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764《乙亥年九月十六日秋座局席转帖》记载这年秋座局席轮到张社官家，约定社人于该月十七日在报恩寺门前取齐，后到二人罚酒一角，全不来罚酒半瓮，参加的社众中有社官张阇梨、周阇梨、孙阇梨等。[35]还有以寺院为中心组织的社，在常年局席中照样饮酒，而且是寺院上层僧尼带头饮酒，所以饮酒实际上就被视作正常现象，与敦煌佛教教团戒律不违背。P.3391v《丁酉年正月春秋局席转帖稿》记载因转春秋局席人各带油面麦粟等物于灵图寺门前取齐，捉后到二人，罚酒一角，全不来罚酒半瓮，参加社众有阴僧政、冯老宿、曹老宿、泛上座、法诠等僧和法瑞等沙弥，还有部分俗众。[361足证该社是以灵图寺僧人为中心建立的，既然罚酒，那么就必然饮酒。有时这些局席设载僧人家里，就更能证实僧人进入社后同一般人一样饮酒。这些社众常年局席一般来说都是围绕着寺院进行的，还有的干脆将局席设在寺院之内，如P.3875《癸未年秋座局席转帖》通知社人携带麦粟油面等物，于当月廿二日于普光寺内取齐，然后捉后到二人罚酒一角，全不来罚酒半瓮。[37]既然局席设在寺院内，这种饮酒活动是寺院或者佛教教团的整个行为，而不是某个僧人的个人行为。以上都是在罚酒，还有转帖约定僧众要携带酒前来赴宴，如S.1973v《筵设转帖抄》记载因慈光筵设，慈恩、善恩、清愿、道济、道荣、坚愿、应深等携带酒等物于普光寺门前取齐赴宴。[3]证实就是僧人自己的筵设活动照样饮酒。
晚唐五代敦煌僧尼招待外寺高僧大德饮酒，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被视作一种礼仪。S.6452(1)《某年(981-982)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十四日，粟壹斗，就泛家店沽酒，周和尚、三界寺张僧正吃用。”净土寺的周和尚将三界寺的张僧政请至泛家店饮酒，而且作为寺院的正当开支，足见当时饮酒之风气是何等之盛。该文书又记载又夜头，粟贰斗，沽酒张僧正李校授就泛家店吃用。……十日，麦壹斗，买胡并，就兰若、三界寺大张僧正周李潭法律等吃用。”[39]我们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净土寺为招待三界寺张僧政和大张僧政，曾经在泛家店中沽酒招待。僧尼招待外寺僧尼而出资赴店饮酒，这都表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僧尼是可以出人酒店饮酒，或者食用其他违戒食品。其次看望寺外髙僧用酒在当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如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八月“十六日，酒贰斗，东窟看大张僧正用。”这是净土寺看望东窟（莫髙窟，也有人认为是榆林窟）的大张僧政用酒二斗，显然大张僧政饮酒是被允许的，不然净土寺不会这么远送酒给他的。该卷还记载壬午年十月“十六日粟二斗沽酒看侍僧录，大师来酒壹斗。十七日，酒壹斗，宋判官家送。”[40]宋判官可能是寺院都司或者各个寺院的判官，僧录是都司的高级僧官，净土寺向他们送酒，表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饮酒是从上至下的生活风俗习惯，不是某个僧尼个人的行为，是整个僧团的行为。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接待外来僧侣同样食用酒。S.4899《戊寅年(918或978)诸色斛斗破历》记载：“十二月十九日麦贰斗沽酒纳赠用，看判官用，麦伍升煎蕴用，粟柒斗沽酒送盘用，粟贰斗付莲孔法律用o”判官是佛教教团都司僧官都判官管辖下诸司或者诸寺管理俗务的僧官，他们饮酒是可以理解的。从寺院将麦粟一石四斗交付丑子酿酒，用于招待肃州来的僧人，表明不仅仅敦煌的僧尼饮酒，就是肃州的僧尼也同样饮酒。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晚唐五代归义军管辖下的整个河西地区佛教教团僧尼都饮酒成风。P.2642《年代不明（十世纪）诸色斛斗破用历》：“十月一日，粟八斗沽酒城南园泥厅舍用。二日，粟一石贰斗沽酒看徒众及工匠用。三日，粟八斗城内造作沽酒看僧官及工匠用。四日，粟八斗沽酒看僧官及工匠用。七日，粟壹硕贰斗沽酒梁和尚旋车人事用。十六日粟壹硕贰斗沽酒衙内人事用。廿六日粟陆斗沽酒单子算羊来用。同日粟壹硕贰斗沽酒天使奄世劝孝用。廿八日粟八斗沽酒索都知亡，大众及都官吊孝来吃用。