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鹏（Carlos Rojas）[1]
“语言学转向”，该说法是奥地利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1960年在一篇文章中先提出的，用来阐述20世纪西方哲学对语言的一种新的理解，不再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工具，反而开始关注其内涵的复杂性，甚至开始把哲学问题本身都看成是一种理查德·罗蒂所谓的“语言问题”[2]。“语言学转向”后来用来阐述的不仅是哲学中的转向，而且是20世纪中许多不同领域的转变，包括历史、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等。
从“语言学转向”概念被提出以来，好几个类似的概念也出现了。比如说，1970年代初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说法，指的是学术界各个学科开始更加关注一种文化上的研究，而脱离一种单一性的以观察或实验为依据的研究。与此类似，1990年代出现了一种“视觉转向”或者“视觉文化的转向”的说法，指的是20世纪后半叶各人文学科跟社会科学领域对视觉进行一种新的理解，不再把视觉只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媒介而已，而是开始关心不同文化、知识论系统对视觉的不同理解，甚至认为不同的观看方式会创造不同的思路、世界观，以及意识形态[3]。
按照类似的逻辑，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身体转向”这种新概念，指的是近几十年以来各个学术领域对身体的新理解，不再把身体看成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而开始考虑许多不同身体话语以及文化、社会跟政治上的影响[4]。这种“身体转向”反映出几个不同的思路倾向——包括后现代主义开始解构一种传统的身体/精神的二元对立；医学跟生物学完全改变了我们对身体的理解；人类学、社会学等开始批判一些传统对民族、人种等观点的理解；性别研究中开始解构男/女、性/性别、异性恋/同性恋等二元对立；后人类主义解构人类/动物、生命/机器、生/死等二元对立。结果就是在该“身体转向”下，许多传统的对身体的理解都被排斥了，不过许多新的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也同时出现。
宋红岭博士《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正义伦理研究——以“身体政治”为中心》这本书的启发点就是所谓的“身体转向”。该书不仅较完整且非常清楚地总结了20世纪与“身体转向”有关的一些主要概念，而且也对当代中国文学、文化以及政治所包含的身体话语跟身体概念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从“文革”时期的革命叙事，到“文革”后的新启蒙叙事，再到“70后”的消费叙事，此书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对身体与政治的不同理解。
宋博士的这部论著运用了许多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政治性的批判、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及心理学的分析等。这反映出许多不同的思想前提，不过其中也有许多十分重要的相似之处。比如说，书的第一章中宋博士详细地介绍了法国心理分析家雅各·拉康所谓的“想象的层次”，解释说“当主体与外界接触时，人们所认识到的形象总是客体的一个变形，是人们想象中的形象”；同时，也介绍了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婴儿是通过看“自己”镜中的形象才建立了一种自我认同，才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份看成是一种完整的东西。拉康认为镜像阶段就是婴儿进入“想象的层次”的时刻。类似的，第二章中宋博士介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十分有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认为国家并不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而是被“想象”出来的。具体说，安德森认为一些与“印刷—资本主义”有关的社会现象（比如报纸、期刊等）让人民认出“自己”的国家，让他们以为自己跟许许多多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同胞们都有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
拉康跟安德森两种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认为自我或国家本来就是一种虚构性或者想象出来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自我跟国家不是本质性的东西，而是文化、社会、思想跟想象所建构的现象。在此书中，宋博士所关注的观点包括一种本质论的思想理路，把一些依情况而定的特征看成是基本的而且固定的因素。他不仅批评一种本质论的话语，而且他自己话语中也偶尔使用“本质”这样一种概念或者词汇，比如“本质上讲”（用来描写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异质同构关系”）、“本质特征”（反讽地用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本质论的影响）、“从本质上讲”（用来描写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一种新的启蒙主义叙事，以身体为主，有别于一种传统的“文革”话语）等等。不过最有趣的一个例子也许是此书第一次提到“本质”这个词。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宋博士暗示中国传统的道教在一些方面就预测了一些现代或者后现代的身体的观点：“道家的观念里，身体是自然天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存无全在天成。正像阴阳、高下、黑白、有无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一样，有身、无身、贵身、贱身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然后就提到《道德经》中的例子。不过这里说明“没有本质的区别”时，到底指的是哪种本质？是否指的是后来关注的本质论中的“本质”，或者是本质论思想理路之前的一种“前提性本质”？是不是像拉康的“镜像阶段”以及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样，只有一种整体性被“想象”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延迟地认出这种整体性以前的缺少？换言之，做思想史就不得不面对这种时代错误的冒险，不过只有通过这种冒险，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当前的历史。
引言 “身体”里的正义——当代文学的一种考察视角
