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外省，有些屋子一眼望去就会使人心情受到影响，它们看起来像阴森森的修道院、萧索的野外和毫无生气的废墟。屋子里头死气沉沉的，如果不是街道上某个陌生人的脚步声兀地响起，或者窗口突然探出一张面无表情、僧人般的脸，空洞的目光冷冷地向外瞟去，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大约还以为这些是没有人居住的空屋子哩。
索漠城里有一所宅子，就具备了上述萧条惨淡的特征。那宅子在通向城堡的街道尽头，许是因为偏远，街道已经少有人走动了，尽管冬冷夏热，某些地方阴暗不堪，但这绝对称得上是极有特色的一条街道：石头路幽静古朴，窄窄的道路蜿蜒到城脚，带着浓厚的老城特色。
房子三百年了，结实的木结构和它别具一格的风格使这个城区受到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特别的关注。你走过这些古老的屋子，或许会看到古墙上的蓝色图案、被雨水侵蚀的房梁、日益模糊的木头雕花、门上钉着的粗大钉子。老门上刻上的那些年代不一的古老文字、家徽，几乎可以称作整个法兰西历史进程的缩影。这儿的店铺建得低矮，从外面看起来非常简陋，进去却幽深阴暗，没有什么摆设。这地窖式的潮湿屋子，只有靠大门的上半部分，透进几丝空气，三两阳光。里头的商品，都是些极普通的杂货，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眼球的玩意儿。
当你进门的时候，通常会看到一个白净漂亮的姑娘，立刻放下手头的编织活计，叫来她的父母亲招呼你，也许只是两个铜板的交易，也许是两万法郎的大买卖，也许热心极了，也许爱理不理，也许傲慢冷淡，也许平易近人，这都是运气，得看店主的脾气。
你或许会看到一个卖酒桶木材的商人，那人看起来不起眼，只坐在门口，和邻居们聊天，其实他对当地的葡萄收成好坏，以及受到影响的酒桶板材的卖价精明得很。这地方很适合种植葡萄，所以各种各样的人，像置田产的、木材商、旅店老板、船夫等等，都会种上一竿子。然而这地方也靠天吃饭，所以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太阳，就怕第二天一早起来见了冰冻，这无常的天，害得大家一会儿求雨，一会儿求暖，可风也怕，雨多了怕，不下雨更是担心得紧。总之，变幻无常的天气叫人的心情一会儿好，一会儿愁。这条街，算是索漠街的大马路了。“金子般的好天气！”对家家户户来说，这句话就意味着一个进账的好数目；“是啊，老天爷落金子咯！”邻居街坊都与他人说着这句话。因为他们都知道，一道阳光、一场雨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好处。所以如果是在晴朗周末的中午，连一个铜板的东西恐怕也难以买到，因为生意人都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头忙碌着，他们要抓住这好天气。他们在忙碌的时日里有着周全的计划，也有闲情逸致花个大半天在门口打哈欠，说长道短，窥探他人的私事。谁家的姑娘探一探头，绝没有办法不叫人瞧见。总之，人们的心思似乎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好比那些黑乎乎、阴森森的大宅院不得不见光一样。
在这儿，家家户户似乎都在外头生活，吃饭在外头，吵架拌嘴儿也在大街上，路过的人都得接受他们的打量和品头论足。从前，只要游子到外省，都会被大家拿来取笑一番，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在这条街道高处的老城区有许多老宅子，许多德高望重的体面人物住在这些宅子里，我们的故事中那所凄凉的老屋，就坐落在其间。顺着这条街道一路走去，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我们的主人公，葛朗台先生的府宅大门就藏在这凹处的中间。在这里，如果把一个人的家称作府宅，那这个人一定是极有分量的人物，如果你不知晓葛朗台先生，就不知道什么才称得上是极有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很有声望，但是没在这城里待久的人，自然不能完全知晓这其中的前因后果。葛朗台先生，有些同时代的老人还叫他葛朗台老头，然而这样叫的人越来越少了。葛朗台在年轻的时候，是个有钱的箍桶匠，认得字，能算术，当时政府在卖教会的地，那年他四十岁，娶了一个有钱木板商人的女儿，拿着自己的积蓄和妻子的陪嫁，凑了两千路易，跑到县政府去买地。他用岳父送的价值四百路易的金币贿赂了监督卖地、面相蛮横的官员，从而廉价地得到了区里头最好的葡萄园，外加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收租子的分种田。
这交易虽不公道，但也不违法。索漠城的公民们少有革命的反抗精神，他们把他看作敢作敢为的共和党人、激进新潮的爱国人士。其实，箍桶匠关注的不过是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葡萄园。接着上头任命他为索漠地区的行政委员，他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影响到了当地的政治和经济。譬如在政治上包庇过时的贵族阶层，千方百计保护那些流亡贵族的资产不被政府拍卖；经济上他承包了给军队的一两千桶白葡萄酒的供应，政府于是把原本预备拍卖的、属于女修道院的肥沃草场，当作报酬，划到了他的名下。
在拿破仑执政的年岁里，葛朗台当上了市长，他把地方治理得很好，当然，他自己的葡萄园照顾得更好。但到了拿破仑称帝的时候，葛朗台就不得不下台了，他成了个普通老百姓，原因很简单，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葛朗台丢掉市长的头衔，丝毫不感到惋惜。在他的任职期内，他已经“为民造福”：修了好几条从城里一直通到他们家乡下产业的马路，而他的庞大产业在登记的时候，只需要交极少的税。他们家的葡萄园靠着他精明的经营，成了当地的“尖儿。”“尖儿”在当地是个特殊的形容词，只形容能酿得极品好酒的葡萄园。
