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我们台湾这些年
887400000002

第2章 1978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余又任)。”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吾三连)。”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蒋:“赵元任(照原任)。”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蒋:“是……是赵丽莲(照例连)。”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十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