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所有的道路，都是通向这些宫殿的，
那些道路的价值，是由这些宫殿确认的，
道路是过程，宫殿是结果，
没有宫殿，所有的道路，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祝勇
一
从青山路开车往南昌市中心广场而去，几乎是一条直线，到百货大楼左转九十度直角，便进入了中古时期南唐皇都的鸣鸾路——现中山路。当年皇宫的长春殿就在东湖边上——南唐中主李璟：从金陵移都南昌的首倡与实施者——南唐后主李煜：南昌短暂国都的终结者。不期然会撞入我们眼帘，当然，过去的历史在现代密集的钢筋水泥浇铸的世界里是看不见的。现在南昌城里所剩唯一能与长春殿沾边的，是一个叫“皇殿侧”的地名。从皇殿侧去青云谱，沿鸣鸾路上走，出今中山路右拐一直走，可通向那边立着的一个人：朱耷（八大山人）——而这头是李煜。李煜可能没来过南昌，他也是极力反对移都南昌的，依他奢华的胃口，绝对是瞧不上在当时远不能与金陵相比的局促而偏僻的南昌城（洪州府）。但出于偏安计，他老爹李璟硬是把南唐那套首脑机构搬过来，提前差人在南昌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他一路龙辇乘舟而来花了一个月时间，而李煜则受命留守金陵——李煜是大才子，内心只有艺术和美人，帝王和隐士两种身份，他个人更愿意选择后者，但是历史却没有放他一马，还是要他来接受自己的宿命。他迫不得已接了李璟的班，做了南唐后主，仿佛是历史选择他担当了一个亡国之君的角色——从一个纵情歌赋声色的宫廷王者，沦为北宋的阶下之囚，其身份的骤换、生存境遇的逆转、内心的落差，把他推到了一个书写哀音的舞台，在这里，他与多年后的朱耷应有相同的伤痛。那些感时伤怀哀国的词，和朱耷饱蘸亡国之泪画出的一纸纸山河破碎的图画，是“同曲异工”的。南唐之所以让人从文化角度上一再提起，就是因为李煜。而从千年南昌提炼出来的代表符号就是朱耷。
如果这头有李煜，那边有朱耷，另一头有王勃戳着，外地人来南昌一看，哎哟，哪还敢造次，谁好意思在这儿卖弄文化，不是太无知吗？！
南昌这地方，两千两百年的历史积淀着，没别的，文气厚！余光中从台湾来，我陪老人家冒九月酷热登滕王阁，上去往赣江一瞧，千古悠悠，流淌的都是历史，都是诗文。他就说：南昌是中国文化的故乡。
这帽子大，余光中说得却真诚自然，说得情不自禁。我一时却不好接话，心想，“小老头”是识货的，人越有智慧就越是怀有大敬畏，反赢得我对他无比的尊重。
从青云谱到长春殿的距离不好说孰远孰近，在地理或空间范围上乘车仅二十分钟，如果堵车，时间会加倍。但从历史时间或朝代的截点来说，我给它们截定的历史时间分别是清初至南唐北宋初年。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认定朱耷是南昌的文化符号的话，那么南唐李煜父子，及其背后出现的一个南昌画家群，就与之有特别的意义。
我一向以为，南昌出现一个八大山人，绝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冥冥中承继了这方水土的文脉的，在他之前这块土地上就凸现过艺术的群山，所以多年后才会托举起更高的奇峰。
虽然南昌跟那些皇都大邑、数朝古都之类的城市相比，总是稍嫌气短，稍有自卑，但好在做过一回南唐的国都，一个懦弱的朝廷，却因其懦弱而有异质之才的国君，而使“南唐”有了一种艺术的奢华和感伤气息。
对于历史我们不是全知的上帝，尤其对于历史的叙事与探寻，我们永远是局部视角——这才是符合叙事真实身份的，尽管探寻的结果只是一鳞半爪，而未知总是更多。作为叙事者，谁也没有权力宣布自己掌握的是上帝交付的金钥匙、掌握了绝对的真相。每个叙事者和艺术家一样，都没有秘径可行，他只有用手中的笔像钻探机一样，不停钻探、深入、再深入，才能探到历史的秘藏，才能触及深埋的金矿与宝石，即便八大山人也不例外。
我想，作为没落王孙，八大山人不一定对滕王阁有兴趣，他却少不了会去东湖边的南唐长春殿遗址，去凭吊那个已然坍塌、颓败、凋敝、腐烂的朝代，一如他心中的明朝。
二