下台的那年是1806年，那年葛朗台五十七岁，他妻子三十六岁，他们的独生女儿十岁。
大概是老天爷体恤他丢了官，想给他一些安慰，这一年葛朗台接连得了三笔遗产，先是他岳母，接着是他妻子的外公，最后是他自个儿的外婆。三位老人生前都爱财如命，一辈子将钱积着攒着，只私下里观摩把玩。没有谁知道那是怎样庞大的数目。葛朗台因此得了新的贵族般的头衔，他成了城里头纳税最多的人物，他的产业可了不得，七十公顷大的葡萄园，遇着收成好的时候，可以酿得七八百桶酒，还有那十三处坐收其租的分种田，封存完好的修道院，以及八九十公顷的草场和上头1793年种下的白杨，外加他自己的宅院。
这些还只是他看得见的产业，至于他金钱的数目，大概只有两个人知晓。一个是替葛朗台放债的公证人，名叫克罗旭；另一个叫做格拉桑，是索漠城最有钱的银行家。葛朗台会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跟他们暗中合作，猛捞一笔。在这儿，要取得当地人的信任，非得秘密行事不可，这二人虽然行事机警，但旁观他们对葛朗台毕恭毕敬的态度，也想得到葛朗台先生的家底是何等雄厚了。索漠城里头，人人都相信葛朗台的府邸里藏着私人宝库，宝库里堆满了金路易，还传言他每逢夜半就跑到金库去查看那些金子，欣赏它们并从中得到无上的乐趣，眼里满是黄澄澄的金子的光。大凡靠投机发财的人，都能认出其他人眼睛里闪着的那种诡异的光，躲躲闪闪的、贪婪的、神秘莫测的光，好比同道的行话，一眼就能被“同道中人”认出来。
葛朗台从不欠别人人情，他是熟练的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好收成、坏收成、需要多少只桶，他都算得贼精准；外加投机的事业从不失手，就算在酒桶稀缺卖得比酒更贵的时候，他依然有酒桶出售，在酒的价格猛涨的时候，他却能沉得住气，直到每桶涨到两百法郎，而其他小地主却早在升到一百法郎之际，就按捺不住，脱手出去了。这么个人物当然能博得人们的尊重。1811那年人们记得可清楚：在商品稀缺之际，他将货全部囤积起来，再一点一滴地放出去，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猛虎，是只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地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似的钱袋，吞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静静地去睡觉，像一条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冷静、按部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
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打心底里敬佩、恐惧？索漠城里谁没尝过他利爪的滋味？难得哪天葛朗台先生的名字不被大伙儿提起，有些人甚至把葛朗台老头看做城里值得夸耀的一宝。不止一位开店的、做买卖的索漠人得意洋洋地向外地人吹嘘：“嘿，先生，要说百万富翁呢，咱们这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呐，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
1816年，索漠城里顶聪明的计算家做过估算，葛朗台家的地产大约价值个三四百万法郎，在1793到1817中间，平均每年的收入有十万法郎，照这般推算，他不动产的价值应该和现钱相差不远！因此每当闲人们又打完了一场牌，提到葛朗台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总会说上一句：“葛朗台老头吗？……总该有五六百万吧。”若是克罗旭或者格拉桑听到了，总不忘附上句：“你倒在行，我可从来都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如此大的一笔财产使这位财主的一切行为都笼罩在光环里。即使他的私生活有什么把柄，可以叫人来说闲话，这些把柄也因他殷实的家底消失得无踪影了。葛朗台的一举一动成为人们效仿的规范。他讲话、穿衣、行动，甚至是眨一眨眼，都成了当地的金科玉律，成了有含义的暗示；葛朗台先生的一切都被人们仔细地研究，终于发现即使是最细小的动作，也有深邃不可言传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头戴起皮手套来了，咱们该收葡萄了。”或者说：“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木桶板，今年的酒一定产得不少。”
葛朗台先生从不用买肉和面包，那些佃户自会每周给他送过来，鸡、黄油和小麦等等，用来抵租子钱。他把磨坊租了出去，租户除了要交租金，还要把麦子拿去磨好，再送来面粉和麸皮。偌大的宅子只雇了一个老妈子，人称大高个娜农。虽然上了年纪，但每个周末她还是会做够一家人吃的面包。租了他菜园子的菜农会被要求给他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里很充足，吃不完还能拿到市场上去卖。至于烧火取暖的木头，用的是田园四周的篱笆或是烂掉一半的老树，租户会把它们锯好甚至送到柴房里堆好，以巴结老头，讨个好脸色。至于老头儿的开支，大伙儿知道的，只有教堂里的圣餐、座位的费用、妻子女儿的衣物、家里的灯烛、娜农的工钱，外加给国家的税钱、庄园的打理钱和种植钱。最近他又买了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委托附近一个邻居照顾，答应给些补贴，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吃上了野味。
