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司马光诗歌的研究，像对司马光文学创作研究一样，成果甚少，且涉及的司马光诗歌的层面不广。
第一节 司马光诗歌概说
宋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时期，清人叶燮曾就古代诗歌发展的过程做过一个精美的譬喻：“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1]当代国学大师启功也说：“仆尝谓：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2]这些大学问家通过形象化的语言充分地肯定了宋代诗歌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认为宋诗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3]。因此，钱先生在选注方面独独选注了宋诗，可见其对宋诗的兴趣之深。但学界对于宋诗的研究和评价并非始终如一。对于大多数今人来说，在文学史上，宋诗远远不如唐诗宋词名气来得大，也并不清楚还有宋诗这一宝贵遗产。这可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其一，因王国维先生在1912年所写的《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一说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的重心所在，虽然这只是王国维自己的一种文学发展史观，但后来由于王国维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影响，“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观点深入人心，导致后学者误以为有宋一朝只有词，而没有诗。二是自宋人陈师道、严羽等人对宋诗提出批评以来，八百余年纷争，给宋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贬宋者以明人为最，前后七子则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连杜甫以后的诗都不看，在他们的眼里压根儿没有宋诗的地位。[4]杨慎说：“宋诗信不及唐”，“唐诗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诗人主理，去《三百篇》远”。[5]以屠隆批评最甚：“读宋而下诗闷矣，其调俗，其味短。”[6]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三是宋诗生在诗歌发展最为繁盛的唐朝之后，在唐诗耀眼光环的照射下，自然黯淡无光。正如清代蒋士铨所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7]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观的进步，目前有关宋诗、宋代诗人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如胡云翼的《宋诗研究》、赵仁珪的《宋诗纵横》、许总的《宋诗史》、周裕锴的《宋代诗学通论》、王水照的《宋代文学通论》、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房开江的《宋诗》、木斋的《宋诗流变》等文学专著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读者面前。一些诗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个案研究也纷纷涌现。但在这种宋诗研究繁华的背后也存在不平衡现象。比如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北宋中期诗人，当时影响也不分上下，但当前对他们诗歌的研究对比落差非常大。如分别以“司马光”与“诗歌”、“王安石”与“诗歌”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做精确查找，关于司马光诗歌研究的仅有24条，而王安石诗歌研究有217条，其中探究王安石《明妃曲》一诗的文章竟有26篇之多。即便二人诗歌有一定差距，但研究比例相差之大，不能不令人诧异。
如果仔细甄别研究司马光诗歌的这些论著，虽然数量少、篇幅短，有的研究成果也仅针对其中某一方面，或对个别诗作进行分析，但我们见到了研究的发端，看到了对司马光诗歌研究的曙光，这应该让我们欣喜。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会对司马光的诗歌感兴趣，从而全面去研究、去认可。
第二节 司马光诗歌的研究现状
为了更好地了解今人对司马光诗歌研究的现状，特以“司马光”与“诗歌”为主题词分别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常用的资源库上的期刊网和博硕论文网进行查询，研究司马光诗歌或相关的文献资料列表如下。
（一）期刊网上查询的论文统计表（时间截至2017年5月）
（二）博硕论文网查询的论文统计表（时间截至2017年5月）
通过对这些文本认真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目前研究司马光诗歌有几个特点。
一、研究时间上，有两个高峰期
