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智中
1983年夏天，我开始留心鲁迅的情感场域并动手搜集有关资料，开始是想写鲁迅与许广平，1985年时又关注起朱安来。1986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来蓉组稿，谈及这一写作计划，他们要我写一提纲，后提纲通过。1987年3月底，中青社为此邀我赴海南参加全国传记文学会议。会后的大半年遂专心从事此书的创作，年底脱稿，一次就通过了出版社的一、二、三审。以后出版陷入危机，但中青社的许多老师对此稿已很有感情，始终不愿放弃，几经曲折，终在1990年秋天出书。
这本书在当时产生过相当影响，时过境迁，此不必向今日读者絮叨。不过有一个“坎”是绕不过的，创作本书时，我曾多次考虑过是否要向鲁迅先生之子海婴老师请教。“一切由自己判断和负责！”这古怪执拗的念头使我终于没有这么做。后来又收到了精装本，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踌躇再三，我最终还是呈他一册。
大约半月后，收到回信，信末署“海婴 九二年四月一日”。他说——
昨日到单位取到你寄来邮包，内有你大作《三人行》精装一册。看到此书十分欣喜，因为数月前在杂志上看到介绍此书的广告，我托北京鲁迅博物馆购买。他们说买不到，因而感到十分遗憾。今天得书，稍稍一翻，就感到你花费许多心血，实在不易。近来开会，待有完整时间，当拜读一遍。
他的鼓励，使我的不安之心趋于平和。
这本书最后一页有一注释：“朱安居室，许多年中一直被用来存放书箱。近年此屋已恢复朱安居住时的原状，可惜无说明与介绍。”这是我前几年所看到的情况，现在，海婴老师告诉我——
从文后注释看到，北京故居朱安女士的居室，现已恢复原貌，她睡的床曾由×××家××拿去，故居以新床换回。特此奉告。
考虑到海婴老师是许广平先生所生，而朱安女士是鲁迅研究长期的一大禁区，不由人不肃然起敬，联想起其母之风仪。当年许寿裳为鲁迅做年谱，拟将朱安写入，征求许广平的意见，她回答：“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小气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
此为仁者之心，源于崇高心性，发乎深刻良知，超越宽广空间和辽远时间，历久而弥新。
又不禁想起1946年8月22日朱安写给海婴的信，她不识字，是请人代的笔——
你母亲七月廿日来信，我已收到了。谢谢他（原文如此。——笔者注）对我这样费心。钱汇来时，我也有信去过，想已收到了吧！北平物价曾一度低落，最近恐怕又要涨，大米，最次的一斤要七百多元，白面次的要六百元左右，小米三百多元，玉米面二百多元一斤，煤球一百斤两千六百元，劈柴一百多一斤。近来时局又不乐观，人听了总要难受的。事情我一个人又做不了，总要用个人，每天最少就要两斤多粮食，别的零用还不算，我前存的一点粮食也快完了。北平近来时时大雨，房子也要修理，昨天瓦匠来看过，最低要三万余元，每一个大工每日工资五千元，小工三千元之多。我的脚已好啦！不过多走了路还是要痛的。咳嗽、气喘不容易好的，三五天总是要犯的。我现在花点钱实在难受，总要你母亲这样费心，但是总实在不经花，又总是不够用。我记得李先生（指李霁野，鲁迅的学生、友人。——笔者注）每月送五十元，还可以够花，现在只买一个烧饼，真有点天渊之别。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
这是镌刻在历史阴面的铭文，沉郁暗哑，与前述文字同读，令人百感交集，又无从言说。
许广平先生、朱安女士、周海婴先生均已作古，抄录他们这些遗言，揣摩他们的心事，感同身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日暮散步，道旁有构树，6月初才见它挂果，6月底就见它落果，这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本书初版，笔者在作者小传里介绍自己：“业余研究鲁迅，深感此事的迷人与累人，故此书一出，或一发不可收，或洗手不再干，这里都难预料，所以只有请读者诸君——走着瞧了！”
石火电光，岁月流走，我果真再不言此事，金盆洗手了——无他，“迷人”隐，“累人”显而已。
使我重“累”的是已故的出版家吴鸿先生，他惦记着这本书——大约是前年秋天，在商业街口求知书店的店堂内，他对我和我妻子说，应该把《三人行》重新出，你们来找我。
见他太忙，不忍给他添事，就一直没有找他，一直拖到他在远天远地做了不归家的旅人。
偶然和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庆宁女士谈及，她以职业的敏锐立即判定了其中的价值，大力推动。
文艺社的诸位老师出力不少，特别是责任编辑余岚老师付出心血最多，在此谢过。
近年来，每周六下午，我和冯至诚、张义奇、谢天开、雷文景、董维微、彭雄、王跃诸文友在北书院街老街边茶馆茗谈雅集，他们对本书的修订也贡献良多，在此也一并谢过。
此次重新出版，听友人忠告，做了一些修订。主要的工作是依据新的研究成果订正了相关的史实：如许广平生子，她说鲁迅送了她一盆盆栽的小松，鲁迅日记中明确记为云竹，径改；鲁迅、周作人兄弟家庭冲突，川岛回忆是老二用铜香炉向老大抛来，许寿裳回忆是远远地用一本书掷来，显然许说更合情理；对杨荫榆女士，新增注释，试析其一生功过是非。等等。
改正了一些说得过头、过满的话头，特别是一些花哨之处。
相当于朱安的遗书的补入，也是初版所无——相信读者自会留意。
本书初版时，我的妻子非常振奋；此次重出，她平淡如水，很少言及——想想这也正常，太多的人关心有关鲁迅的枝枝叶叶、是是非非的时代已经翻篇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心事。
但我无法像她这么坦然，修订这部旧稿，当年心事历历在目，试抄两段当初在讨论这部作品的讨论会上自己的发言——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成之时，正是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之日，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散了鲁迅研究中种种“左”的迷雾，阳光灿烂，心灵之门洞开，精神之鸟自由飞翔！以后每当世事纷繁、心情忧郁、无所事事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写作此书的那些日子——那些个心智舒张、精神丰满、灵魂生气勃勃的日子！
我想谈谈传记文学的当代性问题。我们的许多传记文学，是“传记”而非“文学”，作者关注的是历史的风景线而非当代人的心灵风景线，失去了作品的当代品格，自然被当代读者弃于视野之外。
我写《三人行》，却渴望当代读者能接纳它。要做到这点，必须使历史的风景线与当代人的心灵风景线重合，使二者产生感应与交流。
但这种重合、感应与交流，又不应是肤浅的、简单的类比，而应具有一种本质性的生命的本体意义；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应该有传统的，也应该有当代的，甚至前卫的即称得上具有文体探险意义的种种文学试验，我们都没有理由拒绝。
这些言说，早已随风飘零。今日录之，如面陌生过客，鲁迅所言“广大的虚无”，莫非如是？
2018年夏草于锦城抚琴台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