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天，部分是为了延续些许的香火，持续扩散亚洲思想资源，部分是自私的为了准备写《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的第二篇[1]，继续“参照研究”的路线[2]，我在台湾“交通大学”开设了“分断文学：陈映真与黄皙暎”的课程，跟研究生一起交叉阅读两位作家从60年代至今的作品，尝试在参照中提出不同的问题。对学生而言，要深入陈映真的文本已经不是很容易，要进入黄皙暎的文学/世界也就更难，不只是对韩国战后社会的陌生，而且是通过翻译阅读文学作品，即便译笔好，还是有些隔膜失落之感，试想陈映真如果被译成韩文，还能咀嚼他那种长句慢读的韵味吗？但是，我们还是要感激译者极为细腻的努力，让没法阅读韩文的我们能有机会跨入文学想象世界的庭院。一直到了学期后半，读完《悠悠家园》，同学们才深受感动地说写得太好了，佩服佩服，不但文学性强，一个男作家居然有能力以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书写女性历史生命的长篇小说。
我自己与《悠悠家园》的情感相遇，是在故事最后的结尾，黄皙暎通过女主人公韩允姬陈述了极为感人的一段文字（引在本文的开头），非常精准地揭示了第三世界走过殖民、冷战、分断、威权时代的左翼分子相通的主体精神状态。
韩允姬出身落魄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殖民时期留日时受到左翼思想影响，战后在反共政权下为了求得一家人的生存，托了有点权势的亲戚才得以写下悔过书表示“转向”，但苟且偷生的一辈子却是郁郁而终，靠着坚毅的母亲把她跟妹妹静姬带大。允姬因而从小就被这条左翼的线索牵引着，父女情深，却又对父亲长年借酒浇愁的自溺感到厌烦。1980年光州事件爆发，已经在偏远的野尖山开始任小学美术老师的允姬，在进步圈朋友的请托下，暂时收留了逃亡中的左翼运动分子吴贤宇，两人在三个月间发生了孤立、淡薄而又浓烈的爱情。醉心社会主义的贤宇当然得走回革命之路，后来被捕入狱，判刑终身监禁。生下私生女银波交给妹妹养育后，允姬为了脱离挥之不去的羁绊，寻找自己的人生，于是远走柏林，继续学习绘画。此时，她见证了柏林围墙倒塌、两德统一的历史时刻。在柏林巧遇来此进修的科学家李熙珠，两人异地相知相惜，熙珠运动圈外人的人文思想重新点燃允姬的生命微光，无奈熙珠意外车祸身亡。90年代初，弥漫在悲情中，允姬在长期爱慕她的左翼后辈宋荣泰的邀约下，旅经欧洲大陆、西伯利亚回到韩国。病死前，允姬留下了这段文字，而故事中最后阅读了这封近乎无法投递的遗书的，是金大中上台后、假释出狱回到野尖山寻找允姬遗留身影的吴贤宇，两人已经无缘重逢，只能在作家编织的幻象中与女儿银波相见。
文首引文大约写于2000年前后。漫长的全球冷战体制逐渐松动、世界左翼运动消停、亲美反共的威权体制逐渐丧失力量、资本主义横行等，在面临多重变化的历史转折中，黄皙暎用这段文字，通过韩允姬这一长成于革命家庭、从旁参与辅助的角色，总结了战后半个世纪的左翼分子在韩国推动民主化运动的历史心情，我们可以如是理解：是的，革命失败了，改革的路途遥远，横行社会的资本主义虽然让人厚颜无耻地追求享乐，但这又何尝不是在用麻痹的物质生活来弭平一个世纪来人们一次又一次的伤口？至此，冷战建立起来的清楚的、对立的价值观，在政权移转的过程中似乎被搞乱了，但是我们曾经走过，全心投入，这是难以忽视、跳过、抹去的事实。虽然这个糜烂的社会可以被视为一堆遗留的废墟，但是我们没有逃走，“却很爱这里，为这里感到骄傲”。这种近似于爱国主义的心情，并不是认同整个民族的表现，例如我们极度反感政客的伪善，而是为“跟完成了这么多事的人活在同一个时代”感到荣耀，我们认同一起打拼的这些人，大家一起努力过，这种打拼与努力就是对这个地方爱的表现。我们输了，但是很骄傲我们尽了力，也自豪于这个社会走出了威权体制的枷锁，通过反抗我们不再需要继续背负“顺民”的指责。我们完成的不多，更不满于民主深度的不足，但是也不能不认识到自身的参与、开创，使得今天民间能够活力散放。这个社会虽然就像是个破烂垃圾堆一样，却也藏有宝石，等待我们把它重新擦亮，拼贴起来，找到新的希望。
每次读到黄皙暎的这两句话，“但我却很爱这里，为这里感到骄傲。我跟完成了这么多事的人活在同一个时代”，心里都激动不已，我想，参与到社会政治变动过程中的左翼朋友，都很容易分享韩允姬真诚的感受，但是无法找到准确的语言，也没有勇气抛开左翼运动没法推进的自恨，停下脚步告诉自己跟朋友：我们失败了，但是没有白活，我们深爱着一起斗争的朋友，深爱着这个社会，但又不能述说。该是放下身段充分表达情感的时候了，否则同志一个个走了，而我们还沉没在失败主义的忿恨中，没法以同志之外的朋友身份真情相送[3]。
走过上个世纪的人们经历了太多苦难，特别是左翼的前辈们，在分断体制中，受到无情的镇压，株连家人，除了在风中哭泣后咬牙前进，也只能绝望地叫喊；那个时代的革命分子，一个比一个硬，丢弃了温情主义是为了能够顽强地跟体制搏斗，“我们在那个时代谁都不爱，我们都不懂爱的方法”，今天看来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所显露的爱的面貌。台湾的80年代没有经过组织化的大规模左翼运动，当然也没有武装斗争，陈映真1993年创作的《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对四五十年代台共的总结，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黄皙暎对韩国的体会：