从研究论文出现的时间上看，司马光诗歌研究集中在两个非常明显的时间段，一是在80年代中后期，即1986—1991年，这一时段研究者多以学者为主要代表，如山西大学罗元贞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颜中其、宋衍申教授，安徽大学吕美生教授，云南大学余嘉华教授，他们均是当代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尤其第一篇以《司马光的诗》为题目的研究者罗元贞，他有毛泽东主席“一字师”美誉，对古典诗词研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其能成为研究司马光诗歌的第一人，可谓对司马光诗歌的认可度之高。当然，司马光的诗歌能在80年代中期开始被研究者重视，这和两个重大活动分不开。第一个是1984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资治通鉴》学术讨论会，会上陈光崇等大多数同志认为，《资治通鉴》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方面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既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巨著，也是世界罕见的史学名著。大家认为，从司马光的一生来看，他主要是一个大史学家，对他的史学成就及其重要地位应该予以充分肯定。[8]第二个活动是在1986年，这是司马光逝世900周年的纪念年，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进行了一次回顾和总结。特别是在司马光的故里山西高校，发起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司马光研究会议，创办了论文集刊，并在高校学报上专门增设了司马光研究专刊或专栏。如刘旭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司马光民本思想浅探——纪念司马光逝世900周年》，叶坦在《晋阳学刊》发表《司马光的财政管理思想》，周征松在《山西师大学报》发表《论司马光——纪念司马光逝世九百周年》。同时，一些研究专著在此时也开始增多，如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司马光奏议》；1986年刘乃和、宋衍申主编的《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等。在这样学术大讨论、大研究的背景下，史学专家罗元贞撰写了《司马光的诗》在当年的《运城师专学报》上发表，从此开始了对司马光诗歌的研究。从这些研究者的身份来看，可以说，司马光诗歌研究的起点是非常高的。
司马光诗歌研究第二个高峰期应该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即2004—2013年。这十年间对司马光诗歌的研究论文相对集中，尤其以硕士论文居多，这可能在宋诗研究进入高潮阶段后，一些研究生为了寻找新的研究点，选择了在宋诗发展最成熟的阶段——北宋中期，还没有被研究者注意的诗人身上，包括司马光、韩琦、富弼、陈师道、毛滂等，由于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歌的研究者众多，硕果已丰，反而司马光等人却成了热门选题。这一时段，对司马光诗歌研究以一些年轻的研究生为主要代表，如华东师范大学余飞的硕士论文《司马光诗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王守芝的硕士论文《司马光的诗歌与其思想之关系》、郑州大学刘丽丽的硕士论文《司马光交游考述》、湖南师范大学李双霜的硕士论文《司马光酬唱诗研究》等。这些研究者从司马光的诗歌思想内容、诗学思想、诗歌艺术特色、交游等方面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在研究的高度和宽度上都比第一高峰期有较大提升，司马光诗歌研究成果也随之丰富起来。
二、研究内容上，有几个热点方向
1.司马光诗歌艺术特色研究
司马光自谓“光素无文，于诗尤拙”，但其诗歌数量却颇丰，同时自成一家。对于其艺术特色的阐发，各家观点基本相似，都认为司马光诗歌比较朴拙。
王守芝《简论司马光诗歌的艺术特色》主要是通过对具体诗歌作品进行分析，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对司马光诗歌创作的特色加以归纳，得出“司马光诗歌的总体特色是平易质朴”的结论。作者认为，这种诗歌特色和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为人处世是相一致的。司马光平生以“不妄语”自律，以稳重踏实为行为准则，“视地然后行，顿足然后立”这种风格用在为人处世上是很难能可贵的；用在作诗上，固然也使得诗风平朴沉稳，但也有明显不足，如过于谨慎、不够灵动等。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以“朴拙”评价司马光的诗。如余飞在《试论司马光诗歌的艺术风格》中就评价司马光的诗歌“质朴自然”。
2.司马光诗歌思想研究
“诗以言志”，作为宋代的大儒名臣，司马光诗歌中隐藏的思想火花往往为学者们所关注，研究司马光诗歌的学术论述也多以此为着眼点展开。
颜其中《司马光诗歌剖视》从“诗言志”的角度，总结了司马光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从社会观、宇宙观和自我认识三个方面分析了诗歌中所表达的丰富情感。
而王守芝《司马光的诗歌与其思想之关系》则比较全面地阐明了司马光的治国、哲学、诗学、史学等多个方面的思想，堪为完整而系统的研究范本。由于司马光的诗受到时代的影响，其诗歌中还包含大量的佛老思想、人生态度、仕宦退隐等多个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去深入研究。
