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在这种错误判断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中央给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和打到广州去，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北上增援武汉。
6月16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发来一封指示信。指出：“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信中指出：“六次大会所指出的‘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区之内胜利’这一前途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在中国争取广东胜利的前途更加重了你们的任务。”“你们现在毫无疑义的要利用这一时机，根据中央的政略路线”，“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
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却有自己的看法。9月9日，红七军前委发出第六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指出：“中国革命高潮日益逼近”，“只要我们加紧的工作，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很远的前途”。但是，现在“决不是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还嫌薄弱。目前我们正要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很艰苦的来打破这些弱点，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
10天后，前委又发出第七号通告《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强调：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力量，巩固苏维埃，创造群众的基础，是右江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
这两个通告提出的思想和主张，同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指示信中提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符合当时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
中共中央对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是不满意的，但又苦于联络不畅。为此，中央专门派邓岗作为中央代表来右江，一方面是让他传达中央的精神和命令，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来指导、督促红七军前委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和命令。
9月30日邓岗到达右江的平马。
10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邓岗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命令。
对于中央的命令，会上的意见很不一致。
邓小平在会上听到《决议》中那些“革命高潮已经逼近”一类词句时，虽然还“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但向来尊重实际的他感到中央的命令脱离红七军的实际，难以执行。因此，他指出：“从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打到’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红七军“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
李明瑞、张云逸也认为，红七军成立不久，作战能力弱，不大赞成攻打大城市，主张巩固右江根据地，改造和发展红七军，壮大力量，逐步向外发展。
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等反应强烈，明确反对离开右江根据地，拒绝接受中央命令，主张固守右江。
邓岗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自居，以“谁不执行命令，谁就是反对中央”相要挟，会议未再经充分讨论，便否定了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人的正确意见。会议还决定撤销雷经天的职务，由陈洪涛接任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会上，邓岗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对红七军前委的批评，认为邓小平等在右江的土地政策执行的是右倾的“富农路线”。对此，邓小平也“感到不快”。
会议最后决定，红七军各部队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以鼓励士气，并在那里召开全军党的代表大会。
11月7日，红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召开。会上，邓岗作政治报告，主要还是传达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和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邓小平代表前委作过去策略及工作的报告。会议还就目前政治形势与七军党的任务展开了讨论。最后，在邓岗的主持下，以党代会决议的形式，通过了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决定：执行中央命令，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完成南方革命。