南唐，华丽的天空一如破旧的丝绸，李煜的歌赋，教坊的管弦，妃子的舞蹈都在为它最后的退场，留下颓靡的注释和优美的挽歌。南昌东湖倒映着南唐废都的一江心事和惆怅，如一张翻不烂的线装书页，又仿佛博尔赫斯的“沙之书”，你怎么翻那一页都好像沾在手指上，翻不完——东湖：孔子弟子澹台灭明置草堂课读于左岸，东汉徐稚隐居于湖西，三国东吴操练水军于此，唐代韦丹筑下东湖万柳堤，南宋张澄设讲武亭于湖上，陆游职事于湖城，苏云卿灌园于百花洲，明代汤显祖唱和于湖畔闲云馆，唐伯虎教画于湖心杏花楼，清初罗牧与八大山人在湖畔创立“东湖书画会”，林则徐感怀于东湖，辛亥革命党人举事于湖岸长春殿，蒋介石北伐南昌成功时亦想迁都南昌，后来设“南昌行营”于东湖北岸……东湖的湖波里都潜藏着南昌历史的密码，等待着我们解读。
可以肯定，出现在东湖岸边的长春殿应该是南昌有史以来最大的宫殿建筑，也是级别最高也最豪华气派的建筑。明代南昌的宁王府没法与它相此，且宁王朱权是受到限制的贬王，它毕竟还是大不过当时金陵的宫殿，那见证着南唐建国时富足的符码与江南丝绸之国柔美而才艺的宫廷生活方式。然而当长春殿出现在南昌，不仅意味着一座不起眼的南方内陆之城一跃而升为国都，同时也意味老实而朴拙的南昌人——洪都府城民也成为皇城的子民，这不能不令人由早期私下的传闻，小心的谈论，到兴奋的期待转为因可以看得见的现实而睁大的惊讶和迷惘的眼睛——长春殿在南昌的出现或许是对一座内地之城的额外机遇与厚赐，却预示一个国家的皇权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落。
南唐（937—975）为五代十国之一，定都金陵，历时39年，有先主李昪、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三位帝王。南唐一朝，最盛时幅员35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人口约500万。先主李昪曾以继承唐祚为己任、求天下一统而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其“息兵安民”国策，带来过梦幻般的安定与富足，而南唐也是一个艺术的王朝，它在文学、美术、书法、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李昪设太学，兴科举，广建书院、画院，使南唐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诗意安居之所，“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风”，“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南唐文风之盛，在五代十国甚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割据政权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文风之盛的安逸与虚飘，毕竟不能替代和充当强劲的步武，割据、偏安、自保、终使南唐丧失一统的良机。中主李璟继位，太学、书院、画院仍是迷人炫目的文化景观，李璟的诗画之笔一方面在与文士潇洒酬酢唱和，而另一方面与诸国的兵戎几番交锋，终使他前半生的作为付诸流水，南唐的宝剑已经磨钝。
公元955年至公元958年，后周三度入侵南唐，寿州一战，唐军一溃千里，淮河水军全军覆没。李璟上表柴荣自请传位于太子弘冀，请划江为界，南唐尽献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两县。同时，南唐对后周称臣，去年号。为避后周锋芒，李璟迁都洪州，称南昌（今属江西）府，自此南唐国力大损，不复大国之强盛。
这就是长春殿出现在南昌的真实背景，我想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处于荣升“国都”喜悦中的南昌人绝对是不明就里的，即便是一定阶层士人恐怕也未必清楚，而沿东湖西岸建起的“鸣鸾路”就是为中主李璟开道的，那一路响鸾和华辇铺陈出南唐最后的喘息与华艳，李璟的马车停在湖岸，他白晳微胖的脸上并没有初入新都的喜色，而是带着一抹湖水般深碧色的忧愁。
