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的叙事伦理刍议
孙磊
内容提要：叙事情境中所传达的伦理思想和价值判断就是文学的叙事伦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国家主义”的叙事传统使得俄罗斯文学自由个体的伦理叙事被大大边缘化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悖逆“国家主义”的叙事伦理，呈现出鲜明的自由个体的叙事伦理。个体叙事、伦理叙事、反专制的自由叙事构成了这一叙事伦理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日瓦戈医生 叙事伦理 国家主义 自由个体
作者简介：孙磊，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
Title：The Anti-Statist Narrative Ethics of Doctor Zhivago
ABSTRACT：Narrative ethics refers to ethical values and moral judgments expressed in a narrative situation.In Russian literature，the entrenched narrative tradition of statism has marginalized narrative ethics of free individuality.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s novel Doctor Zhivago breaks the statist tradition to champion the opposite narrative ethics featuring personal narrative，ethic narrative，and liberal narrative to defy authoritarianism.
Keywords：Doctor Zhivago，narrative ethics，statism，free individual
Author：Sun Lei 〈beibeicaocao@126.com〉 is a Ph.D.candidate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China（100089），specializing in Russian literature.
任何一部小说都有作者在叙事情境中所传达的伦理思想和价值判断，因此任何一部小说都可以被看作文学的一种叙事伦理文本。一部蕴藉丰厚、思想深刻、艺术成就卓著的小说会是各种不同叙事话语的聚合，而伦理文本只是诸多叙事话语中的一种。学者陆建德将文学中的伦理视为一种“可贵的细节”，他说，“谈伦理价值，作家、批评家绝不比哲学家、伦理学家逊色。说到底，文学是对‘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无比丰沛、细腻而又复杂的探讨”（18）。因此，文学的叙事伦理研究应该成为经典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命题应该成为文学叙事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核心内容是讲日瓦戈的人生命运的，是讲他如何认识生活和对待生活的。在小说中，帕斯捷尔纳克有关国家与自由个体问题的思考与体验构成了小说最为显在的叙事话语之一。作家向读者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生命苦旅及存在之殇，传达了一种“念家”甚于“忧国”，“讨生活”重于“干革命”的伦理思想，以自由个体的伦理叙事取代了国家主义的伦理叙事，它令苏联社会震惊，让全世界读者震撼。美国的《日瓦戈医生》研究权威，被誉为“美国知识分子良心”的文学及文化批评家威尔逊说，《日瓦戈医生》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赵一凡35）。
“国家主义”（этатизм），根据《俄语详解大词典》的解释，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将国家的形成看作社会发展最高形态的一种政治理论学说，二是指“国家积极干预社会及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种方针政策”（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1526）。本文论及的文学叙事的“国家主义”取其二解，即国家意志、国家利益统领一切的意识形态观念。国家主义叙事坚持社会政治凌驾于个人生命之上的言说，是用国家、人民、历史的必然需求遮蔽甚至牺牲生命个体的一种宏大叙事。作家以国家的意志，人民的呼声或是他认定的社会发展的历史理性需求为引领，讲述社会故事，裁定人生价值，塑造英雄人物，确定伦理价值，以重新整饬现实生活的道德秩序与意义结构。
由“自由主义”这一哲学、政治史术语引申而来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则摈弃国家意识形态原则，以个体的生命故事为描述对象，表达自由的生命存在。作家让他笔下的人物在面对生存疑难时，坚守个人价值判断的自由权利，做出符合其自我意愿的选择。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不去说教，不进行“是非”责任的裁定，不发出应该怎样的道德指引，不塑造客观历史规律的代表人物，而是让人坚守生命的自我。作家在精神的维度上维护人的自由、尊严，表达生活的温暖与诗意。
