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过程是人化的高级阶段，人类追求诗意栖居便是追求这一诗化的高级过程。内自然的人性化是自然人化的第二内涵。关于这一点，贾宝玉的历程极为典型，他的内自然有一个明显的由情欲上升为情感的过程，即逐步淘汰动物性、把性欲转化为爱情的过程。他在年少时和袭人初试云雨，吃鸳鸯嘴上的胭脂，注视宝钗丰满的胳膊（还妄想能移到黛玉身上）等等，都是性欲的表现。后来这一切都被提升，愈来愈倾心于真情真性。他特别敬爱林黛玉从不劝他走国贼禄鬼之路，这意味着把心灵的相通视为第一要义，也说明文明程度进入更高级的阶段。马克思说人的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性、人的本质，是判断文明的尺度，宝黛的爱情所以感人所以精彩，正是它反映了极高水平的文明程度。
关于“自然的人性化”在《红楼梦》中的呈现，一经点破并不难理解。不过，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审视《红楼梦》，还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有些人物的人性化尤其是充分人性化非常难，例如薛蟠、贾环、贾蓉等，身上的动物性几乎压倒人性。这些人在身体上完成了人的进化，但在心灵上并未完成，也就是说，并未完成从欲到情的人化进程。薛蟠和他的妻妾的关系大体还是自然关系（动物关系）而非“人的本质”关系，他自始至终未能从“滥淫”提升为“意淫”，未能从“滥情人”变成“有情人”。每个人物的人性化程度不同，造成不同的性情性格，也就是个性。
与“自然人性化”相反的命题是“人性自然化”，即人的本性的复归。这又是《红楼梦》的重大精神内涵。庄禅的哲学主题正是人的自然化。庄子发现机器会产生“机心”即会发生人的异化，这是哲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很了不起的对于人性异化的发现。两千多年前此一发现，应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制高点。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发现对色的疯狂追求，包括对功名、财富、权力等的追求，也把人推向人的本真本然之外。
如果说庄子提醒的是人被物役的异化现象，那么，曹雪芹则更为具体地见证了人被功名所役，被财富所役，被权力所役，被书本所役，被道统所役，被科场所役，甚至被自我所役等各种异化现象。贾宝玉的精神正是不为物役的精神，正是守持和回归到生命本真本然的精神。马克思的终极理想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即人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贾宝玉虽没有这种自觉意识，但他的全部行为语言、情感态度和心灵取向都呈现出这种意识。他对科场的轻蔑，对八股文章的鄙视，对仕途经济之路的拒绝，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批判，都是对人性异化的扬弃。他的本色是“通灵宝玉”，进入泥浊世界之后，如何保持玉石的本真成了他人生的第一课题。像贾雨村就回不到自我的本真状态了，而宝玉还回得去，他的“觉”，就是回归生命自然，也就是完成人性的自然化。
贾宝玉把林黛玉引为知己，只敬爱黛玉，他对宝钗虽然也有情感，但缺少敬爱之情，其原因是宝黛都向往人的自然化，而宝钗则把生命交给现存社会的规范与秩序，太儒家理念化，或者说太道统化。一旦道统化，就反自然。因此，宝黛与宝钗的冲突是“人性自然化”与“人性理念化”的冲突。贾宝玉和贾政这对父与子的冲突，也可作如是观。父与子的冲突可解读为人性秩序化与人性自然化的较量。所谓“槛外人”，便是拒绝被各种人为的门槛所束缚、所异化的人。也就是追求“人性自然化”的人。
讲述至此，笔者想强调说，《红楼梦》关于“自然的人性化”与“人性的自然化”的整体思路，乃是一部完整的美学，而且是诗化与故事化的美学。以往的《红楼梦》研究与美学研究尚未充分注意到这一美学宝库。《红楼梦》中有艺术学、诗学，有各种关于诗、关于画、关于音乐的见解，但这是《红楼梦》美学的局部。曹雪芹美学乃是“自然人性化—人性自然化”的通观美学（或称大观美学），是美的发生学与发展学，即对美的产生与本质进行把握的美学。因此，《红楼梦》美学大于《红楼梦》艺术学。曹雪芹的美学观，又是曹雪芹的宇宙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掌握了“自然人性化—人性自然化”的美学思路，便掌握了《红楼梦》的第一哲学要点，除此之外，笔者还想说明，关于自然的人性化与人性的自然化的思想，还可以推及到美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对美国的教育产生巨大影响的美国着名哲学家杜威就接受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辩证法，主张手段与目的的合一，理想与行为的合一（知行合一），人文和自然的合一，即自然应当人文化，人生也应自然化。他的“学校如社会”的思想，正是这种哲学的延伸。我国近代以来，王国维、蔡元培等所提倡的美育代宗教，也并非仅仅是艺术教育，而是“自然人性化—人性自然化”即生命充分人文化、充分人性化的教育。
6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
引用马克思“自然人性化”的学说阐释《红楼梦》，可以言之成理，但是也一定会遭到挑战。首先可能会遭到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者的挑战。在这些存在论者看来，《红楼梦》的主角“石头”，并非自然，它乃是一种先通灵、后人化即先行于自身（贾宝玉）的存在。也就是说，石头乃是已经在世的人先行于自身的灵物。绛珠仙草也可做如此解说。她是黛玉此在先行于自身的存在，在未人化之前就已经灵化。如果说，生命的本真本然是人的本质，那么，存在（石头）已先于本质。因此，把这一先行存在界定为自然是不恰当的。这种挑战，带有极大的思辨性和哲学内涵，而笔者的使命止于感悟，不想陷入这一思辨的深渊，只承认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都可以自圆其说：如果确认真理的开放性，那么，就应确认二者都道破了《红楼梦》的一部分真谛。
