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北京的男人最易患雌化和瓷化两种病。
所谓雌化，是指男人越来越少有男子汉本应与生俱来的气概和风骨，而越发女人气。“床头跪”、“妻管严”之类的称号，都是这种形象的注脚。
常听说“阴盛阳衰”，男人常常英雄气短，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这倒也不能完全怪罪男人，未婚前百般讨好女人的样子，已将男人的骨头折碎。社会本该有所分工，偏偏现在女人一个个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把本该做的或两人合作的一股脑儿地甩给男人。男人只好下班之后赶紧买菜、接孩子，外带系上围裙进厨房奏一通锅碗瓢勺进行曲。更有甚者，家中新添婴儿，半夜时分嗷嗷待哺，此实在女人之本分，偏偏好多女人翻个身可以呼呼大睡，倒霉的男人只好爬起来冲奶粉，将人造奶嘴送进孩子口中。如此本末倒置，男人不雌化才怪呢。
男人的雌化，是以女人的雄化为前提。有相当一部分女人自以为乐，昂昂乎视为女人地位上升的体现。其实，男人的雌化，牺牲的不仅仅是男人，而且连同女人自身也一起牺牲掉了。如果是极个别男人的雌化，能够推动女人从家庭到社会谋取成功，这倒也值得。大多男人的雌化只是男人走向家庭，而女人并未因此走向社会，依然围着家庭转，只不过以前是系着围裙，抄起锅碗瓢勺，如今是穿着睡衣，嗑着瓜子嚼着口香糖，袖手旁观自己的男人如何被自己指挥得笔管条直，一如陀螺围着自己和孩子转而已。
男人走向家庭，必然背离社会，淡泊理想志向、淡忘责任感。说古时男人志于功名而红袖添香不足取，但红袖不再添香而将男人拉入小家庭，这样的男人只会营筑香巢，对外面的世界缤纷变化便只会无奈而难有作为。于是，便常见男人从单位偷偷拿回家点儿料，上班干点儿私活，给家里做只床头柜、焊个水桶、装个鸟笼之类，小打小闹，小玩意儿做得熟透。但这样的男人常常并不使女人满意，不是常听见女人指着功成名就或赚了大钱的男人怨自己的丈夫：“看看人家，你就会弄点儿这鸡零狗碎！”
所谓瓷化，是说北京越来越多的男人而且是年轻的男人，越来越不经磕碰，像细瓷茶具一样自以为是却极易碎掉。这样的男人一身细皮嫩肉，白净得犹如剥了皮的蛋，却实在中看不中用，再难见到健壮突兀的肌肉和粗壮如同车轴的胳膊。这样的男人，在大街上见到刺客、小偷或强盗，往往只有远远地围观，再不然早点溜走，绝不会张飞怒吼当阳桥一般冲上前去拔刀相助。这样的男人，当然便只剩下细瓷茶壶嘴的功夫，能说会道，磨薄两片嘴唇儿，造就一帮侃爷儿。他们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足球来了侃足球，股票来了侃股票，而且大多是纸上谈兵，马后炮似的炒报上、电视上的冷饭而已。
这么说北京的男人，似乎欠公允。相比其他城市的男人，北京男人一般淡薄于经商，而致力于功名。他们关心政治，甚于其他任何地方的男人。小至物价、大至腐败，小至单位、大至国家，扩至世界，包括克林顿政府、联合国多国部队的事……没有他们不关心、不参与的，俨然个个都是胸荡层云的政治家，常常出入国务院办公厅，或常和联合国秘书长共进午餐。他们可以各执己见，争论得脸红脖粗，吵得个地覆天翻。尽管都只是动动嘴皮子，却很是投入忘我，而且自我满足、自得其乐。
越来越会耍嘴皮子的男人们，令相声、小品在北京大行其道。再次的相声、小品，也会拥有这样一批男人为忠实的观众。能说，是北京男人传统看家的本领。北京老年间就有俗话，叫做“要饭的打官司，没的吃可有的说”。如今又有新谚语，叫做“广州人敢吃，上海人敢穿，北京人敢说”。不管混到什么份儿上，嘴不能吃亏。于是，不少男人大事干不来，小事又不干，别人干事不服气，自己干事没底气，便常会聚在酒吧里一醉方休，或聚在麻将桌前昏天黑地，要不就云山雾罩唾沫星飞溅一通穷聊海哨，过过嘴瘾。
越来越会使嘴的男人，手上的功夫越来越退化。这样的男人偏偏死抱着细瓷茶具的面子不放，其实壶中已经没有多少茶叶多少水。进餐馆得进高级的，抽烟得抽外冒儿（洋烟），出门愿意耀武扬威伸手打个“的”（不要“面的”），也十分愿意附庸风雅买几套精装礼品书放进组合柜里落满灰尘。
这样男人的本事，一般只落实在嘴上：吃、喝、抽、喊、吼几声卡拉OK而已。即使偷偷私藏个小金库，私房钱也绝不会太多。钱总显得入不敷出，囊中羞涩的时候，总是大骂分配不均，骂天骂地、骂倒爷、骂款爷、骂娼骂妓、骂外地民工把钱挣了去，单单不骂自己为何不争口气，为何不用这骂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点什么，去和这一切争争高低，拼个鱼死网破！骂完之后，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一切照旧，图个嘴痛快潇洒。
据说，外国的男人有“三S”的向往：Sex、Sun、Sea-beach，即性、阳光和海滩，那是住惯了大都市的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憧憬。我们这些北京的侃爷，自觉得没有那么硬邦邦的腰包，因此也不去做海边沙滩晒太阳的美梦，即便偶尔去一趟也是花公款。但提起Sex来，却往往会眼睛一亮，如梁实秋所讲“男人的谈话，最后不谈到女人身上便不会散场”。只是不过又是谈谈而已，满足一下精神会餐，依然是嘴上“过把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