3.司马光诗学思想研究
余飞《试论司马光的诗学思想》通过分析司马光诗歌的理论渊源，认为司马光受到梅尧臣、欧阳修的影响，因而形成了诗贵意在言外、诗贵有内容、诗贵平淡有意境的审美思想和创作思想。宁群娣《司马光〈续诗话〉及其诗歌理论》认为司马光诗歌理论形成了“据于德”、“尚于用”、“尚自然”、“诗言志”四个方面。哑父《诗话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诗话纵横谈之二》，马东瑶、马学林《论北宋熙丰时期洛阳诗人的诗学观念》，王子墨《论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司马光的诗歌理论或诗学思想。这些为更好地研究司马光诗歌奠定了基础。
4.司马光的咏史诗与历史观研究
司马光以一部《资治通鉴》名垂千古，作为史学家，他写下大约四十首咏史诗，在这些诗歌中同样蕴含着司马光的史学观点。这也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1975年，闻众的《“杖策窥园曰数巡”——谈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两首诗》是目前可以查询到的关于司马光诗歌研究的最早的一篇论文，也是关于咏史诗方面的研究。其中谈论的咏史诗是《读书堂》：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作者认为这是司马光对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追捧，判定司马光是“北宋的大官僚地主顽固派头子”，恪守儒家教条。这篇论文虽然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烙印，但其观点也有一定可取之处，与下面一篇论文彼此暗合。
王守芝《论司马光诗歌中的民族观》通过对其诗歌中涉及外族思想的追问，认为司马光奉行儒家哲学，即追求整体和谐，体现在民族思想中就是反对武力，崇尚和平。围绕这个主题，作者就“睦邻友好，反对战争的民族观”和“震军经武，德威并行的民族原则”这两个史观逐一展开论述。
与前两篇相同，王德保、杨晓斌《以史为鉴与道德评判——论司马光的咏史诗》同样认为司马光在诗歌中表达的史观就是儒家正统的史观。作者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认为司马光的咏史之作与那些以文学才能著称的诗人所作的咏史诗判然有别，不以寄托见长，而主要蕴含了作者的历史意识和道德评判。
对于司马光咏史诗研究较为透彻的是王守芝的《论司马光的咏史诗》，通过对司马光咏史诗内容的逐一分析，认为司马光的咏史诗具有“歌咏对象具有明显的一致性，都是仁德的明君，或是才高德洁的忠臣良士”、“司马光咏史诗多客观史实的叙述，理性的评价或就事论事的议论，少其个人情感的介入”等特点，这“可看作是司马光史学意识的有机补充”。[9]
5.司马光诗歌与交游研究
在司马光一千二百多首诗里，有近四分之一的酬唱诗。酬唱，亦作“唱酬”、“唱和”，酬唱诗即为应答酬唱、题赠属和之作，是文人诗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文人之间可以通过诗歌酬和来交流思想、增进情感，进而提高诗艺，涵养性情。这种文化现象在北宋时期非常普遍。也正因如此，有许多研究者以“酬唱诗”或“交游”为题，开展对司马光的诗歌研究。此方面研究以两篇硕士论文为代表：湖南师范大学李双霜的《司马光酬唱诗研究》，“以酬唱诗为切入点，对司马光的生活、为官情况以及与友人的交往情况进行基础性研究，以期从多方面展现出司马光的政治凝聚力、价值观念、性格特征、处世哲学以及诗学观念”；郑州大学刘丽丽的《司马光交游考述》，“以司马光的交游为切入点，把司马光的研究置于他与时人的交游中进行专题性的、基础性的研究，从人生的各个方面展现司马光的阅历风范、思想体系、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展现其性情、好恶、胸襟等心灵世界，表现司马光在当朝政治、历史、经济、文学等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另外，像马东瑶的《司马光与熙丰时期的洛阳诗坛》，侯小宝、李寅生的《文彦博与洛阳耆宿诗会论略》等文章，也属于交游研究。
6.司马光诗歌与编年考研究
由于司马光文集版本较多，时间久远，再加上其中诗歌编排顺序不一，诗歌所作具体时间很难考证。近年来对于司马光诗歌编年考研究也逐渐引起学者注意。高燕《司马光诗歌编年考五则》则是从考据学入手，为具体作品系年，足见作者功力。文章利用司马光交游诗中出现的官位升迁变化，及其他相关信息为五首诗系年。文章虽短，但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司马光佚诗七首札记》中，作者范莹对新近在日本发现的司马光佚诗七首进行了分析，对研究司马光的生平、思想及北宋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七首诗都是交游诗，作者通过考察，将诗中隐藏的政治争端与风波揭示出来。运用新材料，以诗证史，为研究司马光生平、思想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关于诗歌编年考最有代表性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向有强于2010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司马光事迹诗文系年》。该论文针对目前司马光年谱中“多有缺漏舛误”，运用“据事定点”、“据唱和定点”等具体操作方法，结合司马光的生平事迹，查检相关的文史文献，考证诗之本事；又参据他人文集中的唱和之作，为司马光诗歌系年寻找依据。该论文共系年诗歌448题662首，其中谱录在前谱中仅有15题（首）。
