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世界人民经过6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并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夺取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同时对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欧各国和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等国共产党运用正确的战略策略，使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得到巨大的发展，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并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发展，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冷战政策，由此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尖锐对峙。这种新的国际格局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战后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增长，使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社会主义成为西方社会民主运动中最大的流派。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体制的僵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对外政策战略的偏差而错过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这成为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遭到失败的一大原因。
第一节 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大规模入侵波兰而全面爆发。这是一场决定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它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如何捍卫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捍卫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历史任务摆在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面前。
苏联共产党（布）在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形成的时候，就为建立反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进行了巨大的努力。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企图祸水东引，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对法西斯姑息纵容，实行绥靖政策。1939年春夏，苏联试图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同英法谈判四个多月，因英法缺乏诚意，没有达成协议。同年8月，为了自身安全、推迟战争，苏联政府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大战初期，为了避免卷入战争，特别是对德战争，苏联宣布奉行“中立政策”；与此同时，为了保卫“西部边界的安全”，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外交行动，建立“东方战线”——如1939年9月向西推进，占领了当时属于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11月发动了苏芬战争，获取芬兰领土4万多平方公里；次年6月，迫使罗马尼亚政府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划归苏联；6—7月，又利用军事压力，要求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改组政府，这三国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之后成为苏联三个新的加盟共和国。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苏联转入战时轨道，进行卫国战争。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苏联政府和苏军最高统帅部领导和指挥下，苏联军民浴血奋战，先后夺取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于1944年实行全面反攻，通过对德国法西斯及其盟国的10次打击，解放了苏联全境，开始向东欧进军，在民族解放战争配合下，攻入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5月2日，苏军在盟军配合下进占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同中朝人民一道，消灭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保住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二次大战中，法西斯占领下的国家的共产党，勇敢地站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列，广泛团结人民大众和其他民主政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发展了革命力量。法国共产党在贝当政府投降后，成为法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中心，发起建立抗德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建立武装力量。1944年6月，以法共领导的25万义勇军游击队为核心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始大反攻，解放了法国巴黎和大片国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法西斯巢穴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组织了以“加里波的”游击队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有15万人之多。1945年春，意共领导了北部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赶走北部主要城市的德国占领军，处死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有力地配合了盟军的反攻。希腊共产党在希腊国土被占领、政府流亡英国的形势下，领导人民开展了武装抗德斗争，倡导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创建了全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到1943年夏发展到7万人。1944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国。
亚洲共产党人同欧洲共产党人一样，成为领导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坚力量。如马来西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在本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抗日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为民族的解放、为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是各国不同政治派别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统一战线的结果；在世界范围内，德、意、日法西斯的溃败，也是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特别是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协同作战的结果。苏联为此进行了复杂曲折和长期艰苦的斗争。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整个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和英、美面对着共同的敌人，都调整了对外政策。1941年9月底，苏、美、英三国签订了联合行动协定书，在经济上、军事上逐步联合起来，为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42年1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燃及几十个国家的危局之下，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反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宣言》，同年5、6月苏英、苏美先后分别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和互助协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形成。1943年11月，在战局已发生大转变的情况下，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德黑兰举行会议，研究了对德作战、战后如何处理波兰边界和德国问题，签订了《德黑兰宣言》等文件。