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固然无力拯救人的现实处境，但权力能拯救吗？如果能，那马戏团的驯兽师确实就是人类最崇高的象征，他挥舞着鞭子使百兽秩序整然；但人不是野兽，人类社会不是马戏团，也没有人可以充当自己同类的“驯兽师”。虽然历史上也有统治者拿起鞭子效法和谋求类似驯兽师在马戏团那样的地位，但他拿起鞭子对着同类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遭殃了。我们相信，如果人的现实处境需要拯救，像维沃洛奇诺夫质疑的那样，那这种拯救就同时需要另一种拯救：诗的拯救。文学是对人的现实处境的拯救的拯救。这就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的用“真理的声音”去诱导人的心灵。无论是宗教的真理还是诗的真理都是简单的，但是却要不断地去诉说的，要不断地去提醒的。因为人是健忘的，因为人在现实的处境是容易迷失的，容易偏离真理的轨道，容易放任自己的贪婪和邪恶。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宗教确实是相通的，它们最后面对的都是心灵。如果没有诗和宗教的拯救，人类的生活将毫无意义。
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品其实都是对人类现世拯救的另一种精神拯救，它天然地对现世的拯救抱有深刻的质疑。这种质疑不是简单的不相信，而是把它带到良知面前，让良知去审视，做自我审判，追问现世的拯救到底在哪里迷失了，忙碌的现世拯救到底把人类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遗忘了，现世拯救得来的一切是不是就是人类希望得到的一切。这种深刻的质疑是文学震撼人心的地方，也是文学的不朽之处。
20世纪最令人激动的也最具规模的现世拯救运动，应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了吧。它有周密的理论，理论经过严格的论证；它有严密的方法，方法保证它一定达到目标。俄罗斯和中国是卷入这样一场壮观的现世拯救运动中的两个大国，共产主义革命改变和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革命之后也都建立了新的国家。在十月革命结束刚好40年的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发表了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如果一场现世的革命需要一件精神的产品来作为纪念的话，《日瓦戈医生》就是俄罗斯革命最好的纪念。因为它超越了这场革命。因为它不是以文学来大声疾呼，鼓动人们认同和参与那时尚处在尾声的革命，当然也不是单纯地谴责即将过去的革命。因为它不是以文学虚构故事的形式去描绘这场现世革命的轮廓，不是去告诉正在远离革命的后世读者这场革命的真相是什么。
如果要这样做，帕斯捷尔纳克懂得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将比文学远为出色，做得更好。因为它站在文学的立场质疑这场拯救现世的革命，因此它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革命。所谓文学立场的质疑，不是说质疑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作为现世的拯救自然有它的理由。文学立场的质疑是关乎良知，就像所有现世拯救有它的迷失和偏差一样，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在良知的审视面前也有它的迷失和偏差。这种迷失和偏差既有“革命”对人的摧毁，对人心的摧毁，也有人心邪恶和无知在“革命”中的泛滥。帕斯捷尔纳克天才地捕捉到了这一切，这种对人类事务和人心的洞察依靠的不是知识学的立场，而是艺术家的良知和心灵体验。小说中有一段写到日瓦戈医生和拉莉萨这对革命时代的“不幸者和弃儿”，各自经历了家庭的破碎和奔波流离，又在莫斯科万里之外的荒凉小镇上重逢，他们相爱又抱头痛哭。日瓦戈不明白为什么在个人命运中会出现这一切变化，拉莉萨讲了一段话，告诉他自己的看法。这段话堪称经典。拉莉萨说：
（三）文学的超越视角 (2)
我这么一个孤陋寡闻的女子，怎么能向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解释现在一般人的生活和俄罗斯人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很多家庭，包括你、我的家庭，为什么支离破碎？唉，看上去好像是由人们的性格相投不相投，彼此相爱不相爱造成的，其实并非如此。所有的生活习俗、人们的家庭与秩序有关的一切，以及由此派生的、为此安排的一切，都因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改组而化为灰烬。整个生活都被打乱，遭到破坏，剩下的只是无用的、被剥得一丝不挂的赤裸裸的灵魂。对于赤裸裸的灵魂来说，什么都没有变化，因为它不论在什么时代都冷得打颤，只想找一个离它最近跟它一样赤裸裸，一样孤单的灵魂。我和你就像世界上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那时他们没有可以遮身蔽体的东西，现在我们好比在世界末日，也是一丝不挂，无家可归。现在我和你是这几千年来世界上所创造的无数伟大的事物中最后的两个灵魂。正是为了纪念这些已经消失的奇迹，我们才呼吸，相爱，哭泣，互相搀扶，互相依恋。
