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后，我醒来了，原来我并没有昏迷。你不会昏迷的，它们只是阻塞了呼吸。这跟死不一样，不过是一种药物窒息，让你失去感觉，事后就好像喝醉了酒，只是吐的时候，除了胆汁吐不出别的什么，而且吐过后也不会觉得好过些。我看见床头有沙袋。沙袋压在从石膏绷带上露出的管子上。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了盖奇小姐，她说：“现在怎么样啦？”
“好点了。”我说。
“你的膝盖手术，他做得漂亮极了。”
“用了多长时间？”
“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蠢话了吗？”
“没说。别讲话了，要安静。”
我觉得难受，让凯瑟琳说中了，谁值夜班对我都是一样。
现在医院里又来了三个病号：一个是红十字会的瘦瘦的青年，佐治亚州人，得的是疟疾；另一个可爱的青年也挺瘦，纽约人，得的是疟疾和黄疸；还有一个好青年，曾试图扭开一枚榴霰弹丸和烈性炸药混合弹的导火线雷管，好留作纪念。这是山里的奥军使用的一种榴霰炮弹，弹头上装有雷管，爆炸后也不能碰，一碰就会再爆炸。
凯瑟琳深受护士们的喜爱，因为她愿意无休止地值夜班，她为那两个疟疾病人可没少忙活。那个拧开弹头雷管的青年成了我们的朋友，夜里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从不按铃。然而，凯瑟琳不值班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一起。我非常爱她，她也爱我。我白天睡觉，醒来后就互相通通信，弗格森替我们传递。弗格森是个好姑娘。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只知道她有个兄弟在第五十二师，还有个兄弟在美索不达米亚[70]。她待凯瑟琳·巴克利非常好。
“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弗吉？”我有一次问她。
“你们不会结婚的。”
“我们会的。”
“不，你们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你们还没结婚就会吵翻。”
“我们从不吵架。”
“你们会有吵的时候。”
“我们不吵架。”
“那你会死的。不是吵架就是死掉，人总是这样的。索性别结婚。”
我伸手去抓她的手。“别抓我的手，”她说，“我可没哭。也许你们俩没有问题，可是你得当心，别给她惹出麻烦来。你要是给她惹出麻烦，我可要你的命。”
“我不会给她惹麻烦的。”
“那就当心点。我希望你俩好好的，你们过得快快活活的。”
“我们是过得挺快活。”
“那就别吵架，也别给她惹麻烦。”
“我不会的。”
“记住要当心。我可不想让她在战乱中生出什么私生儿。”
“你是个好姑娘，弗吉。”
“我不是，不要奉承我。你的腿觉得怎么样？”
“挺好。”
“头呢？”她用手指摸摸我的头顶。但这头就像睡着时的脚一样没感觉。“我的头从来没让我难受过。”
“这样一个肿块可能让你发疯。从来没让你难受吗？”
“没有。”
“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你的信写好了吗？我要下楼去了。”
“给你。”我说。
“你得让她歇一阵，别老上夜班了。她太累了。”
“好的，我跟她说。”
“我想值夜班，可她就是不让。别人都巴不得让她天天值。你该让她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范坎彭小姐说你天天上午睡觉。”
“她就好嚼舌。”
“你还是劝她休息几天，暂时别上夜班。”
“我是想让她休息来着。”
“你才不想呢，不过你要是能让她休息，我才看得起你。”
“我会让她休息的。”
“我不信。”她拿了信出去了。我按了按铃，过一会盖奇小姐进来了。
“什么事儿？”
“我只想跟你谈谈。你不觉得巴克利小姐应该暂时停止上夜班，稍微歇一歇吗？她看上去非常疲惫。为什么老是她上夜班？”
盖奇小姐望着我。
“我是你们的朋友，”她说，“用不着这样跟我说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装傻啦。你叫我来就是为这件事吗？”
“要来杯味美思吗？”
“好的。待会我就得走了。”她从衣橱里拿出酒瓶，又拿来一只杯子。
“你用杯子喝，”我说，“我就拿瓶子喝。”
“为你干杯。”盖奇小姐说。
“范坎彭小姐对我上午睡懒觉说什么来着？”
“她只是唠叨几句。她说你是我们的特权病人。”
“让她见鬼去吧。”
“她没有恶意，”盖奇小姐说，“她就是老了，有点怪僻。她不喜欢你。”
“是的。”
“可我喜欢你。我是你的朋友，别忘了这一点。”
“你真是太好了。”
“不见得。我知道你认为谁好，但我是你的朋友。你的腿觉得怎么样？”
“挺好。”
“我去拿点凉矿泉水洒在上面。打在石膏里，一定好痒吧。外边天气很热。”
“你真是太好了。”
“很痒吧？”
“不痒，还好。”
“我把沙袋摆好。”她弯下身来，“我是你的朋友。”
“这我知道。”
“不，你才不知道呢。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凯瑟琳·巴克利休了三个夜班，接着又回来上夜班了。我们再见面时，就好像各自作了长期旅行之后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