放下这一思辨，我想回到海德格尔关于“死亡”这一哲学前提。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里，死既是时间的标界，又是生的参照系，因为有这一未定的必然，才使人对存在意义的把握成为可能。
笔者在《〈红楼梦〉哲学内涵》中认为，曹雪芹思索人生时，有一思路与他去世之后近200年才出现的海德格尔的“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相通，即首先面对一个无可逃遁的必然，这就是人必有一死，正如宴席必有一散，然后再思考如何生。他在小说里揭示，无论身份、地位、权力、财富有多大差别，但最后都要化为风月宝鉴中骷髅的那一面，“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最后的实在是坟墓。能够面对必死这一定律，对人生的安排与设计就完全不同。这种思路与孔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思路相反，在哲学上变成一种对峙的理念。笔者在“哲学内涵”中强调的是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相同的一面，而不同的一面尚未涉足，此时想做点补充。
海德格尔强调的是，存在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充分敞开。他指出，在死神威逼下的时刻，生命最为真实。中国古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是说在死亡面前更能说真话，生命更真实，《红楼梦》中秦可卿、晴雯等在临终时说的那些话的确是最真实的。可以说，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这一点，海德格尔与曹雪芹又是相通的。但是两者却有一种“态度”上的巨大区别，简要地说，海德格尔哲学在死神面前鼓动的是赴死的悲壮，而曹雪芹呈现的则是对死的感伤。据已揭开的历史事实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德国的许多士兵身上都携带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不是因为海德格尔“这个人”当时的政治立场站在希特勒一边，而是海德格尔这种哲学乃是赴死的哲学，即士兵的哲学。这一哲学的中心点是礼赞毁灭、鼓动毁灭、在毁灭中实现存在意义的哲学。而曹雪芹完全不是这样。主人公贾宝玉看到生命一个一个死亡，他也一个一个为之感伤，特别是对于青春生命的死亡，更是悲痛不已。
尽管晴雯、尤三姐、鸳鸯等均有赴死的勇敢，即赴死时全然没有“畏”，但她们也满腔悲愤，而见到她们死亡的大爱者更是悲伤欲绝。柳湘莲为尤三姐之死而从此了断尘缘，贾宝玉为晴雯之死而撰写且歌且哭的《芙蓉女儿诔》，为鸳鸯之死也痛哭一场。面对死亡的痛惜，背后是对生命的极端珍惜。贾宝玉来到人间，一方面看到人间地狱般的黑暗与荒诞，另一方面也看到地狱中的一线光明，这就是青春女儿所展示的至真与至美，他为自己能与她们相守相处而感到无穷的快乐；因此，他在看破功名利禄的同时又珍惜每一天每一刻，喜聚不喜散。无论是诗社的聚会还是平常与恋人、丫鬟、戏子朝朝夕夕的相处，都使他从内心深处感到生活的美，其珍惜之情处处表露出来。《红楼梦》的色空哲学虽看空看破，但阅读之后并不会让我们消沉下去，因为蕴藏于整部小说中的是对生命的珍惜，是对生与爱的眷念。曹雪芹在家道衰落之后，还“十年辛苦不寻常”，呕心沥血地唱出《红楼梦》这部人生的悲剧，缅怀曾与自己相厮相守的诸女子，也是对生与爱的至深眷念。这种眷念，是良知，是情感，而这，正是《红楼梦》写作的动因。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里，读不出“珍惜”，谈不上“眷念”，看不到死亡后的感伤。因此，同样是“未知死，焉知生”的思路，一个是绝情主义哲学，一个则是伤感主义哲学，天差地别。德国近现代哲学，除了海德格尔，其实尼采也是肯定与讴歌毁灭。尼采哲学在“二战”中同样被纳粹所利用。希特勒那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不惜用铁靴践踏无辜花草的“气势”，正是建立在尼采那种绝对权力意志的哲学之上。尼采哲学正是鼓动在尸首与废墟上站立起“超人”形象的哲学。这与中国那种“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哲学方向完全相反。中国儒家哲学重视“生”是世所公认的。
而庄子哲学，虽然有“生死同状”的命题，但也“道是无情却有情”，处处以寻求人生“至乐”的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并不以悲壮赴死为最高境界。《庄子》的源头《道德经》，曾被人视为兵书，以为它与海德格尔相通，然而，这也错了。老子固然也涉及兵事，但其大前提是反战的，它明明写道，“兵者，凶器也”，“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明明主张“胜而不美”，以“丧礼”对待胜利。老子崇尚的是水之至柔，不是火之至刚，强调的不是争，而是不争。不要争，不要战争，不要轻易送死，不要崇拜毁灭，这才是老子《道德经》的主旋律。《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的灵魂完全相通。因此，曹雪芹虽也面对死亡思索人生，但不像海德格尔那样认定唯有在死亡面前，存在才充分敞开；他创造的哲学只有在爱的面前才充分敞开。
7《红楼梦》与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
（二）《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6)