葛朗台的生活十分简单，话又少，通常只是低声讲话，讲简短、现成的句子。从他发迹的法国大革命时候起，高谈阔论成了时代的习惯，若是碰到夸夸其谈或者热议某个议题的时候，他都会变得结结巴巴，含糊其辞，弄得听者头昏脑涨、不知所云。像这样口齿不清、没有思想还毫无逻辑的表述，往往被人们认作是缺乏教育的结果，但这完全是老头子装出来的。在故事下面的情节中，就足以看明白。但凡面临什么生活或生意上的难题，他就会搬出四句像数学公式一样经久耐用的口诀，叫做：“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慢慢瞧吧。”
他从来不下“是”或者“不是”的断语，也从来不在纸上落下白字黑字的证据，别人跟他说话，他就右手托着下巴，肘弯支在左手背上，冷冷静静地听；一旦下定了决心，就休想叫他改变心意；就是再小的生意，也得在他心头盘算好久，直到酝酿成熟；对方的防守再严密，经过一番对话的较量，那自以为滴水不漏的话却早已经吐露得干干净净了。而葛朗台老头却说：“我还没和太太商量过，怎么能做决定呢。”
给他打压得如同奴隶般的妻子，就这样成了他生意上极好用的挡箭牌。
他从不去别人家里头，不去人家的饭局，也不请人家吃饭。他行动时很少发出声响，似乎什么都要省着用，包括动作。这样看来，在外头，他对人家的主权是相当尊重的，也不动人家东西；在家里头，尽管说话声音柔和轻细，却不免透露出箍桶匠的说话习气，大约是没有那么多顾忌的缘故。
葛朗台先生长什么样呢，这也许是初来者都好奇的。论体格，他身高五尺，胖得很，腿肚子足足有一尺宽，膝盖圆溜溜的像个大树头；宽肩圆脸大鼻头，脑门油得很，留着痘疤，上头满是褶皱，一堆堆隆起的肉显得很有意思；小眼睛细细的，透着冷酷的光，像条细长的蛇。不知深浅的青年人背地里拿葛朗台先生开玩笑，将他那黄里发黑的头发叫做金里掺银。这样一张脸看上去一副阴险狡猾的样子，从来不顾及感情的“公正”只是自私自利。葛朗台所有的感情除了在计较金钱中寻求愉悦，就是对女儿欧也妮的关切了。欧也妮作为他的独生女儿，是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整体看来，他的言谈举止，乃至走路姿态，一切习惯气性，都透露出长期以来生意场上形成的他自己的独特习惯。所以这个老头表面上看起来性情温和，其实是块难对付的硬骨头。至于他的装束，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模样：笨重的皮鞋，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毛料袜子，栗色粗呢短裤，黄褐色条绒背心，外头罩着件宽大的栗色外套，黑领带，阔边儿帽。
索漠城里头的居民，知道的也不过是以上这么多。
城里有资格出入他府邸的只有六人。前三位里头最重要的当属克罗旭先生的侄子。这位有为青年自从当上初级法庭的庭长以后，便在克罗旭的姓氏之后又加了一个“篷风”的姓氏，并极力抬高篷风这个姓氏的价值。如果哪位冒失的律师称他为“克罗旭先生”，那他就会在出庭之时后悔他的冒失了，相反，但凡是称“庭长先生”的，大多可以得到法官的庇佑。要是哪个马屁精称他为“篷风先生”，他定不会在脸上吝啬他的心花怒放。庭长先生今年三十二岁，有一处名为篷风的地产，每年有七千法郎进账；他还等着继承两位叔父的遗产，一位是克罗旭公证人，一位是克罗旭神甫，据说这两位都极其有钱。三位克罗旭有权势的亲故已多，再加上沾亲带故的亲戚，俨然结成一个私党，当然，如同大家族之间的派别之争，他们也有自己的对头。
格拉桑太太之所以总是很热心地陪葛朗台太太打牌，是为了她二十三岁的儿子，她多么希望她亲爱的阿道夫能和欧也妮小姐结婚。银行家格拉桑先生也不遗余力地协助太太的深谋远虑，对老头子暗中是极力相助，尤其是到了紧要关头。这三位格拉桑也有自己忠实的同盟和战友。
在克罗旭这头，神甫是当仁不让的智囊，外加当公证人的叔父从中协助，于是同银行家太太的竞争就变得激烈起来，他们都想得到欧也妮，以得到葛朗台家的大笔财产。于是，两家为争夺葛朗台小姐而进行的斗智斗勇，成了索漠城密切关注、津津乐道且永不过时的节目。大家议论纷纷，葛朗台小姐将来要嫁给谁呢？庭长先生还是银行家的儿子？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会摇摇头：恐怕两个都不会是。他们说，老箍桶匠如此野心，想找个贵族议员当女婿，就凭他一年三十万的收入当陪嫁，谁会在意他的老箍桶匠身份呢？另一些人就不同意了，他们说，格拉桑家可是有钱的贵族出身，阿道夫又年轻俊俏。除非葛朗台老头周围的求婚者们名单中有教皇的侄子，不然他有什么不满足的？毕竟老头儿是白手起家，谁没见过他亲自拿起斧子凿子干木匠活儿？更何况，他还是革命党人出身。那些老于世故的人会提醒你，克罗旭可是可以随时进出葛朗台府邸的人，而他的情敌只能在星期日受到招待。有的人认为，格拉桑太太和葛朗台家的女人走得近，是个吹耳边风的好机会，坚持不懈的日子久了，一定可以说动心软的葛朗台家的太太和姑娘。反驳的人会拿克罗旭神甫的花言巧语说事儿，认为正好可以和格拉桑太太相抗衡。女人和僧侣斗法，正相当呐。借用索漠城一位爱说俏皮话的人的话：
“他们各有手段，旗鼓相当！”
按照当地深谙内情的老人家的看法，像葛朗台老头这样精明的人，怎么会肥水流到外人田呢！他还有个极有钱的兄弟在巴黎，是个酒商，欧也妮恐怕是要嫁给他的。对于此，克罗旭和格拉桑两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反对。
“怎么可能，首先，这两兄弟三十年来几乎没有见面，再说了，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自己的儿子抱有相当大的期许，这位先生是巴黎某区的区长兼国会议员，还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根本没有把外省的箍桶匠葛朗台先生看成亲戚，他只想着同拿破仑信任的某个公爵联姻呢。”
方圆七八十里，哪怕是从一个镇子开往另一个镇子的车上，你都有可能听到关于这个掉进钱窝的独生女儿的谈话，任意窥测的好奇，实在是茶余饭后再好不过的事儿。