三
长春殿——固然是他个人形体借助外在物质的一种放大，也是个人权力物质性外化与空间霸占。这项浩大且繁重的工程，最先由风水师和皇家建筑师在南昌堪舆，动用数万民工夜以继日的奋战。由于时间仓促，金陵隔江的威胁使他寢食难安，他不得不加快迁都步伐，以远避威胁与随时可能发生的伤害，甚至他整个计划中的南昌宫殿在只是部分竣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他的朝廷迁移。王公贵族在仪卫校卒和妃子美姬的簇拥下，蜂拥而来，名流富豪、歌女骚客，以及一个庞大的画家队伍，随之跟进，大量的古玩字画、金银珠宝运往南昌。我想，那些留在这块土地上的种子基因，美人的，艺术的，肯定为日后南昌人种与艺术的优化埋下了伏笔。
这次皇都的迁移，对南昌潜移默化带来了绝对的受益。今天南昌美女的面孔和身材一定有南唐的基因。然而，当皇室的舟辇抵达这里时，他们对“皇城国都”的局促，难免心怀沮丧。但这并不影响南唐贯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座偏安的内陆之城最大限度地散发着南唐宫廷的艺术气息——他们自然要饮酒吟诗作画，自然要携妓登高，在宫墙和寺庙画“拔壁而飞的龙，天王、部众、弓弦斧柄、潜鳞翔羽、罗汉、蜿蜒的河流、松林、墨雨”，最后这一切荡然无存，被时间的魔变招回。但我们可以记住一些画家的名字，他们被宫廷所雇用，用他们的才华回报赏识者的目光——李璟、李煜父子在这一点上绝对是行家里手，在处理“国事”之余，他们不会放弃对于艺术的欣赏和感官的放纵。尽管国事日衰，那么的不尽如人意，但内心的驱纵仍使他们牢牢抓住艺术的彩羽，仿佛上天赐给他们最后的精神与身体迷幻——他们不能拒绝，他们无法拒绝，即使那是毒鸠，他们也饮之如饴。
可以想象，李璟是爱好并异常重视文艺的南唐国主，他所到之处，天下艺术从业与爱好者云集而景从，当时的南昌不仅成了南唐的政治之都，也成了“艺术之都”，如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巴黎。庐山书院是当时南唐设置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翰林图画院是南唐的皇家画院，一如路易十四筹建的法兰西科学院和法兰西油画雕塑学院。这使南昌的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盛，前后出现了一批了不起的艺术家——董源、巨然、贯休、徐熙、徐崇勋、徐崇嗣、徐崇矩、蔡润、李颇、艾宣等。这样一批南昌杰出画家密集出现，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李璟把南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尽管他们有些人在此之前就出了名，有的则在此之后，但他们的出现恰恰都经历了南唐国都这一作为南昌历史上乍然一现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聚光灯自然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照亮、放大、吸引最大限度的目光关注。一次，李璟偶然看到一幅描绘南方舟船的画作，上面的河流、舟楫摹绘技艺精微，仿佛与日常在南方见到的同类景象形成一种美妙的叠映，李璟大为惊叹，询问这位画家是谁？当听说此画是出自一位南昌的普通手工匠人蔡润之手时，李璟更是惊奇，当即召见了蔡润，并破格录取他为翰林图画院待诏之职，成为皇家专业画家。蔡润后来画出的《楚王渡江图》，李璟格外欣赏，将此图视为“国宝”一般，并郑重吩咐将图仔细收藏于内府，且制成图轴以便让它完好地流传给后世。