这些研究成果，必将为司马光的交游活动、诗文创作理论渊源、创作实践，以及诗文成就、影响与地位的评价，提供比较充分的依据，推动文史学界关于司马光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第三节 司马光诗歌历代接受述论
雷·韦勒克和奥·沃伦说：“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品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10]
司马光诗歌研究是在当代，而如果从接受美学角度分析，司马光诗歌从北宋当朝始就开始引起注意。“接受美学”（Receptional Aesthetic）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1967年提出的。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这里，我们本着充分开掘文献资源的目的，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适当吸收西方接受美学的理念，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考察司马光诗歌在历史上的实存状态以及司马光诗歌的文学贡献。
一、宋朝司马光诗歌接受情况分析
先来看司马光诗歌在宋代的接受盛况。司马光在青年时期文章就很有名气。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一首》中说：“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词醇厚，有西汉风。”[11]在司马光生活的时代，其诗歌接受主要表现在他和其他诗人的赠和诗中。庆历五年（1045年）冬，司马光调到京师任大理评事，只是阶官，无实职，于是四处寻师访友。当时论事“所饥切皆当世之病，所区画皆应事之宜”的吴育，是司马光“自幼及长”就仰慕的前辈。当司马光拜见吴育时，吴育对他很赏识，以“道为根抵言为华，由来表里相经纬”[12]相赠，以资对司马光文学的评价与期待。庆历七年春，司马光献上近作五卷请吴育指正。后又拜见当时的文豪宋祁，宋祁称之为“后进之衡鉴”。
真正从正面评价司马光诗歌的当属他的好友邵雍。邵雍一生不仕，以著述为业，首创先天象数学，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著述传世，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与邵雍交往多年，虽志向不同，但友谊深厚，成为世交。《宋史·邵雍传》载：“司马光兄事雍，而二人纯德尤乡里所慕向，父子昆弟每相饬曰：‘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司马光《传家集》和邵雍《伊川击壤集》都留下了不少二人来往惠赠的诗文。当然也有对司马光诗歌进行评价的，如：
曹王八斗才，今日为余催。锦绣佳章里，芝兰秀句开。烦痾熸躯体，溽暑烁楼台。宜把君诗讽，清风当自来。[13]
人说昆仑多美玉，世传沧海有明珠。世传人说恐无据，今我家藏乃不虚。[14]
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单，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调畅，四贤洛阳之名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15]
这里邵雍把司马光与曹植、王粲作比，从诗的风格、语言、文气等方面做介绍，“锦绣佳章”说诗歌语言优美，才气足；“君实之言优游”说明司马光的诗歌表现出一种优游自得、乐天安命的韵致。“世传人说恐无据，今我家藏乃不虚”告诉世人自己的评价不是胡言乱语，而是有真凭实据的。鉴于二人关系，这可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不能不说明司马光的诗歌在当时的影响。
熙宁八年（1075年），司马光哥哥司马旦之子司马宏曾编《司马光诗集》刊行，范纯仁为其作序曰：“……端明殿学士司马公以清德直道名天下，其修身治家，动有法度，子弟习而化之，盖亦不言之教矣。又申之以诗章，俾其讽诵警策，则宜其子孙世有令闻。苟尚不能自修而入于君子之途者，则其人可知矣。”[16]可见司马光作诗，并非发发牢骚或抒写闲情，而是抱着君子的“立言”和“自修”态度，表明重“德”之意。
在钱锺书著《宋诗纪事补正》里记有《道山清话》：神宗一日在讲筵，既讲罢，赐茶，甚从容。因谓讲筵官：“数日前因见司马光《王昭君》古讽诗甚佳，如‘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读之使人怆然。”吕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从而得此诗？”上曰：“亦偶然见之。”惠卿曰：“此诗不无深意。”上曰：“卿以尝见此诗耶？”惠卿曰：“未尝见此诗。适但闻陛下举此四句尔。”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17]
这段记载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司马光的诗歌广为人传诵，因为司马光这首《和王介甫明妃曲》是当时众多和王安石《明妃曲》中的一首，而神宗见到的只是司马光的这一首，说明是有人传到宫中而被神宗见到的，显然这人不是司马光自己。另外，从神宗“甚佳”、“使人怆然”、“有甚深意”的评价，可以说明神宗是高度赞赏司马光诗歌的，从而也能看出司马光咏史诗具有政治性的特点。至于吕惠卿的说法不足为据，因为此时他与司马光是“政敌”，可能有个人爱憎因素。