1944年6月，在苏军开始全面反攻以后，美英军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这就形成了从东西南三面围击德国法西斯的战略态势，使对德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总之，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几大国在大战期间的协调行动，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但从德黑兰会议到后来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底至8月初），三大国依恃实力，秘密划分势力范围，确定其他国家的命运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对战后国际形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包括苏联自身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正义对邪恶、民主对强权与独裁的一次伟大胜利，也是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又一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帝国主义体系；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志，为民族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捍卫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阵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的范围，发展到多国；扩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使全世界共产党由战前的65个发展到1945年的76个，党员由420万发展到2千余万，在西方，法、意等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参加了政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它说明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性，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它说明，民族的解放与阶级的解放、全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与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政党须体察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最广泛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才能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二、社会主义由一国向多国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国家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及其领导的民主力量的发展，是战后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前提。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包括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越南和朝鲜几个国家；除南、阿两国外的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第二类。
南斯拉夫于1941年4月被德军占领，4月18日，南政府军宣布投降。同年6月，南共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铁托（1892—1980）任总司令。7月，党中央作出了全民武装起来的决议，年底又建立了正规军。这支军队在接连粉碎敌人7次围攻之后发展到50万人。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1943年经选举产生了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11月，民族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确定该委员会为最高立法兼行政机构，宣布将建立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联邦国家。1945年5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苏军帮助下解放了南全境，8月，民族解放委员会经扩大后改为临时国民议会，11日又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以南共为首的人民阵线获90.5%的选票。11月2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铁托任政府总理，南斯拉夫直接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正式成立的，它领导了国内的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10月，民族解放会议一致决定把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改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1945年12月，阿尔巴尼亚在全国解放后立即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次年1月，立宪会议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并正式选举产生了以霍查（1908—1985）为首的新政府，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
在亚洲、中国、越南和朝鲜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也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在越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起义就持续不断，1945年6月，共产党领导的越南人民军成立。随后“八月革命”爆发，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在人民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1945年8月24日，原傀儡政府宣布将“领导国民的权限”移交给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
朝鲜劳动党于1945年10月10日在金日成（1912——1994）主持下在平壤成立，此前，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苏军援助下已经解放了朝鲜北部的领土。1946年2月8日，朝鲜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在平壤举行代表会议并建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金日成当选为委员长。临时人民委员会领导北朝鲜人民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1947年2月，朝鲜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并组成了以金口成为首的人民委员会。1948年8月，朝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最高人民会议议员的选举。9月，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开幕，会议选出了常务委员会并通过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迫使国民党实现国共的再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1944年歼敌12万多人，1945大反攻，歼敌23万多，收复失地31万多平方公里，人民军队发展到100多万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3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人民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建国纲领，宣布新中国将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亚洲最大的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总之，上述几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都是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独立斗争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具有比较牢固的基础，并且在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大的独立性，这一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区别的。后者的共产党虽然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战后初期一般都是建立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民主政权。根据雅尔塔协议，这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后来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在这里，冷战的开始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1947年，欧洲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组成了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同时，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结束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组成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并限制其他政党的活动。1948年，苏联在指责南斯拉夫滑入“民族主义”的同时，要求东欧各国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全面的“苏维埃化”，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向苏联看齐。在较短的时间内，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纷纷合并并且获得单独的或主要的执政地位，制定了新宪法，并且立即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这样，罗马尼亚在1948年2月，波兰在194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在1948年5月，匈牙利和东德则分别在1949年的8月和10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总起来说，上述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一方面是其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进程；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冷战的影响，在阶级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以及苏联的干预下，这一社会主义化的进程被加速，即是通过大规模、高速度的国有化和集体化，以及在政治上消灭或者融合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方法而实现的。