十一月十三日粟陆斗沽酒西州就寺来吃用。十四日，粟壹硕贰斗沽酒梁校授西行送路用。十七日粟陆斗沽酒于阗使就寺来吃用。廿一日本酒畚瓮冬至用。十二月四日粟一石贰斗沽酒阎都头身故大众及都官吊睾来吃用。廿九日本酒两瓮，岁节用。”[41]这里记载的几笔酒的开支，有用于招待寺院僧众劳动支出，也有用于招待工匠和僧官的开支，还有用于招待敦煌地区以外僧人的开支，如西行的梁教授、西州、于阗来的使者等，虽然文书没有记载他们是否是僧尼，但是当时僧人成为使团成员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梁教授有可能是返回的外地僧人。这样不仅仅敦煌地区的僧人饮酒，饮酒很可能是当时河西、西域僧团的一种普遍现象。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或者各个寺院招待各种佛事活动中僧官普遍用酒，这一方面说明僧官违戒饮酒中起了引导作用；另外一方面表明僧官饮酒中享有比普通僧众更多的特权。P.4674《乙酉年(925或985)十月麦粟破用历》：“廿三日，东窟上大众迎僧统沽油用麦壹斗、沽酒粟壹斗。又和尚吃酒粟壹斗。”[《2]文书中还记载到法海和尚，可以确定文书的年代为大约为925年，寺院于东窟上迎接僧统的到来用食物中就有酒的支出。而同时前来的张僧政、索法律等没有这样的接待规格。从这篇文书的其他几条记载我们得知，当时招待是否使用酒及其用酒量都有具体规定：“又大众粟贰斗，大例将酒使用。又大众粟贰斗大例送酒用。”“大例”，就是沿用的惯例。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记载净土寺为招待大张僧正东窟来、尚和官渠来、二和尚就院就店吃用、宋僧正就店吃用、张僧正李校授就店吃用、李僧正张僧正索法律等就院吃用、周僧正东窟来迎用、李僧正就少泛家吃用、张僧正宋法律吃用、周和尚铺暖房、李僧正铺暖房、杨孔目周李就店吃用、周李就店吃用、周和尚李和尚大张僧正小张僧正髙僧正用酒、僧正法律等吃用、大张僧正东窟来迎用、二和尚羊司就店吃用、三界寺二张僧正周和尚法律等就店吃用、二和尚校授等就店吃用、众法律东窟来迎用、张僧正友连亡用酒等开支。足见每年寺院招待佛教教团法会及其他活动用酒量很大。一般来说佛事活动中诵经吃斋是禁止饮酒的，但是在法会活动结束时，用酒犒劳辛苦诵经的僧徒就成为寺院的常例，所以这些酒项开支就体现在寺院的各种帐目中。S.5039《年代不明（十世纪）诸色斛斗破用历》：“粟壹斗，于承恩店和尚吃酒用。粟贰斗伍升乾泛判官亡纳赠用。粟贰斗，沽酒和尚老宿法律吃用。又粟壹斗，和尚就场吃用。粟壹斗，大众缝皮裘用。麦壹斗买胡并大众用。粟肆斗，雇驴东定成伍曰安道场施毡用。又粟壹斗，沽酒和尚老宿吃用。”因为之后有时间是九月之前的十六日，所以这项开支可能是七月十五或者八月十五日。十六日“同日，粟贰斗，沽酒和尚法律老宿吃用。”[43]这部分帐目不仅仅记载该寺院支付和尚酒店、就场吃用还记载寺院东定城安道场结束后招待和尚支出酒等。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有很多节日，这些节日有中国传统节日，也有佛教节日，同时还有将中国传统的节日赋以佛教内容而变成佛教节日，在这些节日中都要举行规模大小不等的佛教法会活动，那么招待僧众饮酒就成为寺院的常例支出，如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七月“十六日，破盆酒两瓮。十八日，造亟午料酒壹斗。十九日，午料酒壹角，廿日，午料酒壹斗。廿-日，午料[酒]壹斗。廿二日，午料酒査斗。又夜间局席酒壹斗。”盂兰盆节法会之后，净土寺设局席招待僧众，支出很多酒，表明这也是寺院支出酒和僧尼饮酒的主要内容。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发展主要得力于归义军政权的支持，虽然归义军建立初期得到佛教的很多支持，那么归义军后期，僧尼地位下降很多，但是佛教发展仍然处于发展趋势，这主要得力于归义军政权优容与支持，敦煌佛教教团首先要处理的是与归义军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此佛教教团招待归义军官府军政要员成为他们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和经济开支，每次招待都需要用很多酒。P.4909《辛已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后诸色破用历》：“三月一日，看刺史使君面伍斗煑油用，造食胡饼面柒斗、油四升、苏伍升、粟两硕沽酒用。”