司马光去世后，作为后学的陈师道写了三首挽诗，以纪念司马光，也高度评价了司马光的诗歌。其诗如下：
一
恭默思良弼，诗书正百工。事多违谢傅，天遽夺杨公。
一代风流尽，三师礼数崇。若无天下议，美恶併成空。
二
百姓归周老，三年待鲁儒。世方随日化，身已要人扶。
玉几虽来晚，明堂讫授图。心知死诸葛，终不羡曹蜍。
三
少学真成己，中年托著书。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
得志宁论晚，成功不愿余。一为天下恸，不敢爱吾庐。
方回在《瀛奎律髓》卷四十九说：“《挽温公诗三首》他人诗皆可废矣”，“三诗关宋治乱，非后山之私言也”。也就是说，陈师道在这里评价司马光的丰功伟绩当然也包括诗歌，是全面和客观的。
司马光是北宋“大儒名臣”[18]，和当时友人、同僚、亲朋多有赠和诗，这里有当时诗坛领军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也有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以及同僚好友等。其实这种赠和应答之作也可认为是时人对司马光诗歌的接受，正如欧阳修《荐司马光劄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王安石亦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南宋对司马光诗歌的接受主要表现在文人的诗话、笔记及诗歌的选本里。
杨万里《诚斋集·庸言十·杨子》曰：“司马君实之文准荀也，临川王子之文准扬也。”道出司马光的文是宗荀子的。
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温公熙宁间，自长安得请留台而归，始至洛中，尝有诗言怀云：‘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出处大节，世固不容复议。是时虽论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礼之愈厚，然犹以‘避烦畏辱’为言。况其下者乎？”
《东皋杂记》云：“温公居洛阳有诗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此。”
阮阅《诗话总龟》：“司马温公云：‘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虽造次间语，亦在进直谅之益而退便僻之损也。”“司马温公亦有《五哀诗》谓楚屈原，赵李牧，汉晁错、马援，齐斛律光，皆负才竭忠，卒困于谗而不能自脱。盖有激而云尔。”
蔡正孙在《诗林广记》中附了司马光《春帖子》三首，其中《太后阁春帖子》：
庆寿风烟接未央，飞楼复道郁相望。春来无以消长日，闲取经书教小王。
评价说：“愚谓司马公此帖亦皆寓讽劝之意。西山真先生亦有宫帖与此意同：‘午漏迟迟滴玉壶，清阴幕幕布庭除。直将底事消长日，大学中庸两卷书。’愚谓西山此帖正是用司马公《太皇太后阁春帖》中语意也。”可见，司马光的这些祝颂诗已被后人所接受。
刘克庄等编选《千家诗》入选司马光《客中初夏》、《有约》二首[19]，《千家诗》共选唐宋诗220余首，作者125人，风格多样。在诗人如林、诗作似海的唐宋时代，能被选入，也可见司马光诗歌的质量和接受程度。
吕祖谦选编的《宋文鉴》入选了司马光各类文体，有赋《交趾献奇兽赋》，五言古诗《哀张子厚先生》、《道旁田家》、《五哀诗》、《马伏波》四首，其他制、奏疏、表、铭、赞、碑、记、议、书等也各选了几篇[20]。
在其他的宋人笔记、诗话等著作中，还散见不少司马光的诗歌或与诗歌创作有关的文字，可以清晰地说明在宋代诗人辈出的时代，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司马光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其诗歌也在被后人所传诵。
二、明清两朝接受情况分析
自南宋张戒、刘克庄、严羽、王若虚等人对“今人”“近代诸公”之诗提出批评以来，“尊唐卑宋”之诗评风尚，至明代前后七子推波助澜，贬宋达到高潮，如屠隆认为：“读宋而下诗闷矣，其调俗，其味短。”七子主张“诗必盛唐”，以至出现清人叶燮所引以为怪的现象：“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唾骂。噫，可怪矣。”[21]司马光的诗歌接受情况正如整个宋诗受时人接受一样，在元、明、清初这一阶段不被人们看好。但在文人著述和笔记中大多记载了司马光的人品及对其仰慕之情。如明初方孝孺评价司马光是“伊、周以来，唯公一人”。明代叶盛笔记《水东日记》之《司马欧阳两公荐士》记载：“司马温公尝手书其所荐朝士为一册，隶其卷端曰：‘举贤才，此纸百年尚在人间，夷考其人，失之者不一二。’……每以温公事自愧，亦未尝不以欧公事自宽。而今而后，要必以温公之鉴诚自勉，庶几可无愧耳。”有个处士归旸仰慕司马光人品学问，竟不远千里来到司马光墓旁居住，死后则葬身墓侧。这些记载虽过多关注司马光的人品，但其诗歌也时有被人关注的。如明代曹学佺选编的《石仓历代诗选》卷一三二中选入了司马光诗117首，数量上还是比较可观的。
清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总结和转型期。到了清朝，宋诗逐渐复兴，尤其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同光体”的代表陈衍认为宋诗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因此，在清代诗歌选本中司马光的诗也多了起来，对其评价也高起来了。在《四库全书总目·传家集》提要中，四库馆臣这样说：“宋司马光撰。光有《温公易说》，已著录。是集凡赋一卷，诗十四卷，杂文五十六卷，题跋、《疑孟》、《史剡》共一卷，《迂书》一卷，壶格策问乐词共一卷，志三卷，碑、行状、墓表、哀辞共一卷，祭文一卷。光大儒名臣，固不以词章重，然即以文论，其气象亦包括诸家，凌跨一代。邵伯温《闻见录》记王安石推其文类西汉，语殆不诬。伯温又称光除知制诰，自云不善为四六，神宗许其用古文体。今按集中诸诏，亦有用俪体者，但语自质实，不以骈俪为工耳。”[22]可见对司马光的文学贡献评价甚高。