1818年初，有件事儿使得克罗旭阵营占了明显的上风，素以美丽的花园、田宅、河流、池塘、森林著称的，价值三百万法郎的法劳丰地产，由于房产的主人——年轻的法劳丰侯爵，急需大笔现钱，不得不忍痛出售这肥美的田产。侯爵的本意是将它们各自卖出，然而这想法却硬生生地被克罗旭家族及其党羽说客们给打消了。公证人告诉他，分块卖的后续麻烦很大，不知要跟那些竞标失败的主儿费多少口舌，打多少官司，才能拿到田价，还不如将整块地卖给葛朗台先生，他交易果断，又付现钱。这番奉劝竟打动了法劳丰先生，一块大好肥肉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送到了葛朗台的嘴巴里，给老头儿捡了个大便宜。
处理完田产的事儿，葛朗台先生搭着人家回乡的顺风车去别的田庄上视察。他以主人的心眼仔细算了算，觉得这次投资足足有五厘利，于是决定把自己的资产和这次买下法劳丰先生的庄园合并在一起，把他的森林里的木头一齐砍下，然后和草原上的白杨一块儿，统统拿去卖掉。
现在，你大概知道葛朗台先生的府邸这个称谓的分量了吧。尽管那房子看起来晦暗、阴森、静寂，又坐落在坍圮的城脚，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让我们再把眼光投射到葛朗台先生的这所有象征意义的宅子上。正门和大门框用的是洛河河岸特产的一种白石，用灰凝土砌成，这石头质地松软，被严寒与酷暑打磨得千疮百孔，柱头、门洞、门顶，都出现了无数奇怪的洞眼，如同虫蛀。门顶上头是象征着四季的浮雕，可惜“四季”早已被腐蚀。浮雕上面有一块石板，石板上的丝丝裂缝里野草长得到处都是，还有黄色的苦菊、野牵牛花、车前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大门是用独幅的橡木做的，却没有保养，四处都开裂了，虽然看上去弱不禁风，但其实很厚实，因为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支撑着。大门的中央，有个铁栅栏，铁条锈得发红，排列得极为紧致，这小铁栅，本是在战争时期屋内人用来窥伺来客的，如今却给了爱张望的人一个满足好奇心的机会。透过铁栅，可以望见阴森幽绿的拱洞，拱顶的尽头是几级七零八落的台阶，通往花园。那些凌乱的、了无生气的杂树，衬托着厚实潮湿的围墙，竟生出了一种趣味。从拱顶走进，就可以看到客厅，客厅的重要性是小城市的那些居民们所不能体会的，它要担负起客厅、书房、上房、饭厅的多重职责，是家里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大家共用的起居室。葛朗台一年两次的理发在这里，佃户、神甫、磨坊伙计每每登门，也在这屋里头。客厅楼下最重要的一间，屋子里铺着木板，有两扇临街的窗，四壁是灰色的护壁板，连顶上的梁木也漆成灰色。屋内还有个壁炉架，架上立着镜子、黄钟和玫瑰花瓣形的灯芯盘。坐椅是古老的，花面的绸子颜色褪干净了，到处都打着补丁，隐约可见拉封丹的寓言画，然而人物已辨认不清。屋子的四角摆放着三角的酒橱，顶层的隔板上全是油腻，零星的小物散落其间。壁炉架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两张水粉肖像画，其中一张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另一张是位已故的夫人，挽着个古香古色的发髻。窗帘是红色的粗布，两边由大坠子的黄丝带吊起，略显压抑却也十分大气，带着镜框、座钟、花绸面的家具和红木酒橱等等，奢华的格调同葛朗台惯有的格调看起来不那么协调，但那是因为这些摆设是买进时就已有的了。
窗户边上离门最近的地方，有一把放着草垫的椅子，椅子底下用垫板垫高了，使得葛朗台太太坐着就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窗户下边是一张褪了色的针线桌，把窗洞的空间填得满满的，欧也妮·葛朗台常坐的小椅子就在这针线桌边上。
十五年来，从四月到十一月，这里是母女俩日日做女红消磨时日的地方，伴着永远做不完的针线。直到十一月初一，她们才终于能够搬回壁炉边上，因为只有到那一天，葛朗台老头才会答应生起壁炉里的火。火到第二年的三月三十一日就要熄掉，从不顾秋凉早生和春寒未消的冷意。四月和十月的冷日，娜农总会想办法从厨房的炉火堂里弄出些她设法保留下来的木炭，放进脚炉，好给太太和小姐挡些早晚的寒气。
全家内衣、披服全由这两人承担了去，整天操劳如同女工，少有闲暇，如果欧也妮想为母亲缝一条挑花领，那也只有分出自己的睡眠时间，还得想出借口从父亲那里骗来蜡烛。多年来女儿和娜农用的蜡烛都是吝啬鬼按量亲自分配，就像每天早上分配面包和其他食物一样。
高个子娜农大约是天下唯一能够忍受如此苛刻专制主人的佣人了。索漠城的居民们都羡慕葛朗台夫妇能雇上这样一个老妈子。大家都叫她大高个娜农，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娜农在葛朗台家呆了三十五年，虽然一年的薪水只有六十法郎，大家却都认为她是索漠城里最有钱的女仆，一年六十法郎，积累了三十五年，公证人克罗旭那里认可的终身年金居然有四千法郎之多，哪个女佣看到这个六十来岁的老妈子不用再担心晚年无靠，都眼红得很，却没有想过这是人家在葛朗台家做牛做马、忍受驱使、用大半辈子的青春年华换来的。
二十二岁的时候，这姑娘没有人要，只是因为她那张丑得令人有点儿害怕的脸。其实这样说有点不公正，倘若将她的脸安放在榴弹兵的脖子上，恐怕还要受人称道呢。可惜，据说什么都得有个相般配的问题。她本替农家放牛，无奈农家遭了火灾，丢了饭碗之后，她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一个人进城来了。
