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的文化震撼
《安娜·卡列尼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赌徒》中的西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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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有关西方的讨论以及西欧、北美如何为世界各国所见和评价的问题与托尔斯泰时代俄国主要的文化争议极相仿。及至1840年他崭露文坛之前，西方化和斯拉夫化两派主张已在文人学士间渐渐融合。第一派的意见是，俄国要堂堂正正地跻身世界文明之国，就必须仿效西欧之成功。另一派则认为，这种批量模仿只会威胁俄国自身优越的传统价值。双方均反映了俄国历史的基本事实。一方面，俄国民族自中世纪，特别是后来的文艺复兴以来，就已被孤置于西欧之外，滞留于自身机制之中。然而1700年左右，在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鞭促下，俄国开始欢迎与西欧的接触，以期效仿而成功，尤以军力为盼，而知识与文学领域，也在举棋不定中期待继后跟上。显然，这与后殖民时期有关保留或复兴本土的非、亚及加勒比传统，还是同化或吸收欧洲殖民力文化的争论大同小异。当捍卫本土文化伴随了对西方严厉甚至片面的批评时，便引发了时而称作“西方主义”的一词，这一词导致了此种反西方态度与东方负面定见的类比，后者在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中已有著名的分析。在两种情况下，双方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大相径庭，然而潜在其中扭曲的跨文化观念却是一致的。
置身这种全球区域的超国界紧张局面，通过比较《安娜·卡列尼娜》中俄国人出访欧洲的小说描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竞争主角在1855年至1880年俄国小说黄金时代有过的平行经历，来研究托尔斯泰对西方反响的实质是有指导意义的。托尔斯泰最发人深思的一幕，出现在他小说的第二部分，当年轻的吉蒂·舍尔巴斯基去德国疗养时；以及第五部分当主题人物安娜与情人渥伦斯基出游意大利时。【《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这些插曲都分别出现在1875年4月和1876年4月分期发表的系列中，1878年始见于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他振聋发聩的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说《赌徒》。其背景设为欧洲，可视为《罪与罚》的指南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孤注一掷毁灭性的两书齐出契约的产物。这部作品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它们描绘了俄国人直接应对西欧的进程，通常都是首次。确实，正因为青年时代游历西方，对托尔斯泰来说并非易事，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尤为困难，【1860年关键的十年前，托尔斯泰自1851年到1856年从军，1856年至1857年旅欧。1849年至1861年，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狱中，之后发配西伯利亚流放。】因而这种直接经验有着特殊重要的因素。缺乏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有了这么多笼统的跨文化交流后，俄国人对欧洲的正负形象能轻而易举、一无遮掩，变得抽象化或意识形态化。
还有一些有益的方法因素开了小说描绘俄国人游访西欧的先河。尽管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谁也没有对西方化或斯拉夫化观点充分认同，他们在这些文化定向上的讨论性陈述可能冒过于笼统之险，有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或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广受批评的“文明的冲突”理论。确实，甚至他们的小说在处理这些以国内为背景的问题时，也可能过于简单。例如《罪与罚》中的学生拉斯可尔尼科夫（Raskolnikov），甚至在他最终图谋斧劈当铺老主妇之前，其“历史伟大性”的理论就从牛顿的物理学跳到了拿破仑的军事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3章，5节，259—263页。】这一系列的智力短路惊人地显示了理论抽象的危险性，而这也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图。然而，文学陈述也同样鼓励读者的思维习惯与西方趋同——拉斯可尔尼科夫（Raskolnikov）住在彼得堡，住在由彼得大帝所创建的俄国首都，一个瞭望欧洲的窗口。而牛顿和拿破仑则是现代西欧科学及政治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的恰恰是他的小说力求鞭笞的那种人的巨大总括。而托尔斯泰，正如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难忘的论争中说的那样，以狐狸的手段，赋予雄辩的细节以纪念性的解说，削弱了刺猬般的性急大概括。