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是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北京的公共汽车最多。北京的公共汽车最挤。北京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最凶。
他们永远用一种睡不醒的、嘴里含着什么东西的语调报着站名，让你永远听不清爽。这时候，你如果斗胆问一句到某某站还有几站？他们会白你几眼，立刻说你：“你耳聋呀还是耳背？我刚说完你没听见吗？下站就是啦！早不换出来，那座就那么舒服？”他们这时候的话会比报站时清楚得多，话茬子翻几个跟头，常常能出花，噎你的肺管子。他们似乎已经忘记怎么说话才算客客气气，话如果不像出膛的炮弹便不会舒服。这时候，你千万不能顶嘴，一顶嘴，他们会有成箩成筐的话在后面等着你，训斥你像老师训斥小学生，暴雨淋漓，直浇得你浑身湿透，落荒而逃为止。
当然，他们眼力好得很，一般不会惹那些年轻的小伙子、时髦的女郎。因为时髦女郎后面常跟着保镖似的男人，而小伙子跟生牤子一样，没准怀里揣着刀子，实在犯不上斗几句嘴惹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们像北京俗话里说的一样：老太太挑柿子专捡软的捏。他们便会把能耐使在老头老太太身上。他们知道老头老太太无力还手也无力还嘴，便像伊索寓言里的狼和小羊一样，一个站在上风头，一个站在下风头，威风凛凛起来。
我就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对一位刚刚上车的老太太怒喝道：“你得买两张票。”其实，多买一张票才两角钱。应该公允地说，在全国各大城市，北京的公共汽车票价是最便宜的。老太太并不是舍不得这两角钱，而是莫名其妙：“为什么我就得多买一张车票？”售票员指着她手里提着的一个包说：“你多拿一个包，按规定得多买一张票。”老太太哭笑不得，一手扬起包说：“我这包这么轻，又没占地方，干吗非得买票。里面只是我的一件棉衣，天热了，我脱下来装在里面了。”售票员说：“那我不管，除非你把棉袄拿出来穿上！”老太太说：“那和我把棉衣放在包里有什么区别？”售票员还是那句话：“那我不管！”老太太有些急了冲她说：“你说你这位姑娘，不是成心吗？咱们都是老百姓，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售票员反唇相讥：“没错，咱们都是老百姓，我知道你和我一样不容易，没办法，要不你把棉袄穿上，要不你再买张票！”老太太也许是要斗这口气，愣是把棉衣从包里掏出来，穿在身上，虽然热得直出汗，售票员没办法再嚷让她买票了。她和老太太都笑了。全车人也笑了。全车人是看热闹的笑，老太太是苦笑，售票员是得意的笑。
像这样的存心刁难人或喜欢恶作剧的售票员也许是少数，但这件事至少反映了一种你不是我的主人，我就得是你的主人的卑劣心理。
北京的售票员注意力一般更集中在外地人的身上。他们练就了火眼金睛，很容易察出外地人中的逃票者。一般他们会不动声色，待你快要下车时查你的票，让你当众丢丑下不来台。如果你下了车，他们也会追下车，直追上你罚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数落你一番，引得全车乘客大骂一顿外地人，他们再返回车厢接着数落：“都是这帮外地土老冒儿，整天挤车整天不买票，北京的公共汽车都成了他们家的车了！”如果车上有人随声附和，他们便会遇到知音一般，这一路上便有了话茬儿，把外地人骂得个狗血淋头方才心旷神怡。
公允地讲，外地人是有逃票的，逃票的却也不全是外地人。北京人中那些衣冠楚楚者装扮新潮者，逃票的也不乏其人。如果售票员是小伙子，逃票者是漂亮的女郎，那么漂亮的脸蛋就是一张通用月票；如果售票员是姑娘，逃票者是年轻小伙，那么小伙的目光就能一把钥匙开万把锁。不能说这是绝对灵验，却是公共汽车售票员中一种小小的“性病”。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曾专门为此做过几次小小实验。我们几位年轻小伙子胸前戴上学院的徽章，一上车故意扒在售票员面前的台前，让校徽闪亮在女售票员的眼前。没有一次不成功。有些人大学四年，没买过一张车票，节约下一笔钱买了书，或者给女朋友买了巧克力或冰激凌。
虽然不是所有售票员都如此这般，但有这么一批也实在给北京的公共汽车抹灰。甭管如何解释那样的售票员只是少数，人们还是会说北京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有些势利眼。
不怕北京公共汽车挤，就怕售票员那张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