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利娜是最近几年在浙江宁波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作家，她多才多艺，在诗歌、非虚构纪实文学和散文的写作上，都取得了不俗的进展，让人刮目相看。她的诗歌写作，题材十分广泛，有着开阔的视野和胸襟，这一点在浙江诗人那里非常难得，因为江南作家诗人，很容易显得格局狭小，可钱利娜似乎能够不断地开拓自己的写作题材和形式空间。在她的非虚构纪实文学写作中，她给我们贡献了一部关心特殊教育人群的著作，引发了我们对这一境遇中的人的关心。因此，当我看到她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我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地打开自己的写作，不娇气、不歇气，才能获得超越自我的成就。
钱利娜曾在诗歌《思华年》中写道：“山峦之上，落日举行盛宴/在受宠的嘴唇与天鹅的哀鸣之间/她对一切的渴望逐渐逝去//那往昔，夜鸟啄着他未知的情欲/那多变的戏法像旧螺旋桨/旋转着她受惊的日子//他是一尾鱼/扑腾于她胸中的池塘/打碎万千星光/他以此搜索着疗伤的地图//他是孤独的锦瑟/弹奏她灵魂里拧小了的火/让隐藏的事物一一显现//那往昔，他指上的一根根弦/像折断的麦秸/她躺在田野上，爱得一望无际。”
这首诗歌曾被多位评论家评论，被多个版本的诗歌年选引用，写于2010年，与散文《孤独，是一座花园》出自同一个年份。一个作家站在同一个时间点的两种文体中，用两面镜子照自己的精神世界，折射出的应该是同一个倒影。这首诗几乎融合了她最鲜明的写作特质：暧昧与曲折，缠绕与释放，智性写作的思想与充满伤感暗示的冥想，古典文学修养与现代意识的杂糅，复杂性以及建立在复杂性上的丰富性，这些关键词成就了一个具有鲜明个人烙印的优秀青年作家，而这样的特质也同样存在于她的散文创作中。
著名评论家张清华曾有这样的评论：“在国内当代青年诗人中，相比于钱利娜并不太大的名气，她的诗歌要好得多。其意境深沉且能气定神闲，给人以多思、静谧而辽远之感，语言也显得精到和老练。”我想，这个论断也同样适用于她的散文、小说创作，作为一个在文学世界里的多面手，钱利娜对于自己的挑战似乎从未停止，她穷尽自己的无垠，也持续不断在刷新我们的视线。她一部接着一部的诗集，她的长篇非虚构，她的散文作品……在我为她分散的写作精力担忧时，她也用自己勤奋的写作提供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个不断成熟和处于上升期的青年作家，在寻找剖析灵魂和生命现实的道路上，是可以用她独特的修辞学和写作的诚实在她建造的私家花园里自在漫步的。
在《人民文学》任职时，我们曾编发过她的散文作品，她在散文写作中娴熟的语言巫术和冷静叙述，她多年蓄积的文化后援和自然生发的情感力，着实让我们眼前一亮。而几年后，她的两篇散文《不如相濡以沫》和《孤独，是一座花园》又丰富着我们对于钱利娜写作的认识，她精细敏锐的写作专业精神，无疑将为她拓展出更大的写作空间。
评说钱利娜的作品，绕不过去的仍是她的语言。十余年的诗歌写作，让她的语言巫术训练有素，呈现出诗性的繁复修辞和石上流泉般的清澈。这两个语言品质奇妙地糅合在一起，呈现出诗意的简明与意象的缤纷。在《不如相濡以沫》中，她以出世视角写入世价值，以放下和忘却写不死的凡心。在句子中，几乎可以看到她嘲弄的嘴角。她写道：
似乎天下的书院身后都要有一座荷塘来相配，古今的名士都要和德艺双馨的花花草草拉拉关系，攀上亲戚。在荷的面前，扪虱而谈的魏晋名士锻炼了想象力，更加落拓不羁，“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如朱熹、周敦颐找到了统治人民的理论依据，貌似更加严谨有度。而躬耕书院的商人受了古人的“蛊惑”，建造中国江南的瓦尔登湖时，似乎也需要荷来搭台唱戏。
《不如相濡以沫》通篇为“妖”正名，妖在文章中有着丰富的外延——与妻性对立的少女心、只服从自己内心的爱情、旁若无人的美、鸳鸯相与、家中的祈祷物象、村舍中的人情交往……一切世俗生活的总和。或者说，妖是最强大最青年最符合灵魂本质的生命力，这个与“不如相忘于江湖”背道而驰的阅读经验，在文章的精神性上是一种反叛，这种反叛是成功的，并通过她的语言获得了成熟。
荷花的妖是自若的，在水中长成的花，至少不用记挂浇水灌溉，任凭她自生自灭地开着，说她妖也罢，说她可远观不可亵玩也罢。自会有懂得她的鸳鸯相与、迷恋她的蝴蝶蹁跹、与她朝夕相处的鱼戏蛙鸣。为了这些，她满目摇碧，蔚然生香，她好好地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藕。
她对个人修辞的迷恋已经变成了她的习惯，她语词中的最大魅力在于让一些日常事物在诗化、古典化的过程中，又赋予现代性，重新获得令人惊讶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来自她日积月累的文化后援和冷静清醒的现代意识。如果她是一棵植物，一定是受古典文化、乡俗文化和现代思维共同滋养的。她随手一击，各种诗词情境却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在《不如相濡以沫》中，她看到：
在这初冬乌溪江畔的山顶，十二个从遂昌城里挑选的耳聪目明的少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凋零，如何能与一池历经日月流转、生死荣枯的残荷互诉空山忆故人的种种往事呢？眼角的风韵才刚刚开始萌出嫩芽，宛若独自一个人住在月亮上，等落入锅碗瓢盆的人间，这人间的路还长着呢。