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曾经这样断言：“从感觉崇拜到身体崇拜，构成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逻辑，身体成为在体论和认识论的关注焦点。审美意识逾越意识的意向性，进入身体的领域，身体被提高为意识本身，是当代审美主义论述的基本主题。”[5]这一论断在当下，已经成为显在的事实。“身体”不仅以美学的姿态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身体护理、整形、运动、时装秀、保健品、健身舞、低热量食品等等，而且在认识论的层面，“身体”正由一个被古德纳称为新阶级[6]的知识分子群体——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造型艺术家、人文学者、媒体人士——合力构建成当下最显著的文化景观之一：哲学界有学者在确认哲学思潮的“身体转向”[7]，研究法国哲学的身体主题[8]；史学界有学者继承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探讨身体与国族，与历史，与文化甚至与中西药史的多重关系[9]；而在社会学领域，国外学者探讨身体社会学的诸多著作被翻译过来，快感、欲望、差异与游戏性等被认为是当代消费主义的特点，是后工业社会、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造成的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10]；在文学领域，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身体写作”即进入创作与理论研究的高潮期，近年来，虽然“身体写作”引发的关注热度有所下降，但“欲望写作”、“女性写作”、“性政治”、“身体政治”仍然是较为持久的研究主题。[11]
人们如此关注“身体”问题，直接的原因或许是身体与性、欲望、婚姻、爱情、生育、医疗乃至色情及伦理等都存在自然联系，身体的存在方式（包括身体的观念、处置方式、美学叙述等）因而也会直接、深刻地作用于社会、文化、制度等公共秩序以及个人内心秩序，并使之发生转变。身体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某种欲望叙事本身的命题，身体问题还关系到国家、社会、个体、他者、情感、意向等诸多问题，形成所谓“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即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展开针对诸如国家等政治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的论述。在这种“身体政治学”的论述中，“身体”不仅是政治思想家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更常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思想家向作为“符号”的身体注入了大量的意义与价值。对文学作品中的“身体政治”做出解读，即在诗歌、小说、电影、广告、建筑、神话、哲学、历史、宗教研究中呈现政治、经济、文化、性别等无意识层面的多重关系。
这十分类似于安东尼·吉登斯在论及个体的亲密关系民主化对公共民主秩序的冲击时的判断：“亲密关系的变革可能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体制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在其中情感满足取代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的社会世界极其不同于我们眼前所知晓的世界，对性现在产生影响的这些变化是真正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12]正因为如此，布莱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提出建立一种身体社会学来讨论人体的社会性，讨论身体的社会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和话语、身体的社会史，以及身体、文化和社会的复杂互动。[13]而凯特·米利特在其著名的《性政治：两性关系中的“争斗”》中认为：虽然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性行为本身是一种生物和肉体的行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类事物的大环境中，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价值的缩影。而人类从古至今的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即男人依据生物学性别获得特权，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并且，这一统治权在父权制社会中被制度化。男性控制与支配女性的制度要比种族与阶级间的壁垒严酷得多，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14]米利特的研究表明：对性行为的表述和研究也因此具有破解这种文化、权力关系的功能。
客观世界中的身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革，具有社会史的意义，而文学中对于身体的叙述则兼有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文学的书写史是身体的语言史，最优秀的作品一定是有身体质感的——按照诗人于坚的说法，读者与作品之间能形成一种“可以抚摸的形而下的关系”；[15]另一方面，文学中身体的叙述也成为一种隐喻，间接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研究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其实也类似于一种文化解码活动。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做考察，也希冀从这些叙述中探求到更多社会、历史、文化的信息。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由此对社会、历史进行简单再现，而是希望对既往的历史做更为细腻的观测，以期显现出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及个人世界的复杂关系。最近几年，学界在谈到新时期文学和重返1980年代话题时经常提到，应当重视对近六十年文学新传统的发掘[16]。我认为，对新的文学传统的发掘有很多种路径和观测视角，比如权力、民族、性别、叙事结构、叙事语法、精神分析等等，而这些或多或少都会在文学的身体叙述中留下印记，由此视角进入文学史，无疑将扩展文学史表述的空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
