之于福楼拜，屠格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之于托尔斯泰，虽然这很富讽意，但拿破仑庆典在两部小说中都未能激发对历史光辉的纪念。相反，它们点燃了胜利的阴暗面和拿破仑历史观的徒劳无益。
第二部分论及何以托尔斯泰在20世纪西方小说的地位超越苏联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谈及他与文学现实主义的联系，不时强调追溯的与福楼拜和司汤达的历史关联。上世纪托尔斯泰曾被看作是从现代发明掉队的老式小说家。这种看法得到苏联政策的鼓励并将他列为“批判现实主义”，但他的作品也受到英国的赞赏。【特别参照捷尔吉·卢卡奇，《欧洲现实主义研究》（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Tolsto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lism）126—205页，《列夫·托尔斯泰和西欧文学》（Leo Tolstoy and Western European Literature）242—264页，艾利斯·默多克的论文《反枯燥》（Against Dryness）。】不过这情况实际上复杂得多，这在第二部将有实例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