而另一位善画竹的南昌画家李颇也进入了皇家画院，《南昌府志》称其所画之竹“气韵飘举，落笔有生意”。而像董源、巨然这样的山水画大家，如果不是南唐宫廷的艺术偏好和其所处南方的权力地位，恐怕一时不会把“董巨山水”放在江南画派开创性的位置。尤其董源虽非画院专职画家，却是极受李璟看重的皇家北苑副使，当年烈祖时期，他就奉命作过《庐山图》。李璟、李煜父子对他更是欣赏有加，闲暇起来想同画家们“雅集”一下，必会想到董源。澄心堂上的画屏，少不了出自董源之手。董源画在屏风上的宫娥，几近活人，以致臣下受召晋见，发现宫门口立着宫娥，竟不敢进去，后来才发现那是董源的画。而巨然却在开元寺做画僧，南唐崇佛，寺院也是一个作画的好地方，他的山水师法董源，却比董源更为苍郁，终成南方山水画派的重要推手。后人称之“南唐处士”、终身布衣的写意花鸟开创者徐熙，不是皇家画院不收他，而是他艺术家“志节高迈，放达不羁”的性格使然，他不愿受皇家艺术观念的束缚，他更愿意将花鸟在自己的笔下自由而烂漫地放飞。李煜却格外喜爱他的画，将徐熙的花鸟画作为宫殿里专门张挂的艺术品，还称之为“铺殿花”。徐熙不仅自己了得，他的三个孙子徐崇勋、徐崇嗣、徐崇矩也是当时的花鸟名家，皇室一有书画活动总被邀请参加。
董巨山水、贯休诗画、徐熙的花鸟及其同时代一批优秀的画家绝对为南昌的艺术留下了扎实的文脉，他们对后来出现的八大山人绝对有着不容置疑的决定性作用，我以为八大山人的艺术在南昌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其另一重原因就在于南唐时期的南昌出现了一批画坛的顶尖人物，他们早已为八大山人的出现埋下的深深的伏笔。在董巨山水和徐熙花鸟里已经孕育了一个八大山人的艺术胚胎。正如我从今天南昌的美女身上能看到南唐的影子相仿。
四
南昌城四面环山，前依赣江，后倚抚河及锦江，河流纵横，丘陵绵延，从战略角度看确是易守难攻，李璟选择从完全暴露在赵宋面前的金陵城移都于此，绝对不无道理。然而，这同时又是一座浮躁且安静的城市，它有着狂暴的夏日和湿冷彻骨的严冬，有僻静的山和无言的大水。每年只有春秋两季它会像梦幻一样缓慢舒展、古色斑斓，仿佛所有尖硬激烈的事物都会在这里消失——“比如时间、暴力或者呼喊，有一点像死亡，安详、寂静、唯美，具有销蚀一切的力量，它似乎在那一刻代表着时间在毁灭”。李璟的身体和他的南唐时代如“绚烂萎靡”的宫殿，从阳春三月的那一刻起，渐渐在南昌积郁成疾。而江北之国的间谍与杀手也在这里日夜活动，伺机发出对这个脆弱王朝的最后暗袭——这已是我筹划多年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
我甚至想，如果要刺杀这样一个君王，最好的办法就是收买或派遣一名画家去接近他，当他欣赏画时，他会完全丧失戒备，刺客便可一击而成，比荆轲刺秦王的成功率高百倍。但显然当时后周的赵匡胤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早看到这一点：一个如此痴迷艺事的国王与其让他被杀，不如让他活着，以便南唐自然而然地瓜熟蒂落，那时再吃这一口，才是最甘美的。
为了这次三月的抵达，中主李璟提前三年力排众议施行实质性的迁都计划——“金陵与敌接土壤，又处长江下游，且宋日来雄震中原，威逼江南，大有过江之势。敌兵若至，难予御制，今吾徙都豫章，据上流而制根本，此乃上策”——他令大弟李景遂为洪州大都督，升洪州为南昌府，所辖南昌、丰城、奉新、靖安、武宁、分宁、建昌七县，府治所在地为南昌。于是一场修葺城墙、拓宽街道、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楼堂、馆所，将南昌城改建成南都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启动了。历时三年，南昌府与此前的洪州相比自然是大为改观。但与计划要达到的预定国都的标准比，尚差之太远。可时不待我、形势逼人，公元961年二月，李璟亲率文武百官和金陵富豪贵族水陆并进，逆长江而上，经湖口入赣江，迁往南都。“沿途旌旗麾杖、六军百司，水陆途中，车船连接，迁都队伍浩浩荡荡，千里不绝”，光在路上，就花了一个月时间。到达南昌章江门。当时，江南西道及南昌府文武百官夹道相迎。据说，此后，宋太祖赵匡胤曾专程派人前来劳问。