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形态，文学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功利主义的经验哲学使得俄罗斯文化与文学从来就具有强大的国家主义思想背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苦难、民族的精神等，成为相当多作家关注、思考、叙说的核心内容。在虚构的文学世界里，作家“集体无意识地”强化着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集体的元素。文学的国家和民族塑型（而不是个性塑型）成为相当多的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的解释、生活事件的评价、人性的体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追求和价值取向。
故而，“国家叙事”的伦理成为俄罗斯文学叙事伦理的一个重要形态，而自由个体的文学叙事却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了。这一看法也为俄罗斯批评界所认可。批评家巴耶夫斯基说，“俄罗斯的经典长篇小说——日常生活的，心理的，社会的，家庭的，历史的——都充满了国家主义（国家性）。以长篇小说为创作体裁的我们的作家们都以卡拉姆辛、恰达耶夫、索洛维约夫、克留切夫斯基这些经典的历史思想家的观点为武装。俄罗斯长篇小说这一传统的始作俑者是普希金”（281）。这一说法尽管不无批评家主体认知的偏激性，但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他认为，不管这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历史理性具有怎样的内涵，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倡导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伦理，即把人们召唤到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现实中来，让俄罗斯人的行为符合国家的、民族的发展需要，让个体不要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迷失。
多面的普希金也未能避免他强大的国家主义情怀。诗人的创作中确实存在着被俄罗斯文学史家讳莫如深的鄙弃下层民众，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甚至为沙皇歌功颂德的诗歌，如《荒原的自由播种者》（Свободы сеятель пустынный，1923），《斯坦司》（Стансы，1826），《致俄国诽谤者》（Клеветникам России，1831），《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日》（Бородинская годовщина，1831）等。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始于俄国专制社会危机四伏、12月革命党人起义的前夕，结束于“举国沉默、全民失望”的尼古拉一世时代。此间正是普希金的社会历史观渐趋成熟的时代，他的创作由浪漫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对奥涅金无为的人生和悲剧性情感的描叙表达了一种通过纠正现实来寻求社会拯救和贵族知识分子拯救的叙事思路与伦理关怀。它深刻地影响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形态。在历史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这一叙事伦理有了更为国家化的具体体现。沙皇军官什瓦布林倒向农民起义军领袖布加乔夫的行为被作家视作不可饶恕也无法予以辩护的背叛，与此相反，他对格里涅夫在同样境遇中所保持的忠于沙皇君主的贵族立场与军人气节，却表达了由衷的赞美。小说中甚至连格里涅夫与为国捐躯的白山炮台司令女儿玛莎的爱情、幸福也是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恩庇中才得以圆满的。
普希金之后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索尔仁尼琴等等，他们都有深深的社会情结、民族情结、人民情结。他们都在社会的危机、民族的危难和人民的痛苦中看到了文学家的使命与文学的拯救价值，并传播着他们所认定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俄罗斯文学经典所提出的，令各代文学史家普遍引以为是的一系列社会命题，如“谁之罪？”，“怎么办？”，“谁能在俄罗斯过好日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你到底要什么？”等等，都是作家代表社会、民族、人民提出的道德“问责命题”，而经典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如“小人物”、“多余人”、“当代英雄”、“死魂灵”等，都是在国家化的生存规范中陷入生存困境或道德困境的人。小说中显现的是一种社会的道德原则，设置的是人民的伦理法庭。较之此间的欧美文学，自由个体的元素显然较为淡漠，而国家的印记却清晰可见。
无疑，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具“生活召唤力”和生命深度与厚度的作家之一，但他的国家主义情怀仍然不可不见。《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之所以成为俄国贵族青年的优秀代表，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国家政治与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以对个体的灵魂探究为己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善恶、真假、美丑做出了他的判断、抉剔，但他对个体尊严、生命价值、个人权利、个体自由的关注与追求是以基督的思想为归宿的，即他用基督的神性来规定人的个性的可能性。难怪学者刘小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这两位昆德拉推崇的小说大师，都不是人义论的，而是神义论的自由主义小说家：在他们那里，个人的账簿仍然保存在上帝的宝座边”（165）。