[44]4649、3.4657《庚午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历》：“三月五日，粟叁斗送仆射用。廿日，粟叁斗沽酒迎仆射用。”[45]S.6452《某年（981-》982)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七日，粟武斗，沾酒泛都头就店吃用。”S.6452《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记载：二月“廿九日，看刺史煑酒伍升，煑油人吃用。……（四月）七日，酒壹瓮，刺史亡用。”七月“十四日，酒壹角，东窟上用。酒壹瓮，小张僧正看使君用。粟壹斗，大众东窟来迎用。”“廿四日，安教练转局来粟贰斗沽酒用。使君脱孝沽酒粟贰斗。廿八日，屈董都料沽酒粟两斗，造破历酒贰斗。”S.5039《年代不明(十世纪）诸色斛斗破用历》麦壹斗，沽酒就寺看阿郎用。又麦贰斗就寺门迎阿郎用。沽酒就磑头庄看阿郎用。”S.4705《年代不明（10世纪）诸色斛斗破历》：“到城看李押衙史押衙二人酒八钓、胡并四拾枚。”[46]S.1053v《己巳年(909或969)某寺诸色人破历算会残卷》壹[硕]贰斗沽酒，陈押衙等用。”[47]这些政府官员有的是归义军节度使，有的是押衙都头，但是不论是哪种身份，佛教教团都不敢怠慢，不仅好吃好喝用好酒，还得派僧官陪同饮用。向归义军高级官员馈赠礼品使用酒，不仅仅各级僧尼自己这样做，就是作为佛教教团本身或奢寺院，都经常将上好的酒如麦酒送给归义军政权的各级官吏。S.6330《年代不明（10世纪)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残卷》：“粟叁斗，十三日沽酒看州司荣设人用[S.6452(1)《某年(981-982)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十月“八日，粟武斗，沽酒泛都衙家送。”十一月“廿日，麦叁斗，沽酒看刺史娘子用。"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记载：二月“十九日，佛食酒壹斗，宋判官家送。”都衙即都押衙，与刺史、判官等都是归义军掌握实权的人物，得到他们的支持对于寺院来说是一件幸事，因此不仅向官员本人送酒，还向其家人和妻子送酒。P.4638《清泰四年(937)都僧统龙辩等牒》：“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赐紫沙门龙辩、都僧录惠云、都僧政绍宗等。草豉壹斗，麦酒壹瓮，谨因来旨，跪捧领讫。右龙辩等忝为释吏，一无助君之功；希履道门，又阙课念之力。昨者司空出境，巡历遐遥。严风冒犯于威严(颜），冷气每临（渎）于贵体，不得资，兢悚倍常。特蒙任恩（台慈），远垂重礼(恩赐），龙辩等万生荣幸。准合趋步，铭荷军前，伏为奉守城治，不敢专擅。谨遣都头张信盈往彼驰状陈谢，谨录状上。（诚恐诚惶，无任拃格难违，远离怠慢社稷。伏增战惧）牒件状如前，谨牒。清泰肆年十一月十八日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赐紫沙门龙辩、都僧录惠云、都僧政绍宗谨牒。”P.4638《[清泰四年(937)]都僧统龙辩等献酒牒》：“应管内外释门都僧统赐紫沙门龙辩、都僧录惠云、都僧政绍宗等。酒贰瓮。右伏以运偶昌晨，时当朱夏；麦垄飞芒之际，阶蓂吐叶之初。伏惟司空应天文之德，定押河隍；禀地里之祥，肃清九郡。龙辩等桑门折足，释教么愚。幸逢端午之荣，兼值祝祷之庆。前件少尠，虽惭贡献，聊表释仪。伏乞府赐，特垂容纳。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49]这是归义军时期佛教教团最髙僧官都僧统、都僧录、都僧政节日向归义军节度使送酒的状文，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僧官与归义军政权的隶属关系。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礼仪很重，特别是丧葬活动中都要纳赠，寺院僧尼参加追赠活动除了用粟麦布等，也经常使用酒。P.3875V《丙子年(976、916)修造及诸处伐木油面粟等破历》：“粟壹斗酒壹角，阴都衙葬日看僧官用。”W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记载三月四日，寒食酒壹瓮。五日，梁阇梨亡，酒査瓮。”这实际上成为寺院不小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