三、冷战的缘起和两大阵营的对峙
苏美之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长期对抗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方面的对立与冲突的结果。
苏联与西方国家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成了统一战线，但这并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即已经暴露出来。早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就在战后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安排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这种争执持续到该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既是为了推行各自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也是为了争夺对于战后世界，尤其是东欧、东南欧与近东的控制权的矛盾。苏联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出于大国主义的逻辑，力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南欧，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则试图借第二次大战胜利之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统治。这中间，意识形态的问题与国家利益的问题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了一起。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这是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同年9月，美国政府即决定对苏联实行“强硬外交”。1946年1月5日，杜鲁门提出要用“铁拳和强硬的抗议”来对付苏联。同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战争的发生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斗争的必然结果，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危机的结果。斯大林并且作出暗示，和平的国际秩序不可能长久，苏联必须作好准备，增加重工业生产，以防万一。这一篇讲话在西方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被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原来已经十分微妙的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由此急转直下。
斯大林的上述演说发表两周后，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即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电，阐述了对苏联的战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目的同苏联政权及其所控制的国家的利益是敌对的。”因此，“任何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的主要因素，必须是以对俄国的扩张倾向实行长期的、耐心的，但同时又是坚定的和警觉的遏制。”遏制的方法，就是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的地区”，即通过建立与加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力量，对苏联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封锁、包围与压制。这可以算是“遏制理论”的雏形。3月，对苏联素怀敌意的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又在美国的富尔顿发表演说，指出中欧与东欧已经落入了苏联势力范围之内，而且“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他认为，苏俄“所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邱吉尔提出的对苏战略与凯南完全一致，“假如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那么就“没有人会来冒犯它们”。
美国很快采纳了凯南与邱吉尔的主张。1947年3月，杜鲁门在给国会的一份国情咨文中就希腊问题提出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这是一个系统的反共提纲，也标志着苏美冷战的正式开始。杜鲁门指出，共产党在希腊的影响将会扩展到土耳其、中东、乃至欧洲和全世界，他不仅要求国会批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并且宣布，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间接威胁了所谓“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实际上这是宣布美国将承担起一种“世界警察”的角色。杜鲁门最后表示，灾难和贫困是共产主义发育的土壤，所以美国还应该向全世界提供援助和支持。
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作为杜鲁门主义的一种具体体现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范围被确定在亚洲以西的欧洲地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控制西欧，并使其在美国领导下形成与苏联抗衡的力量；二是分化东欧，企图诱惑东欧各国接受援助而投入美国的怀抱。美国的第一个目的实现了，但第二个目的却落了空。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之外全部加入了经互会，而南斯拉夫也没有接受马歇尔计划。美国在拉拢失败之后又转为对苏联和东欧各国实行经济封锁。？在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对外援助法案”中明确限制了西欧国家与苏联东欧的贸易。从实际上看，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加剧了东西欧之间的对抗，对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马歇尔计划之外，美国在军事方面也积极推动西欧的联合并且谋求建立一个以它自己为首的军事组织，经过反复协商，西欧10国（英、法、荷、比、卢、葡、意以及丹麦、挪威和冰岛）与美国和加拿大于1949年4月共同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该公约从当年8月起生效，规定这些国家进行集体武装防卫、协商共同行动和协助受攻击的缔约国。9月以后，根据该公约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快形成，它是战后东西方对峙中的西方集团的核心，加剧了冷战的局势。
在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攻势之下，苏联也加紧行动，并且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首先，通过建立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直接促进了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化的进程，进而又通过清洗所谓的“铁托分子”确立了苏联对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和控制，使它们在路线、政策与人事方面都必须经过苏联同意才能行动。
其次，为了与马歇尔计划对抗，打消美国以经济援助拉拢东欧国家的幻想，并且帮助这些国家恢复与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苏联于1947年与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1949年1月，苏联又与罗、保、匈、波、捷一起正式组成了简称为经互会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这一组织后来进一步扩展到了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蒙古、古巴和越南。