有俄罗斯批评家说，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叙事伦理中还有一种与国家主义互为表里的反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文学作品中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人物大都与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暴力恐怖有着天然的联系。伊凡诺娃说，“如果将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之根（诺维科夫、拉吉谢夫、赫尔岑）与反自由主义传统进行比较，那明显可以看到：俄罗斯历史上的自由派都是与‘革命思想’对接的。在反自由主义的文学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对俄罗斯自由主义者的怪异的描写，对自由派（包括对他们的似乎脱离俄罗斯现实的生活方式）的漫画式的讽刺。比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以及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小说中”（87）。
国家主义的伦理在苏联小说叙事中得到了大大强化。时代的总体性要求使苏联作家从个体走向社会、国家，甚至放弃、牺牲个体。国家主义原则更明确地被具体化为了忠诚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垦地》等（这样的作品还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就是宣扬苏联国家主义的典范之作，与此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展现了人在追求个体自由，违逆国家意志道路上的碰壁，经典文学《静静的顿河》就是一例。苏联文学叙事的主流伦理取向是国家意识，而非个体意识，是理性意识，而非生命意识。
固然，上述话语并非否定俄罗斯文学传统中自由个性伦理叙事的客观存在与创作成就。如果像俄罗斯批评家所说，普希金是国家主义伦理叙事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同样可以确切无疑地说，这位伟大的诗人同样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自由个性伦理叙事的确立者。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谐和美好为价值追求的契诃夫在创作中从未掏空生活的意义，舍弃对个性、自由、生命的价值探究。即使像屠格涅夫这样的具有高度时代感和社会感的作家，也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期待，他的小说始终弥漫着朝阳般的诗意，即使是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呈现的。当然在苏联文学中，也不乏《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那样坚韧地向往自由、珍视生活和坚持自我的个性，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成为苏联文学的主体。缺乏对生命自由与生活诗意向往的苏联作家在整体上并没有完成文学创作精神上的现代化，抵达精神自由的境地。
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因其生命个体存在之殇的深切体验，以其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与关切，对自由精神的现代性体悟，反其道而行之，在《日瓦戈医生》中坚持了一种鲜明的自由个体的小说叙事伦理。
首先，小说《日瓦戈医生》采取的是一种“个体叙事”。这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讲述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后的生命个体的故事，小说中有着他独特的个性眼光，独特的叙事伦理。批评家谢有顺说，“文学是个体叙事，叙事伦理也应该是个体伦理，它呈现的应该是‘模糊’时代中清晰的个人……如何把个人从‘群众’中拯救出来，使之获得个体的意义，这是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28）。
小说中尽管有不少关于革命、战争场景的描写，但小说叙事的核心是日瓦戈、拉拉和其他人物的一个个生命故事，是他们独有的生命热情，情感生活，人生变故，以及种种内在的心灵事件。“个体叙事”中的人生描写大都充满了偶然性。小说中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由一个个偶然的，千差万别的生活事件构成的。一个人遭遇的不幸或无意中给别人造成的不幸都远远超出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意愿。但与此同时，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存态度又是高度个体的，是个体性情的必然，它决定了个体的生活道路选择。