邓小平后来在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河池会议完全是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进攻，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
邓小平本来就对执行中央的命令有保留意见，现在他认为，以红七军这点兵力先去打力量数倍于己的柳州之敌，取胜的希望是很小的。为了减少红七军的损失，他同张云逸、李明瑞等交换意见后，在红七军前委会议上建议先不要打柳州。他说：“要先取得桂林，因为打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但是，他的这一建议遭到邓岗等人的反对，他们表示不能改变先攻打柳州的决定。
11月9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红七军7000人从河池出发，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开始了漫漫征程。
11月11日，红七军第十九师抵达庆远县（今宜州）怀远镇。红七军在这里与敌小有接触，仅一个小时，就占领了镇子。驻守怀远的数百敌军随即撤退到龙江对岸与红七军隔河对峙，挡住红七军东去庆远的道路。
按照原计划，红七军是要经庆远向柳州进发的。但是，邓小平、李明瑞等认为庆远是重镇，敌军必死力固守，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果攻不下来，回撤就很困难，因此不赞成攻打庆远，主张迅速渡过融江向桂林进发。于是，以后队第二十师为前队改道向天河前进。
红七军移师天河后，再次讨论了行军路线。邓小平等主张不打融县，绕道长安，过河（指融江）后再与敌作战。前委经过讨论，决定采纳邓小平等的意见，不打融县，经三防（今融水）转移敌人视线，再攻占长安（今融安）后渡河。第二天，他们得知融县有一条小河可徒涉到长安，于是临时决定到融县。刚走了四十里，即在天河县四把镇的佛子坳与前来拦截的桂军覃连芳师遭遇。
11月18日上午，红二十师与敌在这里交火，双方呈胶着状态。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权衡利弊，决定撤出战斗，率部队快速向天河方向突围。下午，红二十师冲散前堵之敌，撤到天河。桂军杨腾辉独立第三师也追到天河，并在河对岸布阵相峙。三天后，在桂军不断增兵的情况下，邓小平等果断地决定部队脱离敌人，向三防方向进发。桂军也未敢贸然穷追，退回长安。
红七军到达三防后，因天下雨，休整几天。前委在这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就要不要打长安进行讨论，争论非常激烈。邓小平主张不打长安，绕道福禄过融江。邓岗等认为部队普遍有“充分的进攻精神”，“都怪指挥官没有决心”，指责邓小平没有执行红七军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躲避敌人，缺乏进攻精神，放弃以庆远、融县为中心发动群众，有轻视群众工作的倾向。他们认为红七军力量比桂军大，应进攻长安，以解决部队给养补充问题，并扩大政治影响。最后，前委否定了邓小平的意见，决定进攻长安，再过融江攻打桂林。邓小平后来说：“我在会上很孤立，此时我提出辞去前委书记，由中央代表或别的同志担任前委书记的请求，邓、龚、陈等又不同意，结果我服从了大家的决定。”
12月5日，红七军进到长安镇外。战斗从5日下午打响。红七军强攻5天不下，而且敌援军还在不断增加。攻城未克，渡河攻打桂林无望，粮饷、冬装也不能解决，前委只好决定部队撤退。
红七军从长安撤退星夜向大苗山的江门转移，后经大田、大伞直插福禄镇（今三江县西），途中击退一些民团的堵截。12月12日，前委在福禄镇开会研究攻打桂林问题。邓小平根据新的情况，总结四把、长安两仗的得失，试图说服前委其他领导人放弃攻打桂林的计划，结果没有成功。但会议还是对计划作了部分调整，即决定派五十五团政委黄一平率少数骨干化装潜入桂林作内应，部队到古宜（今三江县城）后再视情况而定。
在往古宜行进的途中，邓小平等得知古宜已有桂军一个教导师驻守，又听说柳州、庆远的桂军也已移师桂林布防。于是，前委决定不走古宜，改走湘桂边，经湘西绥宁、武冈向桂林前进。
12月25日，红七军到达离武冈只有二十里的木瓜村。
原本没有准备攻打武冈，在得知武冈城内只有少数民团据守后，前委遂决定攻打武冈城。26日，红军开始抢渡资水，强攻县城，攻了四天四夜，都未能攻下。湖南军阀何健急调五个团驰援，红七军仓促撤退，遭敌追击。这一仗，部队伤亡很大，英勇善战的五十五团团长何莽牺牲，士气严重受挫。
武冈兵败后，攻打桂林已没有可能，部队迫切需要的是迅速找一个地方落脚休整、安置伤兵、补充兵力和给养。前委决定东去湘南找一个地方，而且估计湘南可能有中共党组织。部队向新宁方向走了三天，已经十分疲惫，途经新宁、全州交界的八十山时，又遭遇敌人追兵，只得边打边走。12月31日，部队从新宁进至广西资源县的梅溪后又与敌打了一小仗。
1931年1月1日，部队继续东进，顺湘桂边境复入湖南新宁，又在新宁与全州交界的界牌再度折回广西。1月2日晚，全军全速前进，突袭全州县城。由于全州城内的守敌不多且毫无防备，部队迅速占领全州城，得到休整的机会。
红七军北上的任务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柳州、桂林和夺取广州的命令。但在桂、黔、湘边近两个月的作战中，因敌强我弱，没能攻下一座大的城池。而且，由于连续行军和频繁战斗，部队减员在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占领全州后，官兵失败情绪较严重，逃兵日益多起来，有的以前很好的干部也当了逃兵。广大指战员们对中央的命令是否行得通纷纷提出怀疑，迫切要求前委解答部队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