在军事方面，苏联也积极推动与东欧各国联合的进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苏联就陆续与东欧各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这些条约中含有军事同盟的内容。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苏联军事顾问被派到东欧各国，帮助它们进行军队的整顿及训练工作。到1950年，东欧各国已经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随着北约的成立以及东西方军事对抗的加剧，1955年5月，苏联与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7国在华沙举行了“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第二次会议”，缔结了8国友好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根据该条约，缔约国家将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及政治协调机构，以建立集团性的军事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分别集团化的过程到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最终结束。从此，世界进入了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互相对峙作为基本特点的两极格局的时代。两极格局的建立以及随后双方之间一些“博弈规则”的逐渐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两大阵营的力量的均衡，从而使战后世界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然而“稳定”是很脆弱的，因为双方的对立有时候发展到箭拔弩张的程度，几乎把世界带到了战争的边缘，像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这样的例子。两大阵营的对抗及其所遵循的“以实力求平衡”的理论也使对立的双方都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从而给各自的经济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对苏联经济尤其如此。
两大阵营对峙的时代也是双方互相封锁并且自我封锁的时代，斯大林为此还提出了“两个对立阵营，两大平行市场”的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严重阻碍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充分地吸收和利用西方国家最新的科技成果，也极大地限制了东西方国家经济贸易的规模，从而在实际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不复存在，但这种“阵营”的思想仍然束缚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它们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这一状况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改变。
另外，在两个阵营当中，苏联和美国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大国主义倾向。苏联正是借助于这种两大阵营的敌对形势，严重地干涉了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后来又提出了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甚至在1968年直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干预干挠了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行，使之脱离了各国的实际与人民群众，也加深了东欧各国人民的反苏情绪，从而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第二节 第三次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以原子能、电子技术与空间技术为标志的又一次总体性的科学技术巨大飞跃。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是本世纪初基础科学理论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如量子理论和相对论的发现，以及人类生产技术自身的积累。在现代物理学获得重大突破之后，数学、控制论、系统论、高分子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宇航学等其他科学门类也相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且其成果被迅速地运用到生产领域，因而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型材料合成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遥感技术与海洋技术等一大批新的生产技术群应运而生，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自19世纪末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后，再一次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
这次新科技革命首先于40年代从美国开始，随后扩展到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至今仍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着整个世界，并且正在向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直接过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据统计，从18世纪以来，世界工业的年增长率以1951—1976年间的速度为最快，达6.4%。在此期间，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年增长率分别为：美国4.2%，英国2.4%，加拿大5.1%，法国5.4%，联邦德国6.3%，日本则高达12.4%。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因其推动了农业机械化、栽培科学化、农田水利化以及品种优质化而给农业这个古老的生产部门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以1950年各国农业生产指数为100，那么到1977年各主要西方国家的指数分别是：法国187，英国171，联邦德国181，意大利170，美国181，日本248，等等。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国民财富的极大增长。1960—1978年的19年间，西方发达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一般都增长了2—5倍，日本甚至增长了将近17倍。国民收入的增加除了表现为资本家阶级收入的绝对增长之外，工人和一般群众的收入也有相对的增长，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据欧共体的统计，1964—1971年，联邦德国工人的每周实际工资增长41%，法国增长37%，意大利则增长53%（1961—1971年）。就人们的消费水平来说，以美国为例，1932年美国使用电冰箱的家庭仅占12%，到1971年电冰箱就已经普及到了每一个家庭；1910年，只有1%的家庭拥有汽车，1970年这样的家庭已增至79%；1900年，拥有电话的住户仅为5%，而到1971年，电话的普及率已增至83%。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十分明显的社会结果就是缓和了西方国家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从而使这些国家在战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基本上保证了国内的稳定与和平，也基本上没能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
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促进了国民财富的迅速增长，而且给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者和生产对象两个方面较大的变化。从生产者来说，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逐渐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现在创造财富的手段不再主要依靠人的体力，而是依靠人的智力与知识。这就在客观上促使生产者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美国，初等和中等的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100%。1980年，中等和高等学校毕业人数分别为人口总数的66.5%和16.2%，而在1940年，这两个指标还分别只有24.5%和4.6%。人口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不仅带来了白领阶层的增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如人们能够更多地接受官方的政治社会化教育，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减轻了体制外的政治压力。
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带来了劳动者组织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是现代管理与决策技术的采用使劳动组织的管理日渐科学化，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迅速替代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19世纪那种在一个车间里挤满了工人的情景在现代西方国家已经变成了十分罕见的现象。劳动者被更加严密地组织到了生产过程之中，他们之间个人的联系与交住明显减少，这显然增加了劳动者自身组织与活动的困难。
第三次科技革命同样深刻地改变了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的机械化乃至自动化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特别是由于计算机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普遍运用，人操纵机械的简单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人依靠电脑进行的复杂劳动。可以说，经过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由于大量的中介工具的出现，人类的劳动器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从人手向人脑的转化，这不仅意味着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因素，而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也具有了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含义。