【以塞亚·伯林，《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1—3页。】即使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此种先天对思想简化的抗拒至少与西方主义气息共存。因此俄国延迟的铁路，那女主角噩梦中，一个农民俯身其上、古怪地喃喃自语法语的“铁路”一词，在小说背景中的耸现是与一个国外的凶兆相连的（实例：《安娜·卡列尼娜》，361页、765页；4章，3节；7章，31节）。当安娜在返回彼得堡的车站月台上与她未来的情人渥伦斯基（Vronsky）邂逅时，他对她的吸引加深了（《安娜·卡列尼娜》，1章，30节，102—103页），之后她将纵身于另一辆火车下（《安娜·卡列尼娜》，7章，31节，768页）。在这些国内场景中，西方的影响在两位作家的想象中变得很邪恶，其景不由分说呈现为斧劈或火车碾轧时刻。
因而小说的出游可以成为作者对另一种文化真实情况的验证。然而乍一看，这些在《安娜·卡列尼娜》和《赌徒》中出现的“实地实事”的直接经历，似乎都产生了严重扭曲的西方画面。为比较起见，两者的旅游当然很方便地都始于德国浴池地。但是此地健康恢复的需要和严重疾病的阴郁景象，却与19世纪彬彬有礼社会的悠闲生活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赌博的机会相冲突，这可能被指责为缺少真正典型性的一块纯粹飞地。对当时的俄国旅游者来说，当然多少带些德国背景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他们常常得穿越邻国到达西方，即使是去别处。但是，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小说相隔的几十年间德国经历了巨变，历史却鲜有注意。【当吉蒂的父亲提及德国人为军事胜利而自豪时，他肯定是指俾斯麦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安娜·卡列尼娜》，2章，35节，233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者批评德国人中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思想，但仅限于家庭环境中（《赌徒》，4章，196—198页）。】这很可能由于两位作家的小说主要反映的是俾斯麦（Bismarck）对欧洲政治产生影响前19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的旅行，托尔斯泰在1860年7月至1861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1862年夏天，为期十周。【这些作品中显著的德国浴池地位于法兰克福附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威斯巴登（Wiesbaden）［讥讽的是，在《赌徒》中被再度命名为卢莱腾堡（Roulettenburg）］，托尔斯泰称索登（Soden）。托尔斯泰也提到巴登（Baden）和基辛根（Kissingen）以及卡尔斯巴德［Karlsbad，当时奥地利的波希米亚（Bohemia）］，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事者提到洪堡（Homburg）和巴登的旅行。】对俄国人来说，这一时期引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国内，这就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 II）在1861年颁布的大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农奴制，引进现代法治系统以及鼓励地方政府选举。由于这些变化力求将俄国带进欧洲规范，它们甚至为有关俄国和西方关系的争论和西方主义态度提供了更鲜明的轮廓。
但更广义来看，国际顾客成批飞往德国浴池胜地的确使它们变成了适宜的微观欧洲，正如六十年后托马斯·曼《魔山》（Der Zauberberg， The Magic Mountain）的瑞士浴场。【实际上，这两部作品能很好地预见曼。虽然他夫人的健康在肺病浴池地得到了治疗，这对《魔山》毫无疑问意义深远。曼写此书时，他已熟读《安娜·卡列尼娜》和《赌徒》，《魔山》也同样包含西方主义的主题，这种动机是建于一战期间和之后德国文化与法国和英国“西方力量”不同的认知之上的。曼的小说有如此的超国界范畴以至他塑造了几个重要的俄国或斯拉夫形象以及在浴池地餐厅的两个“俄国餐桌”（是否托尔斯泰坐一桌，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另一桌呢？）。】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相符，他的非俄国人物包括法、英、波兰和德国人。相同的世界混合也可能出现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但他的小说更侧重来浴池地的俄国旅行者和侨民，这一类人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起主要作用。总之，浴池地并不是这些作品中唯一的欧洲背景。《赌徒》以一个年轻俄国叙事者生动的讲述开头，他力图获取一份去罗马的签证，结果却是向巴黎半上流社会发起简短而匆忙的突袭。当安娜在托尔斯泰小说后期情节中旅行去意大利时，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不同的涉猎美术的俄国群组。倘若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欢的巴黎继续它始于浴池地的螺旋形下降，托尔斯泰的意大利就发展了一个俄国与西方文化关系的新见解。