这段对人类事务和人心富有洞见的话由一个弱女子之口说出来合理不合理，其实并不是问题。谁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虚构的合理与否在乎读者的心理是否反感，只要在不反感的限度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它出自拉莉萨之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段话的精义不在乎文辞优美，而在于饱经忧患，在于饱经忧患之后对人类的无比的洞察力。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来审视革命，审视曾经声势浩大的拯救现世的革命。拯救在良知面前露出的它的破绽：革命声称要砸烂旧世界，革命也确实用暴力砸烂旧世界。可是，对日瓦戈、拉莉萨这样的凡人，旧世界是什么？不就是他们平静的日常生活？无辜的凡人拥有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不对？拯救现世所推动的暴力革命席卷了旧世界，也席卷了无辜的人的日常生活。就像拉莉萨说的剥剩了一丝不挂的赤裸裸的灵魂。
他们被革命抛进了洗炼灵魂的炼狱，在这个炼狱里四处流浪，在这个炼狱里受难，在这个炼狱里锤炼自己的灵魂；凭借着爱心，孤单的灵魂拥抱在一起，以软弱的搀扶和依恋在革命的寒冷风暴中相互取暖。我们不知道俄罗斯革命的年代是不是真有这样的男女或类似的男女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如果把小说看成是反映现实，哪怕它也是高于现实的反映，《日瓦戈医生》是歪曲了俄罗斯革命还是正确描写了俄罗斯革命？这样的争论将永远可能没完没了地争辩下去。其实，在现实中发生还是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对小说来说是根本不重要的，写实的手法在小说中只是让情节披上一层拟真的外衣，好让故事符合一个大致的心理预期；纠缠于写实小说的这层拟真性的外衣是愚蠢的，也是没有结果的。小说重要的是要对拯救现实的人类活动有所反思，有所审视。小说要用良知去感知和体察人类的生活，要发现人类心灵里的秘密。
帕斯捷尔纳克以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做到了这一切，《日瓦戈医生》就是这样一部心灵的史诗。它展示的不是俄罗斯革命本身，而是俄罗斯革命对所有与它有关的人的命运的冲击；它描写的不是一个真正的关于俄罗斯革命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而是心灵对这样一场事变的感受；它表达的不是对俄罗斯革命的怨恨，而是富有洞察力的心灵对俄罗斯革命后果的反思睿智。小说要追问的是：俄罗斯革命到底在哪里迷失了？在人生的重重苦难面前，人怎样才能拯救自己？是像巴沙一样把怨恨发泄在这个世界上，与世界同时毁灭，还是像日瓦戈医生一样在美和诗的“天国”里追求灵魂的永生？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和拉莉萨其实也是人类心灵在社会巨变时代的象征：渺小的生命无力脱离苦难，柔弱的心灵抗击不了现实，但是，苦难也夺不去人类的希望，现实也磨灭不了心灵的良知。永远的希望不是在一个感官可以感触的现实世界，而是在一个柔弱而高尚的心灵世界。
《日瓦戈医生》是不朽的，它的不朽在于它以俄罗斯革命为观照的对象，而超越了关于俄罗斯革命的具体的是是非非和恩恩怨怨，作者完全站在良知的立场审视一场20世纪最震动人心的革命；它的不朽在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是完全听命于自我良知的写作，他完全拒绝他那个时代的主流写作倾向。根据后来的资料，我们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完全在孤立的状态中完成了他的小说。他想以母语首先在自己的国家发表自己的小说，但是被拒绝了。理由是小说对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问题做了否定性的回答。然后，小说以意大利文首先出版，然后，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又被苏联国内评论认为小说是对革命的嘲讽和背叛，为此作者被开除“作协”的会籍。然后，就是作者的声明：“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围绕着小说出版和荣誉的是非，随着作者两年之后的逝世也就尘埃落定了。其实，尘埃落定不落定与小说本身关系不大，除了它又是一个例子让我们见证诗的威胁确实不是柏拉图多余的担心之外，争议毫无意义。一部伟大作品的存在价值永远在于它是激动人心的，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
《红楼梦》也是这样。但曹雪芹笔下叙述的不是一个时代拥有的伟大的事件，他生活的“康乾盛世”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有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不外乎功名利禄、土木造作、饮宴唱和、狎妓投壶之类。这种生活是现实的，也是千百年来皇上治下的臣民在太平年代所拥有的生活，虽然程度不等。翻开正史和野史的记载，无论文人才子，还是市井细民，只要争得露头露脸的小康生涯，只要不是生当朝代鼎革的乱世，谁人不是这样打发日子？谁人不是这样蝇营狗苟？曹雪芹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在于他惟妙惟肖地给读者反映了或再现了这样的生涯。他不需要这样庸俗低等去迎合尘世的现实，恰恰相反，他站在这种尘世立场的另一面，以一个忏悔者和赎罪者的口吻，反思和追问这种无数人以无数稍有差异的版本重复过的尘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