从为母亲送葬的10岁少年到突然倒毙街头的36岁医生、诗人，日瓦戈短短的一生始终在漂泊动荡之中。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乌拉尔；无论在前线战场，还是避难在山林；无论是与拉拉的相遇，与安季波夫的邂逅，还是与马琳娜的结合，日瓦戈犹如生活海洋中的一叶小舟，听任海上风暴的袭击。然而，他从来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性，听从生命的感觉行事。日瓦戈虽然被卷入了革命和战争，但他的生命遭际与重大的社会事件没有发生任何内在的联系，相反，主人公总是千方百计地要逃离那充满动荡的社会现实。即使他被劫掠到游击队里打仗、行医，他也三次试图脱逃。小说中其他人物的生命故事也莫不如此。拉拉与安季波夫的结合、别离、偶遇都缺乏小说描叙应有的逻辑铺垫与情节发展的规定性，显得仓促、突兀。拉拉与日瓦戈热恋中的最终别离很令读者费解，不知所措，似像天意，而对拉拉伤害甚深的科马罗夫斯基的突然出现以及她匆匆追随他的远东之行，也像是鬼使神差，让人有些不得要领。日瓦戈在瓦雷金诺的拉拉住处偶遇了一个叫西玛的女人，这个令他赞叹不已的“神学家、哲学家”俨然是个天外来客。作者通过这样的“偶然性”叙事，试图说明，生活不是按照人的理性设计的，一个又一个偶然的事件都是由偶然的机缘促成的。
此外，小说中，事件与事件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常常缺乏命运小说中通常应有的逻辑关联。日瓦戈以及其他不同人物的生命故事正是因为其偶然性，所以显得很真实，很寻常，也很人性。有批评家说，“在《日瓦戈医生》里，人是通过他的个人的单一性来表现的，他的生活不是用来说明历史事件，而是作为一场独特和奇异的冒险，是在人的知觉、本能、思想和精神反抗的现实中发生的”（斯洛宁241）。还有相当多的评论说，这是一部“哲理小说”，一部浸透了“宗教意识”的小说，此评价的正确性是对小说思想的形而上的意义而言的，并非就叙事对象来说的。小说描叙的对象不是社会的政治法理，不是理性的观念世界，而是具体可感的个体生命世界和生命之谜。作者要解析的是人的个体，人的生命之谜，他说，日瓦戈医生的人生“凝聚着我们竭力探索的巨变的秘密和生命之谜”（帕斯捷尔纳克471）。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中“个体叙事”的方法。《日瓦戈医生》不是书写20世纪俄罗斯革命的史诗，小说中零散、片段、模糊的，甚至一句话交代的关于俄国三次战争、三次革命的描叙根本构不成俄国社会历史的画卷。主人公日瓦戈，几个与他有着重要关系的女性冬妮娅、拉拉、马琳娜与革命活动几乎没有直接的关联。与革命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却是相对次要的人物，如安季波夫、科马罗夫斯基、戈尔东、杜多罗夫等。小说勾魂摄魄或令人唏嘘不已的不是人物在革命、战争中的经历，而是日瓦戈、拉拉、安季波夫等人的个人命运以及情感经历中的人伦纠葛。
小说作者采用的不是讲革命故事的方法，他用的是伦理故事的讲法。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有一种叙事声音——叙说革命的必然和消灭反革命的必要，其他声音都是为应和这一声音服务的，如《铁流》，《恰帕耶夫》，《苦难的历程》，《毁灭》等；而后者却是让小说中多个人讲故事，讲自己的或别人的故事，与革命有关或者无关的生活故事，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作者从各种人物讲述的故事中表达他的价值判断和伦理思想。
安季波夫的故事令读者震撼和唏嘘之处，不是他作为天才红军将领的功勋、业绩（实际上小说对此只有间接的，多通过其他人口中表述的介绍），而是他对待情感、生命、幸福的态度，是他波澜起伏的寻找生命价值的人生旅程。他真诚善良，天真率直，严于律己，意志坚定，是一个高尚的男人。他深爱着拉拉，这个工人子弟为了拉拉上了大学，又为了能与她在一起当了教师，拼命读书，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帮助她，最终也是因为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安季波夫结婚的当晚，得知了妻子曾经被科马罗夫斯基蹂躏的事实。拉拉的经历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让这个男人觉得生活在羞辱之中。他觉得必须离开家，离开妻子，到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去。于是，他怀着复仇的目的隐姓埋名，投身战场。也就是说，安季波夫不是出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不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是为了化解私人的痛苦才踏上革命之路的。如他自己所说，打仗是“以便为她（拉拉——笔者注）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444）。为摆脱个人的生命痛苦而起来干革命的情感伦理在苏联文学中可以说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
为了复仇，安季波夫全身心地打仗，杀人杀红了眼，甚至炮轰住着妻子、女儿的尤里亚金。但成了斯特列利尼科夫[15]的他很快便开始后悔所做的一切，他明白，“要想回到原先那种被中断了的生活，首先应该结束现在这种新生活”（247）。他最终发现，“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结果却是“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441）。从军后的六年里，对妻子、女儿之情始终是他的未了之情。他说，“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们跟前，看见她们的愿望啊！……现在只要能再见她们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444）。这是他在拉拉的心灵伴侣日瓦戈面前倾诉的衷肠，其情之切，其意之坚，可见一斑。六年后，他怀着对以往一切的记忆，包括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带着未能解脱的痛苦和新的精神创伤回头来寻找拉拉和女儿。情感伦理是塑造安季波夫这一人物的核心叙事伦理，也是最打动读者之处。