第三次科技革命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劳动对象的范围，太空与海洋正在成为人们新的劳动场所，大量的人工合成材料代替了天然的能源与原材料，更为重要的是知识与信息本身也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扩展不仅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对于资源的传统观念。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夺对于劳动对象的支配权，那么到现在，这种冲突已经具有了与传统社会很不一样的内容。
总之，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改变了西方社会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面貌，使之出现了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的诸多新的特点，从而也对西方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
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通过对人类生产活动中生产者、生产工具与生产对象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产结构本身，一个总的趋势就是传统生产部门的衰落与新的生产部门的不断兴起，以及产业部门的不断细密化。
在这里，所谓传统生产部门指的是农业和制造业及与之密切相联的其他产业（第一、二产业），新兴产业则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主要国家传统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都明显下降，而新兴产业的比重则表现出一种持续上升的势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65年至1987年，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服务性行业的产值在国民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59%、48%、51%、54%、43%上升到了68%、52%、60%、66%和60%，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左右。服务性行业比重的上升以及传统产业比重相应的下降同时也就表明了西方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出现的一种经济结构由物质性生产逐渐向非物质性生产过渡的趋势。
至于在第一、第二产业之间，农业生产又逐渐向工业生产转移。以美国为例，1960年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净产值分别为177亿美元和1521亿美元，分别在物质生产部门总产值中占10.42%和85.58%，到1985年，它们的净产值分别上升为764亿美元和8805亿美元，但两者在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比例则变为7.98%和92.02%。
第三次科技革命后西方国家三大产业结构之间以及各类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传统产业向新兴科技产业转移以及新产业不断涌现的结果。这些新的产业包括信息技术产业、新型材料产业、新兴能源产业、生物与海洋工程产业以及环境生态工程产业等等。70年代，虽然西方经济普遍低速增长，但新兴产业却以每年20%—40%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新兴产业的出现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而且也大量地吸收了传统产业因为吸收新技术而逸出的劳动力，从而使社会总体上能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
此外，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密化以及信息业等新型服务业的出现，西方社会在生产不断趋于集中的同时，又出现一种大中小企业并存的情况。90年代初，美国的中小企业总数达13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8%还多，雇佣的职工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日本的中小企业则达到企业总数的99%以上，职工超过了全国劳动力总数的80%多；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批的中小企业虽然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很大的比重（美国80年代中期制造业中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公司虽然只占企业总数的0.05%，但在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中却分别占了66.5%和69.3%），但它们的存在不仅表明了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必然性，而且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是普通工人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条件，它们有力地遏止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种两极分化的趋势。
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应地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第一和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绝对下降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迅速上升。这一变化的社会后果是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蓝领工人）的数量大大减少，而从事服务业、信息业以及管理工作的工人（白领工人）数量大大增加。相比之下，白领工人比起蓝领工人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以及教育水平，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也有明显差别；加上西方国家战后社会再分配和社会福利职能的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遏制，以白领阶层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而不再是传统产业工人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在美国，有人估计中产阶层达到了人口总数的40%—50%，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重大影响。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新形势
如果说第二次科技革命曾经给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带来了改良主义的思想并且造成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延续至今的分裂，同时又因其导致整个世界不平衡发展而促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系列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话，第三次科技革命又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由于80年代以前自我封闭的政策，教条主义的思想的影响，管理体制的僵化造成的科研与生产的脱节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上的偏差，它们普遍错过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机遇，这也是苏联东欧国家与西方经济发展差距自70年代以后重又拉开，并且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科技革命带来的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大减少。由于传统的产业工人是各国共产党主要的力量基础，西方国家共产党对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发展新趋势又反映迟钝，固守传统理论，策略调整缓慢，因而就导致这些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自身的力量与影响力都呈现出一种持续下降的趋势。以‘西方国家第二大共产党法国共产党为例，从1980年至1988年，其党员就减少了近10万人（即从70.9万下降到60万，到1992年下降到40万左右）。加上其他原因，如1989年以后的苏东剧变的影响，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以致于它们中有不少纷纷走上了社会党化的道路。
西方各国共产党主要把传统产业工人作为自己的力量基础，这既是囿于传统理论，也是西方（主要是欧洲）传统政治分野的一种结果。就前者而言，法共的克济德坎就把白领工人都视为“新中间阶层”。但主要起作用的是后一个因素，所以尽管欧洲共产主义一般不强调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依然难以扩大自己在产业工人之外的影响。此外，欧洲各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深受苏共的影响，这就更加降低了它们的吸引力。
