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就拿神会和尚来说罢。神会自己就是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禅宗里的大部经典着作，连那五套《传灯录》——从第一套在宋真宗景德元年（西元一○○四），沙门道原所撰的《景德传灯录》到十三世纪相沿不断的续录——都是伪造的故事和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
《胡适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10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批判儒家文化，也批判道家文化。但在批儒时，总是把儒家和儒教（康有为所倡导的孔教）放在一起“清算”，而对道家，则把道教与庄子加以区别。如对儒、道批判得最剧烈的钱玄同，也清醒地声明说：“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
钱玄同：《中国今后文字问题》。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 这种区分，后来闻一多说得更清楚：
自东汉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流行着一种实质是巫术的宗教，但它有极卓越的、精深的老庄一派的思想做它理论的根据，并奉老子为其师祖，所以能自称为道教。后人爱护老庄的，便说道教与道家实质上全无关系，道教生生的拉着道家思想来做自己的护身符，那是道教的卑劣手段，不足以伤道家的清白。另一派守着儒家的立场而隐隐以道家为异端的人，直认道教便是堕落了的道家。这两派论者，前一派是有意袒护道家，但没有完全把握着道家思想的真谛，后一派，虽对道家多少怀有恶意，却比较了解道家，但仍然不免于“皮相”。这种人可说是缺少了点历史眼光。
闻一多：《道教的精神》。《闻一多全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第431页。
闻一多之前，有些诗人也崇奉庄子，他们或把道家的隐逸精神化做自己的创作态度，或把庄子的文章视为诗与哲学的极致，甚至把庄子当做讴歌对象。如郭沫若的《女神》就对庄子加以歌颂。
我爱我国的庄子，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
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郭沫若在这首诗中歌颂庄子、斯宾诺莎（Spinoza）和加皮尔（Kabir，印度的禅学家和诗人）等三个泛神论者。泛神论认为自然界是宇宙本体的表现，而本体无所不在，不受现实时空的限制；倘若有神的话，神就是这个无所不在的本体。庄子的“无”也居于这个“本体”。郭氏之后，闻一多在《庄子》中这样称赞庄子：
古来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真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闻一多全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第280—282页。
（四）关于现代文学的本然维度 (2)
郭沫若在1947年为《闻一多全集》所作的序中，曾客观地指出：“一多先生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他实在是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不仅陶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还同情于他的思想。”郭沫若还认为，庄子的思想直接影响了闻一多的《死水》，使其诗歌主体表现出一种陶醉于庄子的“乐不可支”的神情和迷恋“古铜古玉”、“以丑为美”，迷恋庄子之“道”的境地。如果“五四”新诗延续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态度与闻一多对庄子的礼赞态度，新文学的自然维度是不会衰弱的。可是，1947年的郭沫若已经不是五四时代抒写《三个泛神论者》的郭沫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对自己曾有过的庄子崇拜进行过自我否定。1943年，他所作的《庄子的批判》，已把庄子哲学定罪为“滑头主义、混世主义的处世哲学”。因此，当1947年他在评论闻一多的时候，也想法把闻一多对庄子的态度纳入现实意识形态的解释之中，于是，他就硬说闻一多晚年已把庄子的思想也抛弃了。其证明是闻一多写了一篇《关于儒、道、土匪》的文章，“一转而痛骂道家了”。
郭沫若引征了闻一多这篇文章的两段话，一段是：“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另一段是：“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据这两段话，郭沫若得出结论：“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但是，只要细读《关于儒、道、土匪》一文，就可了解，郭沫若显然是“断章取义”，用自己的面貌改造闻一多的面貌。诚然，着写这篇文章时的闻一多，政治上的态度已十分激进。但激进并不等于在文化层面上一定要对儒、道、墨三家彻底加以否定。当时的英籍中国研究者韦尔斯完全站在政治权势者的立场上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对此，闻一多是极为反感的，他以反讽的笔法给韦尔斯以回应说，你所说的“土匪”是指墨家，那么，你最好是分清理论与行为：若以理论上说，斗争的应是“儒家、道家、墨家”，不应把墨家单称“土匪”；倘从行为上说，三家的变质——利用三家的名义而蜕变成另一种东西，那么应称“偷儿、骗子、土匪”。所以，文章的结论部分，闻一多说：
在中国人看来，三者之中，其实土匪最老实，所以也最好防备，从历史上看来，土匪的前身墨家，动机也最光明。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帜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但我知道这不是韦尔斯先生的本意，因为，知道在他们本国，韦尔斯先生的同情一向是属于那一种人的。
《闻一多全集》第31卷。北京三联书店，第473页。
很明显，闻一多这篇文章是为被称为“土匪”的革命力量辩护的，同时也揭露“在儒道的旗帜下天天剿匪”的“偷儿骗子”，并不是认为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儿，道家是骗子。而且，与写这篇文章差不多同时，闻一多所作的《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一文，又再一次赞扬庄子的那种“以死生为一体”的境界，是一种“通过理智的道路然后达到的境界”，是一种“至高境界”，而原始思想的宗教观念绝对没有庄子这种理智与境界。因此，可以肯定，郭沫若对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一文的阐释是完全武断的。
郭沫若这种主观性的对闻一多的论断，在1949年之后又成为哲学界某些激进的哲学论者彻底“埋葬”庄子的一种根据。出版于1961年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作者关锋在《后记》中宣称：“我写这本书，目的之一就是要彻底埋葬庄子精神。”这本书从政治上宣判庄子的思想乃是“没落的、悲观绝望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反映，是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但是，作者在彻底埋葬庄子的时候，碰到一个难题，就是被公认为民主战士和爱国者的闻一多却那么喜欢庄子。关锋在困境中发现了郭沫若的解释，于是，他就作了一段这样的文章：
这里，我们谈谈闻一多先生和庄子精神。他早年有一篇论庄子，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它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礼赞”。郭沫若同志说，这篇论文“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大约就是新月时代的闻一多的表白”。
从论庄子这篇论文看来，闻一多先生当时服膺的庄子精神，主要的是他的不做官、消极和所谓“超人性”；就是这样，对于闻一多先生主要的也是起了消极作用。后来闻一多先生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革命的战士，这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逼迫，民主革命潮流的冲击，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庄子思想不但没有成为他转变为民主革命战士的积极动力，而且恰恰相反，由于他批判了自己头脑里的一部分庄子思想才完成了这种转变。闻一多先生早年给庄子的赞歌，后来，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说，他就一转而痛骂道家了。他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写道：“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在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时代，很显然，庄子精神在各个时代曾经起过一定限度的积极作用的这个侧面，也只能起极其反动的作用了。社会主义时代，是庄子思想全部、彻底被埋葬的时候了。当然，这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斗争，它会自行消灭的。和彻底消灭阶级一致，这是一个战斗任务。
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中华书局，1961年6月版，第31页。
关锋在批判庄子的时候，也顺便批判一下被认为是与庄子思想相关的“坏诗”——郭小川的《望星空》。他说：“这首坏诗所表达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的世界观和情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望星空的思想，是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主观唯心主义。”
同上书，第301—310页。《望星空》是郭小川创作的一首具有形而上品格的诗作。诗中的“宇宙无限、人生有限”的感慨包含着20世纪50年代已在诗中消失的哲学意蕴，但是，它却被“坚决”地扫灭，而庄子作为文化意识已无法探讨，它被归定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到此为止，对庄子的复杂认识又变得异常简单、异常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