“斯特列利尼科夫”是革命的名字，他为爱国主义的革命献出了一切，但革命非但没有在他身上造就爱，反而还一度窒息了他的人性，是爱情与亲情拯救了他的人性与人伦。最终他以自己的道德意识做出了抉择，以自杀的壮烈形式否弃并彻底告别了革命“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439）。自由个体的叙事伦理激发的是个人的伦理感觉，一种独特的生命感受与情感。小说中也有不是因为个人的痛苦参加革命的人物，比如日瓦戈儿时的好友戈尔东与杜多罗夫。早年，他们用浪漫主义的道德理想来填充青春的激情，革命时代的道德理想对于他俩总是那么充满了吸引力，成年后丧失了鉴别能力的两个人仍把时代的道德理想当作自己的追求，最终时代吞噬了他们的生命个性，造就了他们的奴性人生。因此他们的一生都是在“那种昨天好、今天好、永远好、就是好的音乐当中度过的”（461）。日瓦戈说，“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13）。戈尔东与杜多罗夫经常与日瓦戈争论，他们对战争、革命、人性、道德、时代的看法截然不同。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杜多罗夫说，经过时代的洗礼，他最终“脑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461），而这些时代流行的烂熟的话语也深得戈尔东的赞赏。日瓦戈说，他们是把革命当作了“时代的精神天花板”，“不自由的人总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461—62）。戈尔东、杜多罗夫与日瓦戈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命态度和生活理念。他们的人生表明，唯时代话语是从，必然丢失生命的自我。在小说的尾声中，这两个知识分子即使有所醒，却始终没有能所悟，他们仍然准备“满怀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炉”，仍然做着以“英雄主义，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业的准备”。（484）政治文化、革命伦理、权力体制等形成的外在压抑成为两个人生存苦难与精神苦难的深层根源，他们两人也成为国家主义叙事的审视对象。
《日瓦戈医生》不是对旧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不是对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质疑，帕斯捷尔纳克甚至对区分白卫军与游击队谁是谁非的问题都没有兴趣。他只是试图以一种自由主义的伦理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的“真理”，以捍卫脆弱的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的权利。
昆德拉说，“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与专制的天地是不兼容的……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的小说的精神相苟同”（转引自刘小枫157—58）。在昆德拉看来，反“专制真理”的小说精神是现代小说自由伦理精神的本质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瓦戈医生》成为充满自由伦理精神的俄罗斯现代小说的典范。
小说描写的是只有战场、广场，没有家庭、个人容身之地的生存形态，呈现的是一种只有“人民”话语，没有个人话语的言语秩序，表达的是一种总体性人民公意的伦理。
日瓦戈发现，“人民的”真理、意志很可能是一个抽象的虚构，这不仅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而是远早于那个时代的道德话语。他说，“从那个时期（指凯撒大帝时期——笔者注）往后，这个名词只不过是个虚构，为的就是让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说时可以这样讲：人民，我的人民”（116）。“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总要有那么一种关于人民的话题，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满足大发善心的欲望……”（118）令日瓦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个民族的精神主宰不远远地甩开这种过分廉价的、举世闻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讥讽味道的智慧？为什么不肯冒险放弃自己的这项不可更改的职责，而像锅炉在巨大压力之下爆炸一样，把这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正在挣扎和受到残害的队伍释放出来？”（118）日瓦戈认为，“人民”这一名词的虚伪性在于历代统治者都以它作为幌子来实现并巩固其统治，实现对自由个体的挤兑和扼杀。