御道。鸣鸾路所通向的只有一个绝对存在——宫殿——长春殿。它矗立在东湖岸边，在婆娑的垂柳陪衬下倒映于深碧的湖水中，而它的宫墙与琉璃瓦的船形屋顶出现在南昌恍如磅礴巨日，吐露金辉，使这座城有了一个非同一般的隐喻。无疑，宫殿建筑是对帝王绝对权力的修辞——“此前所有的道路，都是通向这些宫殿的，那些道路的价值，是由这些宫殿确认的，道路是过程，宫殿是结果，没有宫殿，所有的道路，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祝勇）。浩荡千里的路途，旌旗麾杖、六军百司，水陆途中，车船连接，从南京到南昌现在乘飞机也就一小时左右时间，而李璟一行却在路上走了一个月，水陆车船来到了这里，都是为了得到宫殿的“确认”，这固然是一种身份与价值的认定，对于李璟迁都一行队伍来说，这不是问题。反过来是他们——这帮盘踞故都金陵的迁客，对新都宫殿的“确认”与否，更为关键。
也就是说，南昌是否足以堪当南唐的国都呢？这需要得到一种无可置疑的“确认”。一座宫殿或许建起来不是难事，但它建在什么地方，建在什么时候，为谁而建却至为重要。换言之，南昌是在何时，被何王朝，被何人选为国都，这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命运，更影响到一个王朝的命运。
按理说，三年建起来的南都宫殿应该不会是豆腐渣工程，可李璟前后转转，就觉得不对劲——事先，身在金陵的李璟对南昌知之甚少，他只想尽快把长江对岸的威胁甩得远远的，躲到千里之外的南昌可以“偏安”喘息，没有想到这座建于公元前201年汉代开国名将灌婴手上的城市竟是如此狭小，狭小得如同一个隐逸的古人，它曾以素朴与简单拒绝一切庞大和喧嚣的事物，把任何一具古琴可能发出的声音都藏在流水里，而南唐释放了它们，释放了一座内地之城不反向大地或向天空打开的最大可能，尽管它的局限那么明显，以至金陵的帛袖不能完全地舒展，帛袖下的宫仪、百司、部吏、贵胄，不得不因狭窄的空间而愤懑，很可能在连一个屁都打不出的窄巷里就挤着几个国家级的机关，轩辕马车不得不停在巷口，官吏们不得不在窄巷里徒步穿梭来去，如一群被放逐的白日梦游者。他们诅咒这个狭窄之地，诅咒它没有金陵所具有的国都的宏仪——这使李璟开始怀疑起自己迁都南昌可能是个重大的失策。他徘徊于按照他的要求建造的散发着木头和纸墨气息的澄心堂，也怀念起不久前还那么斩钉截铁要离开的金陵来。
五
澄心堂——原是李璟的父王南唐烈祖李昪在金陵时宴居、读书、阅览奏章的偏殿，也是李氏王室特有的一个文化空间，“浸润着纸的巨大幻影和一阵阵由纸晃漾开来的柔和雪光。”澄心堂原名“诚心堂”，后据《淮南子·泰族训》：“学者必须澄心清意，才能明于天人之分”句，改作澄心堂。李璟迁都南昌，这里自然专为李璟建了澄心堂，也就是他专用的“上书房”。澄心堂被视为后世的一个书画符号，乃是李煜不仅在澄心堂吟诗填词，还召来宣州有位名造纸匠，自己脱去黄袍，穿上工匠的围裙，充当下手，一起研制书画宣纸，将宫殿澄心堂变为纸工场，其所产纸便称“澄心堂纸”。此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滑，冠于一时”，李煜又为之命名为“黟川雪”，清同治《黟县志》载，自南唐始，“黟产多良纸，有澄心、凝霜之号，长者五十尺，自首至尾匀薄如一”，此乃宣纸中珍品——“肉艳的盛宴之后，嗜于文艺的国主喜欢这种凉寒。如梦如幻脂拥酒溢的他需要偶尔的静醒作为调剂。”李煜除了自己享用澄心堂纸，偶尔也恩赐给有功的大臣，以示奖赏。李煜视这种纸为珍宝，赞其为“纸中之王”。
坐在澄心堂，李璟满腹心事，他想起了父王李昪开创的江山基业，何以一步步走到现在，何以从金陵而南都？在李璟眼里南都虽没有金陵的虎踞龙盘之气，但尚可藏龙卧虎，南都的宫殿是对金陵宫殿的仿制，然而父王当年的王者之气能够仿制吗？思及此，李璟是黯然的。南都格局局促，街衢狭窄，百司官衙铺展不开，官吏贵族怨气冲天，足以让他寢食不安。
他想到了留在金陵监国的太子李煜，李煜也是不情愿他迁都南昌的。李璟离开金陵前便招来吴王从嘉（即李煜），对他说：“吾已决定日内迁都南昌，立汝为太子，留在金陵监国，以严续和殷崇义为汝辅佐，朝中大事申奏南都，日常政事就由汝裁决！”李璟没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个与他有同样“雅好”的儿子身上，他甚至是顺从了让爱子留在金陵的意愿。