她笔下的鱼戏莲叶，商者隐居，童年上梁抢包子的追忆与祈雨、天问境象的重叠，香草美人的借喻，来自她传统文学教养的库存和现代视角的过滤。她执迷于书写着历史与现实的破损，在她笔下，饱受磨难的生命以及由生命爆发的光明无处不在，但她对大团圆与大完满的仙境保持着深度的怀疑。她保持了传统的语言与意境，又拨开这些事物和人物形象表层的迷雾，用个人的触角去重新感知并激活它们。反讽的腔调来自她对个人反思的经验和对探讨人性幽深的趣味，她把她亲身体验的少女经验（如：月下看少年洗澡）和女性经验（如：张爱玲的一生）重新反刍，把她最关注的女性命运以及她们痛苦与不安的结晶变成散文中的精神脊柱，她百折千回的思虑构成了她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技法，又重新折射到她的语词中，让它们呈现悲凉、繁复、华美却简明的多重景象。
在她的另一篇散文《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全文被阵雨般的事实所围绕，一个完全小说化的散文，让我们想起了萧红般的跨文体写作。《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曾说，钱利娜是个写作十分全面并有才华的女作家。她对各种文体的把控十分娴熟，对细节的处理十分有效。为了保持她智性写作的高度和难度，同时，又不失她从写作伊始就保持的女妖般不羁的气质，她习惯于运用冷抒情的写作方式，来扩大叙述的空间。在这篇描写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戏剧人生的作品中，通篇都是宁静的叙述，绝少抒情，但钱利娜抓住了金韵梅一生中最关键的两个时间点——1904年和1934年——入手，一个是离异年份，一个是死亡年份，从公众视野与她的个人哀愁两个视角并进叙述。克制的写作手法，把一个人格独立却遭受情殇，一生孤苦却追求崇高的女性人物表现出来。很显然，她并不是为了给金韵梅作传，而是为了表现女性命运的一种可能，把鲁迅探讨过的一个女性话题再次抛向读者——女性独立的药方在何方？对金韵梅来说，她的独立之路似乎在泛爱上，在用医药和信仰去医国医人上。但钱利娜在结尾是这样描写她的泛爱与庸俗现实的对峙的：
直到昏迷前，她仍一次次对守候她的房客们说：“你们要趁着年轻，去玩，去做事情。把朋友们叫到家里来。”这已然有了“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意思了。
一定是往事的情节又在记忆中转过来。她爱听戏，戏里总是才子佳人，我轻依粉黛，浅画眉弯，你横戟赋诗、青梅煮酒。但幸福总如惊鸿掠影，结局总是悲欣交集。“他满口都是奉承话，却让我忍饥挨饿。”红颜易老，刹那芳华。她爱的人，除了带给她对饥饿刻骨的回忆，什么都没有。
……来看她的人很多，来自北平社会各界。她戴着氧气罩，已然失去知觉。看她的人，挤满了房间，他们关心她死后的归宿，也关心她巨额财产的归宿。
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说，“悲凉”是东方文化的结晶，国人爱悲凉，正如西方文化爱崇高。钱利娜正是带着这样的胎记，进入到她的文学世界中。“悲凉之雾，遍染华林”，在古典美与现代性的冲突中，钱利娜的散文写作穿越多重文化内涵和时空，在冷抒情和丰沛细节获得的无垠宁静中，于无声处听惊雷，让文本显得“丰满而精深”，而悲凉的气度只通过语言和人物命运本身达到，每一句都是情感所滋养，又是经看透和冷凝的方式写出，而不是简单而生硬地接受作家的摆弄。钱利娜深谙用事实本身说话，将会获得圆满丰收的道理。
阅读她的散文，如海中行舟。我想，读者的迷离和眩晕一定来自她文中无处不在的冥想。这是她的诗歌写作习惯，还是时时要爆发的天赋？在她的笔下，那个死去的印度少女眼睛里一只埋着理想，另一只埋着贫穷，是金韵梅的另一种可能；18岁的少年月光下的身体，是一条鱼浮出水面，他不会写爱莲说，但跳动的月光都沦为了他身体的花边；细小密集的稻花，生来只为了填饱人类的胃，在秋天奉上满目金黄，脱了壳，晶莹粉白，浓浓的妻性，低眉顺眼，有无数种好处；民房前的地香，密密麻麻，是从人间往生的精灵，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灭了，一根恨不能陪着另一根去投生，谁也不能陪着谁去死。凡此种种，不过是物有了个人意识，作者把自己化为万千事物中的一个，让笔下的一草一木，都有了属于他们的人格，这种包含着伤感和暗示的写作方式，与她诗歌中弥漫的气质来自同一个精神本源。钱利娜对于人性幽微的讨论，不仅仅是放在人间，而是道法自然，放在天地万物之间，这或许也是她的散文在繁复修辞中却显寥落苍茫的缘由。这些腾挪跌宕的冥想，是钱利娜生命的内在需要，化成了她散文里令人眼花缭乱的舞步。
在这步伐中，她用满地凌乱的阳光和细小的温暖，用肩上向死而生的秋风，也用荷花、金韵梅和张爱玲的命运告诉读者：“若曾有如荷般妖过的少女心，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了一遭。”“当我死后，我的骨灰会与土壤混合，当那覆盖我的那堆泥土也瓦解，我将成为大地本身。”
钱利娜像把玩着收拢翅膀的蝴蝶一样把玩着语词，在思想之火中锤炼，挖掘深藏美丽土壤中的冥想之玉，她能将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复杂情境下的状况结合，以智性写作的方式，将她那充满了深渊般的自省力，写出动人心魄的文字。因此，我觉得她能够在散文写作上，取得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