那时正逢葛朗台要自立门户，考虑结婚事宜，他发现了这四处碰壁的女孩子，依照葛朗台老箍桶匠的眼光，这姑娘有好体力是不会错的。她生着大力士的体格，往那儿一站如同一棵生了六十年的橡树，膀粗腰圆，后背四方，一双大手像个赶大车的，诚实的品德如同她的贞洁一样纯净，在这样一个没有心机的女人身上可以榨取多少利益，葛朗台心里的算盘可是打得一清二楚。尽管娜农男人般雄赳赳的脸上满是疣子，皮肤红得像刚出窑的砖，手上青筋暴起，一身褴褛衣衫，却并没有吓退葛朗台雇用她的心思，他给这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食宿、工钱，又不过分粗暴地使唤她。大高个娜农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快活地偷偷掉了泪，自然她之后会抱着一片忠心服侍葛朗台。而葛朗台也拿她当家奴一般地利用而不动声色。娜农几乎承担了一切家务活，做饭，蒸煮食物，把衣服拿去河边洗，再肩挑回来。每天几乎是天不亮就起床，深夜方睡下。遇到收获的季节，所有短工的膳食都由她来负责，除此之外，还得帮着看管场地，连短工们在地上捡一颗葡萄也是不允许的。总之，她像一条服帖的狗一样服侍着主人和他的财产，对主人膜拜得五体投地，对于他那些荒谬绝伦的念头也一一照办不误。1811年的秋收特别辛苦，那已经是娜农打理这个家的二十个年头，葛朗台才破天荒地赏了她一只旧表，那是她拿到的唯一可称得上礼物的东西。虽然他一向把旧了的鞋子给她穿（而她也正好合脚），但穿了三个月的鞋，已经是破烂不堪的了，怎么也不能叫礼物吧。可怜的姑娘因为长期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所以也变得吝啬万分，终于使得葛朗台像喜欢一条狗一样喜欢她，娜农也乐意戴上主人赐予的项圈，连项圈上的刺，也扎不疼她了。
如果葛朗台将分发的面包切得太薄，她也不会抱怨，反而高兴地觉得这是对饮食的节制，对健康好，这倒是，因为这家人从来没有闹过病。如今，娜农早已和主人家打成一片，葛朗台笑，她也笑，葛朗台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儿，她也跟着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儿。这种不分彼此的平等，还不算人生甜蜜的补偿吗？倘若是她在树下吃些杏呀，桃呀，枣子的，主人也从来不怪。有些年份收成多，卖不掉，佃户们拿了去喂猪，葛朗台还会很体贴地对娜农说，“多吃些，娜农，尽管吃。”
这穷苦的乡下女孩子，一向受尽嘲笑和凌辱，如今有了这样一方安身的地儿，还是因为人家的善心，因此虽然葛朗台有猜不透意思的笑，她也抱有十足的感激，简直如同灿烂阳光。而娜农心地善良，头脑简单，只有一个心眼，心里头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三十五年来，那个场景在她的脑海中回旋不去，她看到自己作为一个没有人要的丑丫头，站在葛朗台先生的工场前，赤着脚，穿着破旧衣裳，听见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好孩子？”她的心中永是感激。
有几次葛朗台想，这可怜虫从没听过一句美妙的奉承话，也没有享用过女人因为她天生的特权所获得的温情和特权，将来被召到上帝跟前时，会比圣母玛利亚还要圣洁。想到这里，葛朗台老头竟也会动怜悯之心，望着她，不禁说句：“可怜的娜农！”
老佣人听了，总是用一瞥难以形容的目光，算作回答。这友善的感叹时不时发出来，久了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友谊之链，每多说一遍，这锁链就多增加一环，随着年岁的推移，越发牢靠了。葛朗台内心深处好不容易生出来的怜悯，不知为什么总透着一种可怕的气息，虽然叫老姑娘活在深深的满足和感激之中。这种吝啬鬼特有的残忍的怜悯，对于葛朗台而言，不过是唤醒了自己因怜悯而生的种种快感，在娜农看来却是人生的全部幸福。“可怜的娜农！”这句话谁不会说？但只有那说话时的语气腔调，和语气间高深莫测的感慨，才能使上帝认出真正的慈悲者吧。
索漠城有许多家庭对待佣人比葛朗台家好得多，但佣人对主人却仍有许多不满。于是下面这样的议论不知怎么就流传开了：
“葛朗台对大高个娜农不知下的什么功夫，她竟会这样忠心？简直肯为他们赴汤蹈火！”
厨房的窗正对着院子，窗上装有铁栅，整整齐齐，冷冷冰冰，名副其实的守财奴灶房，干净空荡，没一点儿东西被糟蹋掉的可能。娜农晚上将碗洗完了，收拾好剩菜，将灶火熄了，就到与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屋子里，坐在主人们的边上，纺自己的麻。这样，一晚上一支蜡烛就够用了。老佣人睡在过道尽头的小黑屋子里，只有墙洞会漏进来一些光线。亏她身板结实，躺在这么个狭小的黑窟窿里居然毫无亏损。在这里，她可以听见安静的夜晚里屋子里的任何响动，如同一条看家狗。她竖着耳朵睡觉，一边休息一边保持着守夜人得警觉。
至于屋子里的其他部分，则等故事讲到那儿时再描述吧。整个家里最“富丽堂皇”的客厅尚且如此，楼上的寒碜就可想而知了。
1819年的秋天温暖可喜，直到十一月中旬的某天娜农才第一次把火生起来。那一天是克罗旭和格拉桑两家都不会忘怀的一天，两个整营六位人马，全副武装地来到葛朗台家，预备一展高下，看谁更能博得葛朗台先生的欢心。
一大早，人们看到葛朗台太太和小姐去教堂做弥撒，后头跟着娜农，于是大家都明白过来今儿是葛朗台小姐的生日。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神甫、篷风先生，他们仨算准了葛朗台家晚餐完毕的时间，抢在格拉桑一家之前，急急地赶来，给葛朗台小姐庆祝生日，捧着从自家小花园里摘来的大束鲜花，庭长那束，尤其别出心裁地系着白绸子，金色的流苏垂下来，分外打眼。
每逢欧也妮的生日和命名日，葛朗台都会一早来到女儿床边，郑重其事地递上作为父亲的礼物，那是一枚平日里十分稀罕的金币，十三年来从没变过。葛朗台太太一般会送给女儿一件衣裳，冬天或者夏天穿的，这要看送时候的节日。这样，一两件连衣裙，外加父亲元旦和节日送她的金币，她每年小小的收入大约有五六百法郎。看到女儿默默地将它们积攒起来，葛朗台很是高兴，这像是将钱币从一只钱袋挪到了另一只钱袋，又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女儿的吝啬。他时不时盘问女儿财产的总数，这里头还有一笔钱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婆留给重外孙女的。每逢这时他总会说上一句：
“这个是你出嫁时候陪嫁的压箱钱！”
