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分析小说出现于文坛的夹缝中之时，原来把文学视为生命现象的左翼作家，也已否定自己的过去，转变过来而强调文学是社会现象，而且非常剧烈地批判个性。其中表现出“赤裸裸的转变”的是郭沫若。他在1924年8月18日作小说《喀尔美萝姑娘》，而在1925年2月25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并编进《塔》的集子时，他已经宣布自己的转变了。在《〈塔〉序引》（作于1925年2月1日）中，他说：“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十字街头，像这样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再没有来顾我的机会了。呵，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里和你告别了！”同年11月29日，他在《文艺论集》的序中进一步宣告，说自己的思想“在最近一两年间，可以说是完全变了”，而这种转变，主要就是发现主张个性的僭妄。他说：
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过于僭妄。
郭沫若：《〈文艺论集〉序》，1925年11月29日。《郭沫若文集》，第10卷第3页。
1926年，他又进一步界定文学的性质，强调文学的社会、阶级性质，他说：
文学是社会上的一种产物，它的生存不能违背社会的基本而生存，它的发展不能违反社会进化而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凡是合乎社会的基本的文学方能有存在的价值，而合乎社会进化的文学方能为活的文学，进步的文学。郭沫若：《革命与文学》，1924年4月13日。《郭沫若文集》，第10卷第314—315页。
而社会又划分为互相对立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因此文学便划分为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革命文学与替压迫阶级说话的反革命文学。在这种观念下，他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早期创造社。他说，创造社从一开始，“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原载《文艺讲座》第1册，1930年4月29日。上海神州国社出版。
创造社的转变，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中最激进的一部分作家的转变。郭沫若自己承认，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转变”，也正是鲁迅所讽刺的“突变”。这种突变预示着作为生命现象的文学日渐式微，而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即将更明显地占据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文学的自然之维便从此逐步消失。
“社会”意念已完全压倒生命意念。这种压倒，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变成完全消亡，连最表层的生命现象——恋爱，也无处安放。于是，出现了没有恋爱的恋爱叙述，小说中即使出现爱情，也是一种“有始无终”的爱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中以《艳阳天》为例做详细说明。《艳阳天》和样板戏只是它们之前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阶级文学发展到极端而已。其实，从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的小说开始，到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人已不再是个体的存在物，而是贴着阶级标签的抽象存在物。每个人物形象，已没有什么具体的个性品格，如果说有，那也只是他被“命名”后——阶级归属确定后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特征，所谓“个性”，也只是阶级特征的具体显现，与个体的内在生命没有关系。不必说与潜意识毫无关系，就是意识部分，也不是个性意识，而是阶级—政治意识形态。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才开始冲破意识形态的重压，重新呼唤生命自然，高高地举起原生命的图腾，把文学重新作为生命现象。高行健、张贤亮、莫言、贾平凹、李锐、王安忆等一批作家，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开始引起社会注意的是张贤亮。他的小说《男人一半是女人》是一个内自然消失的隐喻。一个男性作家在政治的压抑下最终失去了性功能，政治阉割了男人最根本的自然特性，身体的一半变成了女人。这一小说以生命悲剧的形式抗议政治压迫不仅扭曲了人的社会性，而且毁灭了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小说哀伤地期待着生命自然的恢复。如果说张贤亮的呼唤还是微弱的，那么，莫言的呼唤便是高昂的、豪壮的，令人震撼的。他感悟到，中国这一人“种”，经过几十年的压抑，快要被窒息，快要消亡了。唯一的出路是让原始的自然生命来一个爆发，来一次惊天动地的呐喊。因此，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连篇名的意象都是男性的生命象征。在张贤亮的小说里，这一象征枯萎了，消亡了，而在莫言的小说里，这一象征复活了，爆炸了。他的小说是东方的野性呼唤，是生命内自然再生的形象宣言。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自然维度的真正形成。
如果说莫言是热文学，那么，高行健则是冷文学。高行健的小说《灵山》不是莫言式的生命爆炸，而是冷静地描摹生命自然的真实。那些未被政治剥夺的带有原始气息的女子生命，既是温柔的，又是淫荡的。而作者内心中爱与欲望的挣扎则是完全自然的，没有一点假面的遮掩。
在自然之维上努力探索的，还有一个成就突出的作家，这就是贾平凹。贾平凹的近作《怀念狼》，几乎是唯一描写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实验性作品。这里带有自然之维的全部神秘性。而他的描摹内自然的《废都》，则写了中国在没有任何私人生活空间条件下性生活，每次性爱行为都像游击战与突袭，这种揭露中国生命自然无处安生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是很独特的。
选自《罪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