基于这样的研究设想，在展开身体叙事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命题，那就是当代文学始终关注、映射着的正义伦理的变迁问题。自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出版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正义伦理的关注经久不衰，正义成为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当代政治哲学大致衍生出三种正义论模式：其一是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正义论，他们强调平等、自由，提出“权利优先于善”，其学说是对康德古典契约论的新发展；其二是以迈克尔·桑德尔、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正义论，他们反对“权利优先于善”，反对罗尔斯的道德主体论，认为善应内化于共同体，不存在脱离历史环境的主体；其三是以利奥塔、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他们从语言哲学、权力谱系中发掘出主体被建构的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正当性。国外学术界对于正义伦理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备的理论建构体系，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体系。例如，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著作《正义的理念》（2009）广受关注，森提出的“全球正义论”正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国内正义伦理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开始起步，但研究状况一直不愠不火，总体仍然处于翻译、介绍、评价西方正义论研究阶段。直到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平、正义、平等成为当代社会最为核心的吁求，正义研究的理论与现实必要性才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学术月刊》杂志社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于2011年11月和2012年9月分别召开的“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学术研讨会和“马克思主义与正义”学术研讨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的反应。
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而言，目前还很少有学者直接以“正义论”的名称进行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2007年上海学者杨扬、郜元宝、王宏图等在《文艺争鸣》以“文学与社会正义”为题组织过相关讨论，但并没有引起学界充分重视——但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正义视角从来没有缺席过。并且，正是由于正义理念存在巨大差异，当代文学研究常常出现严重分歧：例如近年来“十七年”文学的重新评估、底层文学研究热、纯文学讨论，乃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在国内思想界、文学评论界引起了截然对立的观念冲突。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与论者的正义标准存在的差异有关：思想“左”倾的学者从人民正义论或国族正义论出发，肯定“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的正当性；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学者从个体正义论和艺术自由论出发，否定工具论文学的价值，肯定艺术创作的独立正当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很少有研究者对正义伦理的差异性给予特别的关注，或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正义观念变迁史做过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更遑论对影响深远的人民正义论、功利主义正义论做过客观、理性的反思和探讨。
如果把六十年当代文学做一个分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间段。第一个时段是1949年末至197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时段。在这一时段的革命叙事中，“身体”作为一种政治的隐喻，面临两种矛盾的处境。一方面，人们几乎看不到令人信服的基于个体经验的身体存在，例如“文革”叙事对女性身体的压制和“性”话语的遮蔽；另一方面，作为“大他者”的民族身体的欲望性又无限膨胀，标语、口号、政治抒情诗、革命样板戏体现了集千万人意志的民族自立、消灭剥削压迫的人民公意。把身体的这两种处境缝合在一起的逻辑，从民众心理层面看是出于对平等、公义等现代理念的追求；从身体修辞层面来看，是依靠了隐喻和象征、领袖身体的借用、英雄叙事等叙事手法；从身体的欲望根性来说，则在于欲望是一种希望得到他者承认的欲望。平等的、民族独立的、反抗压迫的身体话语，既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欲望想象，又折射出它只是西方现代话语的附属形式。
第二个阶段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新启蒙思想主导的十年。这一时期新启蒙主义借助“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主体性”、“向内转”完成了对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文学＝人学”成为主流文学观念，个体的精神需求得到尊重和解放。而在此之前的“文革”叙事中，革命意识形态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欲望诉求之下，对个体的身体进行规训和整饬。个体的身体（包括女性的身体）和欲望被民族身体的想象所同化，处于被监禁、被遮蔽的地位。
然而，在阶级斗争工具论中被监视和驯化的身体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高调中同样没有摆脱成为反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宿命。身体的本体性仍然受到理性精神的压抑。究其原因，新启蒙主义文学中的身体建构，仍然延续着民族/国家身体的现代性想象，如众多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依然直白地宣告个体身体与国家身体的自然统一。而在建构人的“主体性”的名义之下，另外一些试图为爱正名的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王安忆的“三恋”等作品中，作者往往由于无法摆脱理性启蒙的话语控制，而表现出理性爱对欲望爱的压抑。另一部分先锋作家则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的影响，用符号搭筑了荒诞、断裂、破碎的想象世界。他们或表达生命和死亡的变化莫测，如余华的《世事如烟》、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格非的《褐色鸟群》；或表达精神的绝望感和孤独感，如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或表达生活的破碎感，如洪峰的《极地之侧》。然而，只要仔细观测先锋叙事中的身体就会发现其叙事背后的虚空、无质感和概念主导性。进入1990年代后先锋作家纷纷转向与世俗的融合，愈发显现出此前的先锋写作的虚幻特征。