在那些年的台湾，成千上万的青年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献给了追求幸福、正义和解放的梦想，在残暴的拷问、扑杀和投狱中粉碎了自己。另有成百上千的人，或求死不得，含垢忍辱，在严厉的自我惩罚中煎熬半生，坚持不肯宽恕自己。有一些人，彻底贪生变节，以同志的鲜血，换取利禄，而犹怡然自得。
那是一个崇高、骄傲、壮烈、纯粹和英雄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犹疑、失败、悔恨、怯弱和变节的时代。
而受到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制约的、这祖国宝岛继日帝下台湾共产党溃灭以来的第二波无产阶级运动的落幕，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多少复杂的历史云烟，留待后人清理、总结、评说和继承。
（陈映真，2001d：261—262；强调为笔者所加）
陈映真说得很正确，那确实是一个纯粹的时代，战后大批的热血青年都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行列，人们必须秉持着高傲乃至于自以为是的态度，以及英雄主义式的情怀，才能挺住政权的迫害、敌人的讥讽与家人的不解，而悲壮的身后又隐藏着内心深处的懦弱、迟疑，乃至于大失败来临时的悔恨、背叛与出卖。台湾50年代以后不再出现、也没有条件出现像韩国80年代那样声势浩大的左翼运动，我们只能凭借陈映真的“继承”来体会《悠悠家园》中的地下革命分子。关键是对于左翼历史的过去，要如何清理、总结，才能继承？很难，就像黄皙暎看到的那样，运动远离了，前辈们还继续在自我折磨与煎熬，不甘心让历史成为过去，“就像在溪中被洗磨的石头”一样，历史进程像水哗啦哗啦地流去，被不断冲刷的异议分子还挺在那儿死守着斗争的岗位，无法释怀于大势已去，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才能继续转进。我们虽然希望前辈们“不要沉溺在悔恨中”，但是我们同时得高度“尊重留在他们心中的人生深度”，他们所历练的生命深度与厚度是历史的资产，我们只能衷心期盼他们能“用更成熟的爱来看往日与期待未来”，而我们这代人该做的、能做的是：清理、总结、评说和继承那段复杂的历史云烟，在历史洪流中学习、前进。
以上述的心情为前提，这篇文章再次以陈映真的文学为中心，在他的第三世界的视野下，追溯50年代的左翼分子及其关系人（父母、弟妹、情人、子女），如何走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分析对象包括最早期的《乡村的教师》（1960），中期的《铃铛花》（1983）、《山路》（1983）、《赵南栋》（1987）、《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3），其中尤其关注作家与他书写的对象在流动历史中的关系，例如：他如何在书写中承继前人、观看后辈，在时代的限制中通过对象表达思想，借由书写联结落单的同路人。
陈映真自70年代《夏潮》与80年代《人间》时代起，就开始逐步推动有系统地记录、整理、研究、书写、翻译、编辑、出版台湾左翼战前与战后的历史。除了一直到最近期都还是由他挂名负责的《人间》出版社与《人间》丛刊，比他年轻一辈的工作伙伴如曾健民、蓝博洲，都有相当的成果。要认真仔细清理与他相关的工作是极为庞杂的，这篇文章只能小规模地开始理解他自己的书写，集中在笔者阅读时感受较深的部分文字。期待有更好历史研究训练的朋友，能够更大范围地整理出以陈映真为界面的左翼历史。
本文把分析焦点摆在左翼“心/情”，是受到韩允姬/黄皙暎的启发，试图在情感层次挖掘前辈们的种种情怀与心境，包括对大家熟悉的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于人类，也包括尚未充分开发的亲情、爱情、同志情谊。我暗自希望左翼的朋友彼此对待的基调能够是惺惺相惜，用钱理群先生的说法是“扬善抑恶”，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相互提携、相互批判，继续走那条没有尽头的山路或后街。说得更清楚些，笔者是站在20世纪50年代才出生的晚辈立场，企图去理解前辈左翼分子的精神状况，通过细读来挖掘隐藏、掩埋在历史土壤中的火种，传递给比我晚的青年世代，迫切感在于：我这一代人若不做考古的工作，初步地拉起微弱的谱系，接下来的年轻学子恐怕更难以体会50年代前辈的心情，如此一来，不仅火种会灭，死火难以再温，作家当初在暗室中所保存的破碎的历史档案，都将再度遭到泯灭、埋藏，让左翼历史流失在人们的生命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