厉鹗辑撰《宋诗纪事》选司马光诗十二首，一句。[23]即《谢孙兴宗惠草虫扇》、《送张兵部中庸知遂州》、《众乐亭》、《送章伯镇知湖州》、《皇后阁春帖子》、《夫人阁春帖子》、《始至洛中言怀》、《过尧夫天津居》、《耆英会》、《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口号成诗用安之前韵》、《和景仁卜居许下》、《次韵谢杜祁公借观五老图》。
曹庭栋编的《宋百家诗存》卷五收了司马光的《传家集》。
严长明编的《千首宋人绝句》选了司马光绝句三首，即《静夜》、《独步至洛滨》、《闲居》。[24]
张景星等编选的《宋诗别裁集》选入了司马光七言古诗一首《时视役河上寄郡中诸同舍》，五言律诗四首《送陕州陈廉秘丞》、《送郑推官戡赴邠州》（二首）、《郭氏园送张仲通出刺棣州》，七言律诗二首《寒食许昌道中寄幕府诸君》、《伏蒙留守相公赐示陪太师潞公东田集诗辄敢属和》，五言绝句一首《晓霁》，七言绝句一首《闲居》。[25]
在陈衍编选的《宋诗精华录》中选入了司马光诗歌十三首和三句[26]。即《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和君贶题潞公东庄》、七绝《闲居》、《野轩》、五律《闲居》、《别长安》、《暮春同刘伯寿史诚之饮宋叔达园》、《久雨效乐天体》、《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范尧夫彝叟兄弟》、《和邵尧夫年老逢春》、《华严真师以诗见贶聊成二章纪其趣尚》、《客中初夏》。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序中说：“宋诗精华，乃在此而不在彼也。”他认为宋诗应当以兴味高妙为主。从选诗数量上看，除苏轼、王安石、陆游等比司马光入选的诗歌多，其他都在司马光之下，可见陈衍对司马光诗歌认可度之高。
三、现当代接受情况
前文已介绍当代研究论文，这里从选本的角度来看看现当代人对司马光诗歌的接受情况。
历来的宋诗选本中，金性尧《宋诗三百首》是颇受研究者好评和影响较远的选本[27]。在这里选入了司马光《道旁田家》、《居洛初夏作》、《鸡》三首。并且金先生有这样的评价：“司马光的诗，于质朴中见才情，七绝常有佳句，如《醉》之‘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归雁》‘闻道楚人缯缴细，平沙短草太藏机’；《梦稚子》‘昔日相逢犹是梦，今宵梦里更非真’；《独步至洛滨》之‘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皆有深一层的寓意。”《宋诗三百首》共选宋诗337首，在《全宋诗》中，面对诗人九千余家，多达三千七百余万字的诗歌，能在337首诗歌中占三席，也足见司马光诗歌的特色和艺术价值。
傅璇琮等注的《宋人绝句选》选入了司马光的《晓霁》[28]。绝句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曾被人誉为“百代不易之体”（明胡应麟《诗薮》），绝句“尺幅小景而有千里之势”。每一个时代的文字都有自己的价值，正如在大自然中，既有浩瀚奔腾的长江大河，也有清雅秀洁的细流曲涧；既有挺拔的高峰，也有深邃的幽谷，都各有自己的美丽不相掩。这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规律。傅先生还这样评价司马光：“文学以散文成就较高，其诗平实，有寄兴。他曾说：‘我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不可对人言者耳！’诗风亦然。”
目前，较流行的宋诗选本中，基本上都有司马光诗歌入选，下面列举常见的几个版本。
李梦生选编的《宋诗三百首》选了司马光三首诗，分别是《别长安》、《晓霁》、《闲居》。[29]
《中华古诗观止》选入司马光诗一首《和邵尧夫年老逢春》[30]，并评价：“司马光为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此诗亦仿佛击壤体意味，‘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但能以诗陶冶自己的性情，还能写出自己与天地自然的融洽以及万物的欣欣生意。”
潘中心、房开江选编的《宋人绝句三百首》，收入司马光《晓霁》一首。[31]
范宁、华岩的《宋辽全诗选注》，选入了司马光《夏日西斋书事》一首。[32]
陈增生选的《宋代绝句六百首》，选了司马光三首[33]，《别长安》、《过故洛阳城》（二首录一首）、《夏日西斋书事》。
吴战垒校注《千首宋人绝句校注》，选了司马光七言三首诗[34]，《静夜》、《独步至洛滨》、《闲居》；五言三首，《野花》、《观江上人壁许道宁画寒林》、《瞑目》；六言两首，《陪张龙图南湖暑饮》（两首）。
可见，当代诗评家对司马光诗歌也表现出很高的接受热情，并在自己的选本里选入各自认可的诗作。
总之，无论司马光与他人的赠和诗，还是后来诗人的评论或笔记记载有关司马光诗歌创作情况，或者是后人选注的诗选，我们能看出司马光的诗歌和宋诗尤其是盛宋诗歌创作分不开，人们评价他诗歌的质朴自然和有“议论”倾向，这正是当时诗歌的主要特点。另外，从后人的评价和赏析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最擅长七言绝句。宋人绝句自有其新意，这种新意不妨概括为两点：一是诗的日常化，二是诗的哲理化。正如木斋先生在《宋诗流派》中的评价：“（司马光）于小诗中见到细微，于细微处见到理趣，颇有一些杨万里的意思。”无论是“因诗存人”还是“因人存诗”，诗歌是历史的见证，我们应在前人接受司马光诗歌的基础上，继续去学习和研究司马光诗歌，并通过其诗歌去探究他的思想、哲学等领域。