压箱钱是法国古老的习俗，中部某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习惯，譬如在裴里、安育一带，姑娘出嫁时候，娘家或者婆家总要给她一笔钱，金币或银币，十二枚，或者一百四十四枚，或者一千二百枚，这要看家庭状况。即使是最贫寒的牧羊女出嫁，也得有压箱钱，哪怕是拿铜钱充数也是好的。听说在伊苏登地方，有个富家独生女出嫁，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吃晚餐的时候，父亲看到欧也妮穿了一身美妙合身的新衣裳，十分高兴地嚷道：
“既然今天是姑娘的生日，那咱们今天就生火，暖和暖和，取个吉利！”
高个子娜农一边端起箍桶匠家少有的稀罕物——餐桌吃剩下的鹅，一边说：
“今年小姐定要有喜事，要结婚啦。”
“索漠城里恐怕是没有配得起她的人呢。”葛朗台太太轻轻地接了句口，她一向害怕丈夫，胆怯地望了葛朗台先生一眼。到了这样的年纪，凡事却还要看脸色，小心翼翼地说话，足见她对丈夫的威严，是服从惯了的。
“这孩子，今天过了二十三岁，是到了该操心的年纪。”葛朗台打量着女儿，快活地叫道。
欧也妮和母亲对望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葛朗台太太是个清瘦干枯的女人，皮肤蜡黄，像是木瓜皮，举止迟缓笨拙，如同那些生来就受到各种压迫的女人。大骨骼、大鼻子、大额角、大眼睛，一眼望去，如同很大却没有汁水、味同嚼蜡的干瘦果子。发黑的牙齿所剩无几，唇间唇外全是褶皱，下巴干瘦，翘得像只木底靴。可是就这样一个女人，为人处世却是极好的，带着旧有的大家风度。克罗旭神甫经常暗示她，说她当年长得是如何漂亮，她居然也就信着。她的性情像天使一般柔和温婉，如同调皮孩童的手上任人摆布的昆虫，带着少有的虔诚和不会被扰乱的平和心境，如同一汪柔弱但平稳的水。因为她完全的好心，索漠城里没有人不敬重她，喜爱她。
丈夫给的零用钱，没有哪次超过六法郎，虽然相貌不那么可人，但是作为陪嫁和遗产带给葛朗台老头的收入确是相当的可观，足有三十多万法郎。即使是这样，她却从心底里自卑，面对丈夫，依然诚惶诚恐，如同寄人篱下；骨子里的柔和叫她这样的奴性仿佛天生。她从不像葛朗台讨要哪怕一个铜板，也没有对公证人克罗旭叫她签署的文件表达过任何异议。驱使这个女人的，是一声不吭，是骨子里的傲气，以及葛朗台永远不会了解的，不仅不会了解还任意利用和伤害的宽阔心胸。
如果你说对葛朗台太太的整体印象，那一定是一件绿绸衫，终年的绿绸衫，外加一条黑色的纱质围裙，一条棉料的白色围巾和一顶草帽。葛朗台太太即使是对待鞋子也十分爱惜，从不轻易出门，所以很少穿。总之，她很少为自己考虑，很少开口要什么。
有时候，葛朗台老头会想起自己似乎好久都不曾给太太零用钱了，上次给的六法郎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觉着过意不去，便会良心发现似的，在当年出售的契约中附加一条，大意是要买主交付额外的部分给太太。那些向葛朗台先生买酒的荷兰或者比利时商人，总不免破费上百法郎，这笔款子成了葛朗台夫人一年之内最为可观的进账。
然而当她一旦拿到进款，葛朗台便会变着法儿向她借钱，可怜的妻子总不会拒绝丈夫的请求，甚至还很快活，这大约是听久了忏悔师的话，说丈夫是女人的主人的缘故吧。于是每每二话不说地便给了他，一个冬季下来，额外的收入又少了。
葛朗台每月付完了日常零用、缝补针线、女儿衣着等等的五法郎之后，都要照例问一句夫人：
“你呢，孩子她妈，你想要点什么吗？”
“呀，那些啊，以后再说吧。”葛朗台太太答道，她感到一种作为母亲的尊严。
真是白费的崇高啊！葛朗台先生还自以为对太太慷慨得很呢。假使给哲学家碰上了娜农、葛朗台太太、欧也妮小姐这般人物，是不是会揣测上帝那爱开玩笑的本性呢？那天晚饭后，家里人第一次提到了葛朗台的婚事，娜农跑到楼上葛朗台先生房里，去取一瓶果子酒，下来时几乎跌了一大跤。
“这蠢东西！”葛朗台先生骂了句，“你也是会栽跟头的吗？”
“啊呀，我说先生，是这楼梯的问题呀。”
“我想是，”葛朗台太太接口说，“真该修修了，这楼梯。昨儿晚上，欧也妮也差点儿从上头摔下来，差些扭了脚。”
见娜农脸色苍白，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葛朗台先生便说：“过来吧，今儿是欧也妮的生日，你也差点儿跌了一跤，就来喝一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真是，这可是我拿命换来的酒呢！换了别人，早摔碎了，哪像我，哪怕扭断了脖子，酒也是要保护好，举得高高的，不能破的呵！”
“可怜的娜农！”葛朗台一边说一边给她倒了一杯酒。
“可跌得哪儿痛了？”欧也妮关切地问。
“没有，我腰一挺就站住了。”
“行啦行啦，既然今儿是欧也妮的生日，我来替你们修阶梯吧！你们这些人，就知道捡不稳的地方落脚。”
葛朗台拿走了烛台，到烤面包的小间里去找木板、钉子和修补的工具。瞬间，太太、女儿和娜农就被包围在只有踊跃跳动的火苗的黑暗里。娜农听到楼梯上砰砰的敲击声，循声而问：“要帮忙不？”
“不用，不用！这事我能对付。”老箍桶匠回答道。
葛朗台一边修着被虫蛀坏的楼梯，一边回忆起少年时候的经历，几乎要自在地吹起口哨来。正在这时，三位克罗旭的敲门声响起来了。
“是克罗旭先生？”娜农凑近铁栅瞅了瞅。
“是我是我。”庭长回答道。
娜农打开大门，壁炉的火勉强能照清拱门，三位克罗旭总算能看清大厅的门口。娜农嗅到花香，叫起来：“啊，你们是祝贺小姐的生日来的！”
“对不住呐，诸位。”葛朗台听出了客人们的动静，顺着声音喊道，“马上就到！不怕你们见笑，我在修咱们家坏了的楼梯呐！”
“不忙，不忙，煤炭匠在家，大小是个（市）长。”那“长”拖得老长，大有隐喻意。庭长引经据典地说完，独自笑开了，却没有其他人反应过来这是暗地里奉承葛朗台当过市长之意。
葛朗台母女起身迎客，庭长趁着屋子里黯淡无光，大着胆子捧着花，悄悄地对欧也妮说：“请允许我，小姐，在您的生日，祝福您年年快乐，岁岁健康！”
接着献上花，那可是索漠城少见的品种，抓起独生女的手臂，将她脖子两边各亲了一口，那洋洋自得的神色，那自以为是的巴结，弄得欧也妮害臊不已，他像一枚生锈的大钉子，还以为这就叫求爱。
“啊，庭长先生，您在这里，不要拘束。”葛朗台走进来，说道，“就像和您平常过节一样，要高高兴兴的！”
克罗旭神甫捧着他的鲜花，见缝插针地说了句：“和令爱在一块儿，我那侄子觉得天天是过节呢。”
说完，神甫吻了吻欧也妮的手，公证人克罗旭却老实不客气地亲了姑娘的脸颊，说：“哎，岁月催人老，又是一年过去了！”