除了与西方主义的直接联系，从存在的角度看，无论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未能以之后曼的力度表现出在浴池地的生/死紧迫感。作为两者之间的象征地带，当无思绪的干扰与不可避免的死亡景象冲突时，瑞士浴场因一个与小说主角相连的不断重复的词—人性是一个“Sorgenkind des Lebens”或“生活中有问题的孩子”【这一词组与《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普的形象相连，372页，然后便成了达到一战的主乐调，866、871页。】—而成了典范。两位俄国作家有的不是曼的理解力，他们聚焦于对立的景象之一：托尔斯泰的健康危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疯狂赌瘾。谁会忘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艺术家彼得罗夫？他患肺病，绝望得竟不能站立，然而面对年轻迷人的吉蒂，他急切地掩盖自己的虚弱，当与她交谈趔趄时，他便故意地晃动身体显出趔趄是特意做出的样子（《安娜·卡列尼娜》，2章，34节，230页）。他在《赌徒》中的对应人物是专横的俄国祖母，她困在轮椅中，人们都谣传她要死了，但是她却一定要赢轮盘赌，如果她不停地押在零上—而那也正是她最后所剩的。当然，这些生动形象的基础是托尔斯泰在一个德国浴池地看望他兄弟时对他健康衰竭的记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欧洲旅途中不停息的赌瘾。
但在潜意识水平上，浴场表现的鲜明对照似乎也已在作者的意识中有所准备。叙述者承认在轮盘赌刺激性的孤注一掷时惊愕无语，此时，赌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升格变成一种严重的疾病：“真的，感情中有一种古怪成分，当你独自在异乡？？不知那天要吃什么，你下了你的最后一个基尔德的注时，你的真正、真正最后一个！”（《赌徒》，17章，329页）托尔斯泰德国章节中的主角吉蒂发现即使她不适合做她旅居浴池地初始希望做的慈善姐妹，她照看比自己病重的需要帮助者的经历也造就了她与社会精英天真的认同：“她并不像从前那样乐天和开心，可是她心境平和。”（《安娜·卡列尼娜》，2章，35节，236页）。恢复健康后，她可以回到俄国，那时她将是一个更认真和成熟的少妇，之后在她丈夫濒死兄弟的病榻前时时准备支持他。尽管情节发展不及曼的充分和明确，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中，是有着生死交融的。在托尔斯泰那儿，有的是一种疯狂的、恰恰有损于生命的生存冲动；一种因痛苦而生就的智慧和一种确认生存的同情，甚至在生命终端的危机之时。不言而喻，当结局来临时为西方主义者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曼作品中浮现的问题：西方文化自身是否丧失了生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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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对西方的批评较之《安娜·卡列尼娜》的有关章节更为明显。势利，特别是腐朽，活跃于一组漫画人物之中：一个桀骜不羁的德国男爵，男爵夫人，一个法国投资者，骗子和跻身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双双顶着许是欺骗的高贵头衔，还有几个极端奸诈的波兰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热衷的斯拉夫救世文化）。最精彩的是一个半昏聩的俄国老将军竟然爱上了交际花，虽然他曾因挪用而偿付现金，出入却俨然一个了不起的大亨。赌博是以一种易钱迷寓意入书的，迷恋金钱带来的地位和权力感以及金钱对俄国造成的威胁，尤其是对那些有着与年轻叙事者相同的、不可遏制的激情及冲动性生活态度的人。与这些生活迷失方向的人形成鲜明戏剧独白对比的是小说中的那位英国人，一位背着腼腆重负的商人，狄更斯式的善意局外人。
小说最突出且具文化底蕴的章节却卷入了由年轻的陈述者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引发的两桩丑闻。他是那位不光彩将军家的家教。第一，他因要去仍在主教管辖中的罗马，签证迟迟未成而失去了耐心。据他所述（此事是否发生，不详），在他得知主持有效文件的职员在后间与人交谈而令他久等时，他扬言要冲入，吐进“牧师的咖啡”中。叙述者又对一位惊愕的助手用法语大声地解释自己的作为：“Je suis hérétique et barbare”［“我是一个邪徒，一个野人”（《赌徒》，1章，177页）］。之后，为与将军家一位少妇波琳娜打赌赢得其青睐，他向男爵和男爵夫人走去。尽管他是一个未经正式向这些贵族介绍过的家教，他却宣称“J’ai l’honneur d’être votre esclave”（“很荣幸成为你的奴仆”）。惊诧的男主人回答：“Sind Sie rasend”（“你疯了吗？”）陈述者冒犯地拖着长音模仿几周前赴欧路过该市时听到的一句柏林腔说：“Jawohl”（“是的”）（《赌徒》，6章，2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