注释
[1]叶燮：《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2]启功：《启功讲唐代诗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2页。
[3]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4]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十二，台湾伟文图书有限公司1973年版。
[5]王文才：《杨升庵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屠隆：《屠隆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7]蒋士铨著，邵海清、李梦生注：《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8]霍春英：《近年来司马光研究简述》，《晋阳学刊》1988年第3期。
[9]王守芝：《论司马光的咏史诗》，《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0][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5页。
[11]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六，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420页。
[12]司马光：《上许州吴给事书》，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二〇九，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37页。
[13]邵雍：《别谢君实端明》，见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三七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3页。
[14]邵雍：《谢君实端明诗》，见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三七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75页。
[15]邵雍：《四贤吟》，见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三七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8页。
[16]范纯仁：《范忠宣公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本1104册，第10卷，第6页。
[17]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990页。
[18]脱脱：《宋史》，卷三六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57页。
[19]刘克庄、谢枋得编选：《千家诗》，杨万里等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0]吕祖谦选编：《宋文鉴》，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1]叶燮：《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2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15页。
[23]厉鹗辑撰：《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4]严长明编：《千首宋人绝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
[25]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编选：《宋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6]蔡义江、李梦生：《宋诗精华录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7]金性尧选注：《宋诗三百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傅璇琮等注：《宋人绝句选》，齐鲁书社1987年版。
[29]李梦生选编：《宋诗三百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
[30]《中华古诗观止》，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31]潘中心、房开江选编：《宋人绝句三百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范宁、华岩注：《宋辽全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
[33]陈增生选：《宋代绝句六百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4]吴战垒校注：《千首宋人绝句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