南昌的澄心堂纵有上好的宣纸、笔墨，也有细润的明月清风，然而李璟的诗心却是被惆怅所占据。每日退朝下来，他会北望金陵，郁郁寡欢又心事重重，为了不至于让他一双愁眼老是北望，侍臣将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屏设置在他眼前，看着画屏他又想起金陵的风雅旧事。《清异录》有载：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璟）命太弟以下展燕赋诗，令中人就私第赐李建勋继和。时建勋方会中书舍人徐铉、勤政学士张义方于溪亭，即时和进。乃召建勋、铉、义方同宴，夜艾方散。侍巨皆有诗咏，徐铉为前后序。仍集名手图画，书画尽一时之技：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丝价，周文矩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松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图成，皆绝笔也。
李璟仍然清楚地记得董源在一笔笔画出松林的景致时自己发出的赞叹，董源谦恭地说，他只是把家乡的景致描绘在纸上而已。董源的家乡不就是南昌钟陵吗！李璟想，现在我把国都也搬到董源的画上来了，只是一幅澄心堂的宣纸怎承受得一个王朝呢？
六
李璟迁都南昌，是希望这座城市能够作为他的朝廷的避风港，金陵风大，南昌的地理位置很适应为它提供一种安全的庇护，实现一种偏安。他当然知道南昌是一个隐居之地，过去不少隐士都待在这里，南昌皆对他们实行了完美的庇护，还使这些人获得了不错的声誉，像徐稚、梅福他们，一直让诗人咏叹着。李璟正是要找这样一个可以将自己隐居起来的地方，像一个隐身人潜藏在风景中，适时突然现身，令世界大吃一惊。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南昌固然可以让一个人很好地在这里隐居，却不可能将一个朝廷、一个国都也都隐居在此。南昌实在没有这种力量，它的山水适宜修道、炼丹、悟禅，它的城市可以让一些对世界所求不多的人在相对的僻静中获得些许自适与灵魂的安慰，它外省的地位可以远离那些滚滚尘嚣，仿佛能把迅疾变幻的时间机器放慢一些，但这并不等于它能使人置身世外，南昌没有“世外桃源”的条件，它甚至连李璟心中的“乌托邦”也不是。相对于一个王者和一个国家的首都安置来说，它根本就不具备足以与之对接的那种宽宏与大气，无论空间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它也缺乏李璟品味中像氧气一样所需要的那种优雅、高级、轻盈与温暖。当他三月天到达南昌之时，明显能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的潮湿与燠热，天空的阴晦不定，从陈旧木头里释放的霉味，与大量茁壮的绿色植物混合着，疯狂散发出的青涩且浑浊的气息。他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像是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声招呼。接下来的日子他陆续听到官员们对所处狭窄空间的抱怨，这种抱怨日甚一日，好像他们赶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抱怨这座城市——将一腔激情化作滔滔愤懑的。李璟跺脚：“别说了，都滚开！”群臣才带着抱怨声散去，而他的眉头上却堆起了一吨重的阴郁。
李璟由对自己迁都失策的怀疑渐渐转为对身体的不信任，他开始觉得头痛、四肢乏力、胸闷、呕吐，太医诊为水土不服，又不好明说，只说是圣上操劳国事所致。李璟慢慢变得吃什么吐什么，只能靠吃一点蔗浆维持，他的身体垮了。原本打算提出来商议回迁的事却反而在群臣中愈为迫切，有人认为皇上患的就是思念旧都的病，一迁回金陵，病准好！
动迁，谈何容易，从金陵迁南昌，南唐已是伤筋动骨，耗资巨大，折腾得国库拮据。再从南昌迁回南京，更何以堪？但不管怎样，有的人说，就是爬也得爬回金陵。可是没等到动迁，李璟就于此年六月病逝长春殿。他在遗诏中留言葬于南昌西山。可后主李煜没有听从，而是将遗体运回金陵，葬于顺陵。在这期间李煜为迎葬父王，处理南都后事，应该是来过南昌的，但他不会留在南昌，而是更加迅速地把国家机构迁回金陵。