从河池党代表大会开始，红七军前委实际上是在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的领导下工作，加上支持他的还有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参谋长龚鹤村，他们实际上成为红七军的领导者，部队的指挥权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在他们手中。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等为部队摆脱“左”倾冒险错误的危害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部队仍遭受到很大的损失。邓小平深感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前委会议讨论红七军当前面临的形势以及下一步行动方向时，邓小平提出：一、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二、改变硬打攻坚战略；三、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会上，虽然有的人仍主张继续执行中央的命令，按河池党代会的决定攻打桂林，但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前委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不打桂林了，同时也抛弃攻打大城市的想法”，并决定部队经湖南江华出连州、广东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朱、毛红军取得联系。
1月3日，邓岗、陈豪人通过全州中共党组织，找到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设法使他们秘密地通过白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邓岗、陈豪人的离去是红七军在组织上结束“左”倾冒险错误领导的转折点。红七军的指挥权重新回到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的手中。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检查部队自出发以来的工作，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红七军的损失是盲目执行中央命令的结果。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莫文骅后来回忆说：“领导上通过前一段时间用血换来的教训，认识到‘立三路线’是断丧红军、断丧革命的错误路线。”
全州前委会议后，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红七军将原来的四个团缩编为三个团，把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地安排到战斗单位变为战斗人员，对伤员也进行了安置。在全州还筹得了几万块钱。1月4日晚，探知桂军一个师从桂林向全州压来，已进至离全州约二十里的地方，前委当即决定部队于第二天拂晓撤出全州，向湖南道州进发。
1月5日，红七军离开全州，渡过湘江，进入灌阳县境。沿途遭遇不少民团的袭扰。第二天，攻克永安关，直扑道州，当晚在离道州十五里的地方宿营。7日拂晓进入道州城内时，道州已是一座空城，富商、豪绅大都跑了，豪绅武装盘距在离城几里之外的地方。在这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个有三四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讲话，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动员群众支援红军。有豪绅、富商暗中派人向湖南军阀报信，并请调派重兵来围堵红军。两天后，湘军从三个方向向道州扑来，邓小平感到部队此时绝不能再作战了，即决定提前出发，迅速脱离险境，向江华前进。
道州距江华有百里路程。当时正值寒潮南侵，这一带位于萌渚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是个风口。出发的那天半夜，北风呼啸，而且还下着雨，到天明时又是大雪纷飞，天气特别冷。战士们仍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还有的连草鞋都没有，冻得脸色发紫，浑身打战。山路被大雪覆盖，看不见哪是路哪是沟，一不小心就会跌进山沟里。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想坐到路边休息一下，一坐下就被冻僵，再也站不起来了。等到达江华县城时，仅作后卫的五十八团就有七八名红军战士被冻死了。
1月9日，部队全部到达江华县城。因为江华县城周围都是高地，无法据守，所以敌人没有设防。这时部队已经极其疲惫，前委决定休息两天。邓小平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讨论解决部队的御寒被服问题。会上，由补给问题谈到行动方向问题，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意见，公开表示对中央的指示和命令的不满，说离开右江以来盲目地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城市是行不通的，如果继续按照中央的指示做下去，部队会拖垮拼光。会议除提出解决部队被服问题的方案外，还决定部队下一步行动是退回广西贺县桂岭山区开展工作，再图发展。
1月11日，部队出发往广西。第二天，到达岭东，本来打算休整一段，但因这个地方反动势力强大、地形复杂、给养困难，只休息了一天。在这里，邓小平召集了一次干部会议。会上大家谈到，部队近来受到了几次较严重的打击，减员较多，情绪低落，运动十分困难，眼下需要充实力量，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会议讨论决定：将部队整缩为两个团，军主要干部兼任团长，师、团干部逐级下放，充实下级指挥系统，编余的军官一律编入军官训练所。整编方案等部队到达桂岭时实施。为了保证部队行军速度，会议还决定丢掉山炮等笨重武器。
1月14日，部队翻过湘粤桂边界的老苗山，于傍晚到达桂岭。这时全军仅剩3500多人。