实际上，无论白领工人还是蓝领工人，就他们都主要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这一点而言，把他们都视为工人阶级是没有疑问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出卖的是脑力，后者出卖的是体力，所以没有必要在他们之间筑起一道人为的界线。但是，也要看到新兴的白领阶层与传统的产业工人之间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思想方式上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英国学者克吕尔指出，新的中产阶层有以下特点：“（1）受过职业教育，而且通常是从学校毕业；（2）受雇于人而不是自己干活；（3）受雇于大型官僚组织，尤其是像地方与中央政府，国有化工厂，半自治的非政府机构、大学、医院等等公共机构；（4）相对比较年轻；（5）一般是技术工人阶级或者低层中产阶级的后代，换言之，他们之所以进入中产阶层乃是通过学校教育体系而不是通过占有资本或通过‘感染，。”①（①转引自A．加里尼科和C．哈尔曼：《变动中的工人阶级》1987年英文版第42页。此处“感染”一词，指通过模仿而习得别人的生活习惯。）
传统产业工人之外的那些工人由于他们的教育水平、生活和工作环境与前者都有较大的差别，因而在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上也与前者不尽一致。他们信奉改良，反对革命，迷恋民主，厌弃专政（尤其是苏联模式的专政）。就目前而言，这一部分人主要是社会党与保守政党争夺的对象。
看起来，传统的苏联共产党模式的组织准则与大批涌现的白领阶层（或者“中产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大相符的，而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对这些人也没有太大吸引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如何调整自己的思想理论与组织路线和策略方针，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这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支主要力量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情况要好一些。它们对于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和发展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以其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战略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或参政，并成为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大的一个流派。但对它们而言又存在另一个问题：它们在竞选中提出许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激进的纲领，而一旦执政之后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遵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逻辑行事，根本谈不上对社会有大的变革。这种理论纲领与执政实践的不相一致，使它们渐渐失去其特色从而失去了一部分选民。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于西方的整个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都带来了总体性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适应能力在增强，而且由于普遍的持股现象和广泛的社会福利与社会再分配政策，每一个人都与资本主义的国家或者企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们与以前的产业工人处境大不一样，已经不是除了锁链之外一无所有，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会有所不同。此外，由于左翼与右翼政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有不少分歧，但它们的基本政策却并无不同，这造成了西方国家普通群众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冷漠，这种情况也影响了社会党，从而使之出现了老龄化和“资产阶级化”的倾向。相反，意识形态的淡化带来了其他的社会问题，像民族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等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上升。目前欧洲绿党和一些右翼激进党派的力量明显增强，它们不仅夺去了共产党，也夺去了社会党的不少选民，这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总起来说，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看来是处于一种低潮，而苏东剧变更使它走到了最低点。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科技革命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1957年，1973年和1979年，西方国家先后发生了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生产受到严重的打击。时至今日，西方各国也还未能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这场“滞胀并存”的危机中完全解脱出来，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没有显露出丝毫能够克服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的迹象。另一方面，战后西方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也不能掩饰贫富两极悬殊的事实。就在西方最富有的国家美国，1986年仍然有3237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据统计，80年代中期，美国最贫困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1/5，它们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只占4.7%；与此同时，1/5最富的家庭却占据了国民收入的45%。除此之外，尽管西方国家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种族冲突加剧，极右势力抬头，各种社会犯罪不断增加，人们的道德水准不断下降，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乃至非道德化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有一种末世之感。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曾指出：西方国家“多数人对资本主义采取容忍态度，这是因为它在生产方面效率高和苏联采取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有专制独裁的形象，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制度。”①（①（法）莫里斯·迪韦尔热著：《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这样一种解释大概充分地表达了西方中产阶级的心态。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南北差距更加拉大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3年以后出现了资金从第三世界国家向西方国家倒流的现象，1983—1989年的资金倒流总量就达到2000多亿美元。这种现象不仅加深了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掠夺，而且也加深了后者对前者的依附。据估计，在整个8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退后了10年，非洲的经济更是退后了20年。虽然目前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但在以私有制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能对落后国家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有根本改变。至于在这些国家内部，由于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实验并不理想，它们又纷纷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但这同样不能解决它们的贫穷与落后的问题，相反却加深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显然，无论就发展中国家内部还是从其国际环境来说，它们所面临的困境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和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逻辑所无法解决的。
就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它不仅是一种社会公正的要求，更是一种历史的逻辑产物。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得不到解决，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因此，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目前处于低潮，但并没有理由对它的未来丧失信心。当然，另一方面，正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物，所以它在理论上策略上和实践上都必须伴随后者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发展。任何的僵化与教条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西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或者社会党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对自己的纲领、政策和组织方式进行灵活的调整，以吸引群众，领导群众。另外不能忽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已经为过去的历史充分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成功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勃兴将会是一种巨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