葛朗台将蜡烛放回了座钟前，笑着说：“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就叫这厅堂大放光芒吧！”
他小心翼翼地将另一根蜡烛点上，走到太太身边坐下，借着两支蜡烛的光，将来访者，顺带连着女儿和蜡烛，都一一打量个遍。克罗旭神甫生得矮墩墩的，又胖，浑身上下都是肉，茶红色的假发，活像个赌场里的老太太。他把套着银搭扣的鞋往前一伸，问道：“格拉桑家的没来吗？”
“还没。”葛朗台回答道。
“他们会来吗？”老公证人做了个鬼脸，立刻，那布满麻坑的脸形成了一个漏勺。
“我想会来的。”葛朗台太太说。
“府上的葡萄收完了吗？”篷风庭长开始有意无意地打听了。
“全收完了！”葛朗台老头一边说，一边在客厅踱起步来，那胸脯一挺的精神气儿，和“全收完了”四个字一样志得意满。
娜农有意不打扰主人们过节，便端着蜡烛，一个人跑到过道上，纺起纱来，被老头从过道的门缝里一眼看到，葛朗台跑过来大声嘟囔起来：“娜农，你是嫌屋里太小坐不下吗？你就不能熄了蜡烛，上我们这来？”
“可是先生……您屋里有贵客呀。”
“那又怎样？你和他们一样，不都是上帝的造物吗？”
葛朗台又回到庭长旁边，继续谈话，问起：“你这儿的收成可都卖出去了？”
“还没呢。老实说，我不想这么早就脱手，现在的酒固然好，可是过两年大概销路会更好。您看，大家都发誓要坚持公议的价格，那些比利时人这次休想占咱们便宜了，不想买也得买。这回不来，下次还是要来的。”
“不错不错，可是咱们要齐心。”葛朗台先生神秘莫测的语调，叫克罗旭打了个寒噤。
“他会不会和他们暗中谈判呐？”庭长心里可没底。
这时大门又响起了金属的撞击声，传来消息说是格拉桑一家来了。葛朗台太太和神甫刚接上的话头，只好暂且搁置一边。
格拉桑太太是那种短小活泼的女人，身材矮胖，皮肤白里泛红，已年过四十却显得十分年轻，这要感谢她一直过着修道院般的节制生活。这样的女人如同开放至迟暮时节的玫瑰，远观有种难以言语的舒坦味道，花瓣却带着令人难以接近的孤冷，和若有若无的香气。她的穿着相当讲究，一身巴黎行头，索漠城里的时装风尚都以她为标杆，另外，她还经常在家里举行晚会。
她的丈夫是个军人，在拿破仑的近卫军中当过连长，后来因为在一次战役中受了重伤退役了，所以，这位先生对葛朗台虽然尊敬，但不卑不亢，不失军人风度，是位直爽之人。
“您好，葛朗台。”格拉桑先生边说着边向葡萄园主伸出手来，那强大的、军人特有的气场似乎一下子压倒了克罗旭一派。向葛朗台太太行过礼之后，他又转向了欧也妮，“小姐，您生得这样美，又被教养得这般娴雅，我简直想不出奉承您的话了。”接着，他从随从手里取了小礼盒，送给欧也妮，盒子里装着一只好望角的铁树，这种花近来才传到欧洲，非常罕见。
格拉桑太太非常热烈地拥抱了欧也妮，握着她的手说：“这是我的一点儿小意思，叫阿道夫献给你吧！”
一个身材高大，头发金黄的青年，走到欧也妮跟前，吻了吻她的两颊，递给她一只镀了金的针线盒。盒子看上去十分讲究，细节也处理得颇为精致，盒面上用哥特式的字体刻上了代表欧也妮姓名的两个字母，这只看起来很有档次的盒子，实际上不过是件赝品。这位青年脸色苍白，举止纤弱但相当文雅，却是位在巴黎念法律、除食宿之外开销过万的高材生。
欧也妮打开盒子，一阵意外地快乐侵袭了她，那是叫所有少女脸红、轻颤、爱不释手的快乐。她望着父亲，似乎在请求父亲的同意，葛朗台先生那句“收下吧，我的孩子！”强劲有力的语调简直有叫一位演员一夜成名的魄力。
这样贵重精美的礼物，可怜的姑娘还是头一遭看见，那股心花怒放的快活劲儿，使她一直使劲盯着阿道夫看，这不得不叫三位克罗旭目瞪口呆。格拉桑先生不紧不慢地掏出鼻烟壶，先分些给葛朗台，自己也凑近嗅了一嗅，将那落到他荣誉勋章绶带上的烟草末抖了一抖，转而将眼皮抬上去，瞥了克罗旭一瞥，那得意的神情仿佛在说，“嘿，瞧我这一手！”
格拉桑太太就好像是故意装糊涂似的，装作寻找三位克罗旭的礼物，当她的眼睛落在那蓝花瓶上，还用那嘲讽的眼神，好好将那鲜花打量了一番。在这微妙的竞赛中，克罗旭神甫突然离开众人，径自和葛朗台踱到客厅的另一边，在离格拉桑最远的窗台，凑着葛朗台的耳朵说：“这帮人，简直是将钱往窗户外头扔。”
“这有什么，反正是扔进我的地窖里了。”葛朗台答道。
“您的女儿，要什么没有，就是金剪子也打得起呢。”神甫说。
“金剪子还不是什么稀罕物，我给她的，比金剪子还要名贵。”
“哎，我那宝贝侄儿，真是笨得很呐，怎么就想不出讨人喜欢的花招呢。”神甫望着懊恼的克罗旭庭长暗暗想到。只见他的脸涨得通红，要成猪肝色了，和乱蓬蓬的头发交相辉映，显得愈加难看。
这时，格拉桑太太叫起来：“我们来陪您玩牌如何，葛朗台太太？”
“好不容易这么多人，够开两桌了都。”太太思忖着。
“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咱们不妨来个摸彩的游戏，叫两个孩子也参与进来。”老箍桶匠说着，边指了指欧也妮和阿道夫，他自己是向来什么游戏也不参加的，边招呼着，“娜农来，过来摆桌子。”
“我们也来帮忙，娜农。”格拉桑太太很快活地起身，她因为博得了欧也妮的欢心，快活得不得了。
“我这辈子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天真的独生女儿告诉她。
“那可是阿道夫在巴黎，给你亲自挑的呐。”格拉桑凑近了，咬着耳朵对她说。
“哼，灌你的迷魂汤吧，诡计多端的鬼婆娘！”庭长恨恨地在心里说道，“有朝一日你家要是有什么官司落到我的手里，你、你丈夫或者其他人的，叫你们好看！”
公证人克罗旭在一旁冷眼瞅着，神情自若地望着神甫，心想：“格拉桑家真是白费心机，以为一只小小的盒子可以打动葛朗台老头的心？我的家产，加上兄弟、侄子的，有一百一十万之多，他们不过抵得上一半，何况自己家还有个女儿要等着嫁出去！哼，爱送礼就尽管送吧，总有一天，所有的这些，都要落到我们手里。”
八点半钟，两张牌桌布置好了，俊俏灵光的格拉桑太太居然有本事将儿子安排在欧也妮旁边。每人拿着一块标有数字的花纸版和蓝色玻璃骰子，开始玩。表面上大家都在嘻嘻哈哈地听老公证人开玩笑。他每摸一颗骰子，念个数字，总要开个玩笑，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各怀鬼胎，没有一刻忘记那笔浩荡的财产。你们看他们外表自如淡然，心里面想的全都是钱，钱，钱。