第三个时段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这一时段文学最富有生命力的表现是新生代作家的出现。新生代叙事是真正从个体肉体层面展开的叙事。新生代作家以解构的姿态试图颠覆工具论场域中的权力机制，他们以“弑父”的勇气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理性霸权主义的“庞然大物”（于坚语）告别，彻底斩断了与父性身体的血脉联系，拒绝了作为“大他者”的父性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完成了共性身体向个性身体的最终转化。从新生代作家开始（或许可以加上1980年代的徐星、王朔），我们听到的是作家与异化之我的“小他者”对话的声音，看到的是作家对生命镜像中的自我的审视。韩东、朱文、于坚、翟永明等以沉静的心态对生命、身体、存在进行凝视和追问。他们用身体叙事、欲望叙事揭穿了所谓精英神话、爱情神话的谎言，将日常生活的问题上升到生命平衡的哲思层面，体现出身体实体的源出意义，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正义。他们的作品常常表达本能的冲动、欲望的压抑以及快感释放以后无法挽回的失落感、荒诞感、虚无感，因此他们的文本是感伤、虚无、绝望但又富有诗性的身体文本。
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表达消费主义倾向的“70后”作家的“身体写作”是这个阶段最为激进的代表。其赞赏者认为身体的价值可以体现在对陈旧的伦理传统和宏大的意识形态的颠覆之中。如邓晓芒这样肯定地认为：“她们的思想本身是一种叛逆（‘另类’即异端），她们要在作品中理清自己的思想，当然，是以‘女作家’的特有的方式，即情感体验的方式。她们是‘用身体思想’。”“她们的写作都是身体化的和自传性的，都有一种对过去的决绝和对未来的冲刺，但也都由于割舍不下自身血液中所渗透着的古典式爱情理想而体验到青春的残酷。由此而得出结论，她们都触及了共同的时代精神的脉搏，即超越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向人性更高层次的自由解放作艰苦的攀升。”[17]但是在笔者看来，在消费社会的文化场域中，身体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束缚，也摆脱了纯粹本能的诉求，身体不再被当作工具，而转化成了消费资本。身体是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炫耀，身体因习性、地位、品位、评价机制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姿态和价值。一切文化形态如房地产广告、音像制品、护肤品、服饰、交通用品、行为艺术把经济资本和身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社会最显著的景观。在物的世界中，身体得以获得压抑性升华，得以在物的异化堆积中享受资本价值的快感幻象。
第五个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里，值得重视的一种创作现象是底层叙事的升温。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经济越来越快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中国社会也衍生出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底层叙事是对处于这些矛盾冲突中的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的真实呈现。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叙事书写人民伦理时的昂扬乐观，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更多体现出受侮辱与受损伤的创作主体情感受创之后无可奈何的怅惋和向死而生的绝望、悲悯情绪。
以上只是笔者对当代文学中“身体叙事”及正义伦理变迁的粗略的印象概括，带有个人的主观性。在下文的论述中，无论是评述文本的选择还是分析认知料想也难以摆脱“六经注我”式的偏颇和尴尬。然而自福柯、德里达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横空出世以来，人文科学很难不被看作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知识体。对于历史叙事来说，本身更难以摆脱这种主观性，科林伍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中表示：“历史学并不像它常常被错误地描写成的那样，是连续事件的一篇故事或是对变化的一种说明……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所正在研究其历史的那些活动并不是要加以观看的景象，而是要通过他自己的心灵去生活的那些经验；它们是客观的，或者说是为他所认识的，仅仅因为它们也是主观的，或者说也是他自己的活动。”[18]对六十年当代文学身体叙事的回顾，其实也是笔者自身对前人精神轨迹的一次寻访，更是自我认知的一种路向。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引用法国科学家居维叶的话说：“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19]以后现代主义的眼光看来，这里所说的整体的必然性显然不合时宜，但就本书的价值而言，如果能够敞开文学叙事中身体世界的一角，能够为身体叙事先验性的孤独和虚无提供一个新的注脚，将是笔者所乐于看到的。
在写作体例上本书依从“文革”、新启蒙、新生代、消费主义、底层叙事这样的历史性体例。其中，革命叙事集中于1970年代的“文化革命”叙事。尽管“革命文学”在正统的文学世家看来，当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降的左翼文学思潮的发端，但依据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一体化”之观点，自1920年代左翼文学始，至1942年为起点的工农兵文学，及至“文革”文学这个大范围内，其题材、风格、评价体系与方法等，可以说是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大时间段的谱系。[20]尽管这个整体性谱系本身的发展演进、结构递进完结之关系尚待后来之文学史专家予以填补，但在本书中，为了与新启蒙、新生代、消费主义、底层叙事相比评，笔者把这个谱系的节点——也是革命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时的“文革”文学单独拎出来，加以解析，是力图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身体叙事转型一个更为清晰、切近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