士兵帕姆菲尔是穷苦人家出身，听从了“人民的真理”，“不用宣传便刻骨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341）。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没完没了地随意杀人，他讲述说，“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342）。帕姆菲尔坚持暴力至上主义，导致他精神错乱，彻底丧失了人性。为了不让妻子、儿女在这场人民革命中受到伤害并减少自己内心的痛苦，他用斧子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而那把斧子正是几天前他替孩子们削木头做玩具时用的。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的（指帕姆菲尔这类人——笔者注）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游击队的首领和党的领袖们都很看重他”（341）。帕姆菲尔人性的沦丧，魔性的张扬无疑受到了阶级斗争专制真理的戕害。
人民不应该是一个总体，从“人民”中看到的应该是无数的个体。否则，为由每个个体组成的人民奋斗的口号便会成为统治者支配个体命运的托词。日瓦戈认为，自视为“民族公意”和“人民道德”化身的统治者主宰一切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应该把承认个体的道德选择及其差异视为国家生活的基础。他说，“希腊的哲人、罗马的圣贤和《旧约》的先知早就了解这个道理。……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118）。“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和对自由的宣传。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纪事，充满宇宙的空间”（398）。
与“人民真理”的专制伦理相反，作家通过日瓦戈所表达的生命理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生活才是真理”的伦理思想。这一思想不探求生命形而上的意义，不探求为伟大事业奋斗的人生，而是在生活、生命的本身寻找最原初、朴实的价值与意义。安季波夫与日瓦戈生存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一直在为他所认定的“正义的事业”战斗，而后者追求的是一种安宁、平静、质朴、真实的生活。帕斯捷尔纳克让前者失去了爱情，毁了家庭，错过了幸福，失落了人生，而让后者赢得了爱情，尝到了生命的快乐，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安宁。所以，日瓦戈总是说，“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275）。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孙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274），日瓦戈最为朴实、真切地把他对生活和生命真理的理解写在了札记中。他没有为自己设定伟大的事业和理想，对那些“变化无常的狂妄的呐喊和要求”（369）深恶痛绝，却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瞬间的真实，捕捉此刻的幸福，实现当下的快乐。“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砂锅汤”（282），《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朴实的诗句成了日瓦戈的生活理想。
“人生来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准备生活的”（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 346）——这是小说主人公日瓦戈医生始终坚持的一条生命原则。生活十分重要、神圣，但又十分复杂，因此他说，“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293）拉拉对此也感同身受，她认识到要“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123）。
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遵从苏联小说的主导性叙事伦理，没有屈从于一个时代的总体话语，他从小说叙事的“国家伦理”、“社会伦理”、“人民伦理”中突围出来，以自由个体的生命伦理叙写了一个个生命故事。作家没有让他笔下的人物用国家的道德伦理束缚自己的人生，而是尽情地让他们自我的生命在现实中恢复个体的真相。这样也就将他们个体的生命伦理化作了小说自由个体的叙事伦理。
刘再复先生指出，“文学是超越的，它的超越首先在于它是个人的。就是说，文学的超越视角首先是一种个人的视角”（97），“文学作品中的灵魂，归根结底，应当是个体的灵魂，也就是体现在每个生命个体身上的灵魂，而不是群体性的民族灵魂……文学更多地应当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灵魂本来天生是属于个人的”（导言VII）。学者刘小枫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说，“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喃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154—55）。个体叙事，个体伦理，个体视角是帕斯捷尔纳克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坚持的书写方式。他通过对主人公在集体性时代中的自由个体书写接续并发展了长期以来苏联文学中被边缘化的自由个体的叙事伦理，对苏联文学的叙事伦理传统有着重要的现代化更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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