1月17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部队再次离开广西境内，经湖南江华县大夕，过四塘坳进入广东连州清水镇。18日，先头部队消灭清水镇团防局。19日，当进至离连州六十里的东陂圩时，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连州的问题。21日，部队进抵连州城外，攻城不到五分钟即死伤20多人。邓小平、李明瑞决定吸取打武冈的教训，放弃攻城，于日暮时撤退。
部队离开连州后，经黄沙埠向北江前进。月底，进抵湘粤边境的宜章县迳口村。
2月1日，红七军到达广东乳源县梅花村。前委打算在这里补充红军，安置伤员，并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
邓小平在梅花村的棉花坛会见了中共乐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谷子元。从谷子元那里，邓小平才知道，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2月2日，有情报说粤军邓辉率一个团追来。前委分析后认为：部队的情绪和作战能力比前一段有很大的变化，又占着有利地形，吃掉敌人这个团没有问题，不能错失这个大好机会。这一仗打胜了，红七军的影响扩大了，在小北江立足就不成问题。前委随即做出部署，开展迎战动员，构筑阵地工事。2月3日，敌先头部队向红七军阵地发起攻击。红七军和敌军交手后才知是三个团，其中有两个团的战斗力很强，敌众我寡。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都亲临前线指挥。经过五个小时激战，红七军伤亡四五百人，干部损伤过半，五十八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李谦、五十五团一营营长章健在战斗中牺牲，龚鹤村、袁振武、李显等负伤，“真令人痛哭”。晚年的邓小平，有一次在广东视察工作时，还提到这次战斗，说在梅花一仗中，牺牲了许多重要的干部，比如李谦！
部队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士兵十分疲惫，失败情绪大增。看来在梅花一带无法立足了。前委临时召开会议，决定彻底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的计划，改为渡过乐昌河，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的休息”。
2月5日，红七军到达乐昌与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口，准备渡过乐昌河（即武水）东进。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商量决定，由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渡河，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及军直属队作掩护。原定在拂晓渡河，后因士兵疲惫未能实现，故拖至午后才开始渡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只有两只小船，一次最多只能渡过二十来人，渡河速度十分缓慢。下午3点多钟，邓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渡过河去，控制了滩头阵地。随后，五十八团的大部也渡过了河，只剩下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连约六百人未能渡河。这时，乐昌和韶关的粤军同时扑来，将红七军截为两段。已渡河的部队在邓小平、李明瑞的指挥下与敌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但因敌人不断增兵，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与未渡河部队失去联系。张云逸率部边打边撤至乳源县瑶族聚居的必背、半岗岭、埋坑山里。
邓小平、李明瑞率过河的五十五团及五十八团大部以急行军摆脱敌军追击，经仁化进入江西的大庾境内，随后又向崇义前进，寻找中央红军。
2月14日，红七军过河部队在崇义县的杰坝与当地上崇南游击大队会师，随即占领崇义县城。这时，邓小平等才知道离县城三十五里有红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并随即派人联络。三天后，邓小平与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后改称赣南特委）的负责人见了面，“得悉他们这里同上海党中央有交通线，并且得悉党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在没有确立新的目标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在崇义开展工作，以崇义为中心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加紧整顿、发展部队。同时，设法与张云逸所率部队联系。
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一部摆脱敌人后，在坪石渡过乐昌河经汝城、桂东，3月中旬在湖南酃县的十都圩附近与王震率领的湘赣独立第一师第三团汇合。两支部队一起南下到资兴、汝城寻找李明瑞所部。4月初，终于在永新与李明瑞部会合。不久，红七军两个团与红二十军、湘赣独立一师一起，参加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7月，红七军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红七军离开右江后，转战湘、粤、赣，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他们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屡战屡挫，屡挫屡起，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垮的英雄部队。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转战千里”几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