七
南唐人奢靡和颓废、华丽与黑暗的生活，如风中的鸟雀在飞翔中坠落。
南昌作为南唐国都实质上仅四个来月，勉勉强强一个春季，然而也就是短短的一季，这里也弥漫了南唐的丝帛锦绣的奢华气息，它颓废而浮艳，仿佛东湖水面变幻不定的光影，折射着一个时代的镜像。
南唐迁都南昌不是李璟的错，是历史使然。南昌可以让人在这里偏居、隐逸、消褪掉内心的欲望、甚至与世无争，但前提是必须要有对这座城市的忍耐力——对它的偏僻、狭隘、局限性视野所形成的短见和习惯性遗忘要有包容或予以忽略不计的胸怀。它不能包容你，你只能包容它。那么，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获得好名声或受人敬重的隐士、淡泊之人。但是，如果你恰巧需要它提供一个能与大城市相比肩的能量，而且不仅如此，还是一个国都的需求，其结果必然相反。李璟和他的百官移都南昌就是被这种“相反性”折磨，以至无法忍受。南昌并不是李璟在金陵所虚构的南唐“新国都”，纵使它能原样复制金陵的宫殿，但“复制”过程是大打折扣的，它是具体而粗糙的、有温度、气味和视觉感官的一个物理化的地域。这个地域原本只是出现在人嘴上或写在纸上的一个名词，然后半模糊半清晰地出现在大脑里，最终让他置身其间，使他身体的每一处感觉器官都毫无保留地与之发生接触，以至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异样的排斥，他甚至不能接受外在食物，他的肌体和本能感官越与此地发生抵触，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里是他的宿命之地。
南昌对于李璟，并非出自他误以为的“个人抉择”，而是有一股他远远不能操控的大而无形的力量把他推到了这里，他貌似“主动”的一切作为都是对那股力量的被动接受和无能的反抗。在李璟闭目的那一刻，他已然完全明白，这是他的命运，也是南唐的命运。而这对于南昌和很多人来说，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李煜在父王死后急于迁回金陵，并不是对李璟迁都南昌所作的修正，他也是“宿命”之人，知道自己无法“修正”南唐的命运。他仅是顺从生命的意向，李煜诏命林仁肇为南都留守兼南昌尹后，便赶紧拔腿走人了。公元972年，宋太祖用反间计使林仁肇被李煜派人鸠杀，南昌城随即陷落。
一出看似昂贵而奢华的宫廷大剧，将南昌作为实景舞台，匆匆演罢匆匆收场，华丽的布景和帷幕却没有随之拉上——南都的建制一直持续到开宝八年（975）南唐覆亡，其南都的角色方告终止。南昌为南唐名义上的首都前后17年，贯穿整个李后主时期，然而没有帝王的国都即便保持国都的建制，也只是一座废都。也就是说南都自李璟死后就已名存实亡，长春殿在苍凉的暮色中颓然老去，“像一件苍老的木器”，此后一千多年中，宫殿也因年久而逐渐坍塌，至清代初年反剩长春殿残存。1853年，太平军西征军赖汉英攻打南昌3个月不克便炸毁顺化门（现展览馆）一带城墙而攻入南昌，附近民房被大火焚毀。至1928年4月，南昌市长伍毓瑞拆城墙修环城路，皇宫的古城砖瓦就彻底难觅踪影了。南都也成了南唐的一个虚拟的名词和东湖的幻影，仅余皇殿侧的地名供人用想象填充它的空白——皇殿侧：
南唐废都的
遗址
也消失在空气里
就为一首词
买回四百页废纸
长春殿
故国的春衫
包裹妃子的乳房
在南昌鼓舞了一次
就返回了金陵
烧饼老五
抓一把空气
在鼻尖嗅了一下
他的糖烧饼
在这里卖了半辈子
皇上说好吃
倾斜的华盖
一路鸣鸾而去
东湖水软
澄心堂的四尺宣
再也承受不住
一个比纸还薄弱的
朝廷
对于南昌人而言，南唐国都留下的那一抹金粉气息似乎早已在遗忘中剥落殆尽，除了史书、地方志里简短的文字表述，甚至宋朝乃明清的诗人到南昌，也懒得为这段短暂的“南都史”稍作凭吊或留下一点笔墨。而在另一些南昌人的眼里，“南都”也好像是一处“失语地带”。仿佛那是一个避之而惟恐不及的光荣的疮疤，一个短命王朝的陪葬，却没有真真切切地把它看作是一次上苍和历史所赐予的机遇。
南唐无言，南都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