老箍桶匠暗地里将他们挨个儿打量过去，时髦扮相的格拉桑太太、她威武的银行家先生，还有阿道夫、庭长、神甫、公证人……心里哂笑道：“哼，他们，他们就看中了我的钱，为了钱在我女儿面前百般示好，百般受罪。我的女儿，休想！他们只配做我钓大鱼的铁钩钩！”
发灰的老客厅，两支蜡烛闪烁着幽光，居然也算有了家庭的风味，娜农的纺纱声吱吱呀呀，无意间成了众人欢笑的伴奏，可是在这此起彼伏的笑声里，唯有欧也妮和葛朗台夫人发出的是真诚的声音，其他人狭隘的心胸都拨着利益的大算盘，哪有心分给真诚呢。这位年轻纯洁的姑娘，还以为大家都是真心实意地对她，不知那些体贴、奉承，都只是圈套，仿佛一只笼子里的金丝雀，怎么会知道大家正为她标着虚高的价，争相下注呢。这样一来，那天晚上的一幕幕便令人觉得相当可笑又可悲。这古往今来，原本只在剧院里上演的剧目，竟在家门里，得到了最露骨地表演。而葛朗台先生，正是这一幕的统领者，两家虚情假意地谄媚，他看得清清楚楚，却不动声色，只一把将好处全捞进自己的口袋里。你瞧瞧他冷峻又略带轻蔑的脸，不就像那现代人信奉的万能上帝，掌控着法力无边的金钱的万能上帝吗？
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居最不抵用的位置，它只能叫娜农、欧也妮母女心生荡漾。而且，她们之所以还能保有那么一点儿天真，也是因为蒙在鼓里的缘故！葛朗台老头的财产规模，母女俩是全无概念的，她们对于人生的想法，往往只是一些渺远而模糊的概念。对于金钱，她们既不看重也不轻蔑，因为一向不大用得到。她们的情感虽然在这久日的不公平对待中受了伤害，可却依旧强烈，那是她们生命的本真，这使得她们在这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中间显得尤为高尚峻拔。人的处境是多么的可怖啊，幸福的条件竟然是无知。
葛朗台太太中了十六个铜子的彩头，在这间客厅算是破天荒的大彩了，大高个娜农看到如此多的钱进了口袋，不由得喜笑颜开，正当此时，大门“咚”的一声巨响，吓得各位太太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这样敲的，绝不是本地人。”公证人克罗旭说。
“哪有这样敲法的！”娜农气呼呼地说，“这是想要砸破大门嘛！”
“哪个混账东西！”葛朗台嘀咕着，骂了一句。
娜农气鼓鼓地从两支蜡烛中拿了一支，去应门，葛朗台在她身后。
“葛朗台！葛朗台！”他的太太突然莫名地感到害怕，追上去喊到。
留下牌桌上其他人面面相觑。
“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格拉桑建议到，“听这敲门声，恐怕来者不善呐。”
这时，格拉桑隐约看到一个青年模样的男子，后头跟着驿站的脚夫，脚夫手中提了两只奇大无比的箱子，几个铺盖，正要跨进大门，这时葛朗台老头突然转过身对太太说：“你们玩你们的，我去招待下客人。”
说完就从外头拉上了客厅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客人们于是又都回到了原位，却没有继续抓彩。格拉桑太太赶忙问她丈夫：“是索漠城里头的人不是？”
“不，外地来的。”
“那便是巴黎来的了。”公证人克罗旭从怀里掏出一只长得像荷兰战舰的老表，瞅了一眼，说：“不错！正九点。该死的，交通局的驿车从不晚点。”
“那是位年轻人吧？”克罗旭神甫问。
“嗯，看起来挺年轻的，”格拉桑答道，“至少带了三百斤重的行李来。”
“娜农怎么还不进来？”欧也妮问。
“准是您家什么亲戚。”庭长插了句嘴。
“来来来，咱们玩咱们的。”葛朗台太太轻声说道，“听葛朗台先生说话的口气，像是不怎么乐意似的，倘若再这样议论下去，他一定会不高兴的。”
“小姐，”阿道夫对坐在身边的姑娘说，“一定是您的葛朗台堂弟！还是位挺漂亮的青年呢，我在纽沁根家的舞会上见过他……”话没说完，被他母亲狠狠踩了一脚，大声提醒他快拿出两个铜子下注吧。之后咬着他的耳朵说：“你傻呀，尽多嘴！”
这时候葛朗台推门走了进来，跟在葛朗台先生后头的，是大家纷纷猜测的那位神秘的年轻人，与此同时，大家听到娜农和脚夫在楼梯间咚咚的脚步声。几分钟前，大家都被这位不速之客刺激得精神十足，谁都想探个究竟。所以他突然地来到这群人中间，好比一只孔雀闯入了乡下昏暗的养鸡场，或是一只蜗牛掉进了蜂房。
“来壁炉边上坐吧。”葛朗台招呼他。
年轻人在就座以前，礼貌地向在场的各位客气地鞠了个躬，男士们起身还礼，女士们则深深地向前俯了俯。
“你冷吗，先生？”葛朗台太太关切地问，“你大概是从……”
正在读信的葛朗台先生抬起眼皮，立马打断妻子的话，“婆婆妈妈的，叫他歇口气先。”
“可是父亲，可能客人需要什么呢。”欧也妮回了句。
“他自己会开口。”老头儿厉声回应，充满了不耐烦的神色。
这样的场景大约只有这位初来乍到的生客觉着奇怪，其他人早习惯葛朗台老头的霸道了。客人听了这两句问答，不由得起身，一面背对着壁炉，踮起一只脚烤鞋底，一面对欧也妮温声说：“堂姐，谢谢你，我在图尔吃过晚饭了。”又掉过头对葛朗台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一点儿也不累。”
“这位先生，您是从巴黎来的吧？”格拉桑太太问。
夏尔（这是巴黎葛朗台先生儿子的名字）听到有人问话，拿起挂在脖子上头用金链子挂着的眼镜，凑在右眼上，望了望桌上的东西，又看了看桌子周边的人，以不易察觉的目光，往格拉桑太太方向瞟了一眼，等到都看清了，他便不紧不慢地答道：“是的，太太。”接着又对葛朗台太太说，“你们在摸彩呀，伯母，请继续吧，这样有趣的游戏，不要因我的到来扫了大家的兴致。”
“我就知道他就是那个堂弟。”格拉桑太太心里想着，一边对他抛了个媚眼。
“四十七，”神甫叫道，“格拉桑太太，放呀，这不是您的号码吗？”
格拉桑先生抓起这个骰子，替太太放上纸板。这位太太被一连地不安搅得头昏脑胀，她隐隐约约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于是一会儿看看欧也妮，一会儿望望从巴黎来的这位堂弟。老忘了摸彩的事儿了。年轻的独生女儿也时不时对堂弟悄悄望上几眼，银行家太太不难看出她心里头要满溢出来的惊讶和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